偶见打字员
王侠
座落在西岳华山脚下的西北第二合成药厂厂办的打字员有几个，最终我记得名字的只有张新英，一张活泼开朗的脸，干脆利落的打扮，我常去找她打字，一个是我们宣传部的资料，一个是我写的稿件，后一个有时她略微为难，时常说：最后一次了。但她仍然是一如既往的为我打出来，省了我好多时间去抄写。好在那会儿，都是些小豆腐块，没现在这么多的长篇大论，所以也好打，对于技术娴熟的她不费吹灰之力。前两天，我在西安第三届西部精品消费博览会会上见到了她，当时我还没买什么东西，随手将一袋川贝老陈皮送给了她，虽不贵重，但可化痰止咳，清香四溢。
她有一张活泼开朗的脸，像初春的阳光，不炽烈，却明亮。她的打扮干脆利落，短发，白衬衫，黑裙子，脚上是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走起路来步子轻快，像是踩在节拍上。那时候，厂里的打字室是个比较神秘的地方，一般人也不让随便进出，打字机器哒哒作响，像一台永不停歇的心脏，而她，是那个心脏的节拍器，她是打字室班长。
我常去找她打字。一个是宣传部的资料，一个是我写的稿件。前者是公事，后者是私情。她总是先接过资料，熟练地夹进打字机，手指飞舞，像弹钢琴。等轮到我的稿件，她有时会略微迟疑，嘴角一抿，说：“最后一次了。”但我知道，她不会拒绝。她从来都没真正拒绝过。
那时候的我，写些小豆腐块，几百字，千把字，像是从生活的缝隙里抠出来的碎屑，不值钱，却是我全部的认真。她打得飞快，几乎不假思索。我问她：“你不看看内容？”她笑：“我看了，也看不懂。你写的，太深。”我不好意思地笑，她也笑，笑得像风吹过麦浪，一层一层地荡开。
她打字的时候，我常在旁边看。她的手指修长，骨节分明，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她的眼睛盯着滚筒上的纸，偶尔抬眼看我一眼，又迅速收回。那种专注，像是一位雕刻家在打磨一块玉石。她不说废话，也不问东问西，只是默默地，把我那些稚嫩的文字，一个个敲进纸张里，像把梦敲进现实。
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关于夜班工人的小文，写他们如何在机器的轰鸣中沉默地流汗，如何在凌晨三点走出厂房，抬头看见天上的星星。她打完那篇稿子，忽然说：“你写得真好，看的出来，你的思想伸向远方。”我愣了一下，心跳忽然快了几拍。那一刻，我觉得，她不只是打字员，她是第一个真正读懂我文字的人。
后来我调到别的部门，也离开了她。生活像一条急流，把我冲得越来越远。我前前后后换了许多工作，也换了城市，更换了许多生活的节奏。写作也从“小豆腐块”变成了“长篇大论”，但再也没有人像她那样，一边笑着说“最后一次”，一边把我那些青涩的文字敲进纸里。
直到前两天的西安第三届西部精品消费博览会上，我又见到了她。
那是一个秋日雨后的下午，阳光透过展馆的玻璃顶，洒在一排排展位上。人群熙攘，声音嘈杂。我漫无目的地走着，忽然在一个摊位前，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她站在一个茶叶展位前，低头闻着一包茶叶，神情专注。我走过去，叫了一声：“张新英？”
她抬起头，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也回了一句：“王侠”。那笑容，一如当年，明亮、干净，带着一点点惊讶和一点点羞涩。她的眼角有了细纹，头发也夹杂着几缕银丝，但那份干脆利落的气质，在我眼里，一点没变，依然青春靓丽。
我们站在展位旁，聊了几句。她说她也退休多年，过着平静的日子，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她不再打任何字了，手也早就不如当年灵活。她说这些话时，语气平静，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
我听着，心里却泛起一阵酸楚。那个曾经把文字敲进纸张的姑娘，如今也老了。时间带走了她的青春，也带走了那个打字室里哒哒作响的世界。
我当时还没买什么，随手抓出一袋川贝老陈皮，递给她。说：“这个化痰止咳，清香四溢，适合你。”她接过，笑了笑，说：“你还像以前一样，细心。”
我们道别的时候，她没有回头。我走了几步，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她的背影瘦削，却挺得笔直，像一棵老槐树，在风中站着，站成了一种姿态。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她究竟记得我多少？是否也曾在某个午后，想起那个总拿稿子去打扰她的年轻人？是否也曾对着一张打满字的纸，微微一笑？
我不知道答案。但我知道，她是我写作路上，第一个真正的读者。她用她的方式，把我的文字从纸上敲进了生活，也敲进了我的心里。
人生路上，我们会遇见很多人。有的只是擦肩而过，有的却在你不经意的时候，成为你记忆里最温柔的一部分。张新英，就是那个温柔的一部分。有人说，遇到了就是缘分，缘分中有帮助你的人生的人，她是其中之一！
她不曾写过一篇文章，却用她的手指，为我敲出了最初的文学梦。
她不曾说过什么豪言壮语，却用她的“最后一次”，一次次成全了我的坚持。
她是我偶见的打字员，却是我记忆里最清晰的一页。
愿她安好，愿那袋川贝老陈皮，能带去我未说出口的感谢与祝福。
从而也说明，我不仅仅是写名山大川，也写英雄事迹，更写同事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