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辉成

      二十世纪20年代的济南，胶济与津浦两条铁轨在此交汇，蒸汽机车的汽笛从铁轨的缝隙里挤出来，划破了古城上空的沉寂；火车站周遭，商铺与旅店沿街铺开，来自天南地北的旅客脚步不停。而大明湖畔的垂柳蘸水轻摇，趵突泉的清波汩汩上冒，安详地守着“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老城。就在这样一座新旧缠绕的城市里，瞿秋白与父亲瞿世玮在此的两段鲜为人知的相聚，为他此后的革命生涯添了一笔可贵的底色，也成了济南红色记忆里的高光时刻。

      瞿秋白与济南的缘分，源自他的父亲瞿世玮。瞿家祖籍江苏常州，曾是书香门第，祖上出过翰林，家业一度厚实。可传到瞿世玮这一代，家道早没了往日气象，一步步冷了下来。他自幼泡在传统典籍里，工于诗画，最拿手的是山水，笔下的江南云烟、寒林孤鸦，总带着几分文人画的清寂意趣，偏偏在生计这事上，半点不通。清末民初的乱年月里，瞿世玮在常州、上海等地打转，靠替人作画、题字勉强混口饭，仍撑不起一家人的日子。约在1919年前后，为躲家乡的债务和是非，也为找个能落脚的地方，他拎着简单行囊来济南，在南郊租了间矮平房。那时的济南虽也沾着时局的乱，却比上海、南京多了几分静气，加上物价低，便成了这位潦倒文人的暂歇处。只是这平静底下，藏着卸不掉的穷——瞿世玮的画没几个人要，有时整月卖不出一幅，常得邻里帮衬着才够吃饭。还没到老境，头发已在困顿里白了大半，腰背也慢慢驼下去。

       1920年10月，瞿秋白第一次同济南结下深缘。这时的他，早不是常州老宅里不懂世事的少年——早年丧母的疼、在北京大学旁听哲学时的琢磨、在《新青年》等报刊写稿时的追问，让他对中国社会的积弊与未来的路，有了最初的探寻。这一年，《晨报》决意派记者去苏俄，实地看看十月革命后的社会模样。因瞿秋白既懂俄语，又有思想底子，被选中当特派记者。动身之前，他特意从北京往南走，绕路济南，来跟在此寄居的父亲道别。

     那是一个秋日的午后，瞿秋白穿件半旧蓝布长衫，手里提着从北京捎来的点心，在济南南郊的窄巷里寻到父亲的住处。推开那扇漆皮掉得斑斑点点的木门时，瞿世玮正对着案上素纸发怔，见儿子突然站在门口，先是一愣，跟着慌忙起身，双手不自觉地搓着衣角，话音里裹着颤：“秋白，你咋来了？”父子没顾上多聊，瞿秋白就搀着父亲走出小院——他知道父亲好些日子没正经吃顿饭，特意要带他去大明湖畔的小酒馆坐会儿。

      那时的大明湖，荷花早谢了，只剩下一池残叶在秋风里瑟瑟作响，湖面上铺着一层清冷的月光。湖畔有家叫“荷风轩”的小店，是当地人常去的地儿，木桌木椅上浸着常年累月的油亮，墙上挂着几幅写意山水。掌柜见瞿世玮带个年轻人进来，笑着招呼：“瞿先生，今儿有客啊？”瞿秋白点了父亲爱吃的糖醋鲤鱼、九转大肠，又要了一壶本地的“趵突泉酒”。几杯酒暖了身子，瞿世玮的话慢慢多起来，从家里近况说到自己的画，末了才问儿子为啥要走那么远。瞿秋白轻声解释，说想去“看个新地界”，想弄明白“中国该往哪走”。瞿世玮听不懂“马克思主义”“苏维埃”这些新鲜词，却从儿子眼里瞅见了一股子定劲，挪不开的那种。他没多问，只端起酒杯，轻轻碰了碰儿子的杯沿：“在外头，凡事当心。爹不盼你富贵，就盼你平平安安的。”

       那一夜，父子俩挤在父亲窄小的床上，絮絮叨叨聊到后半夜。瞿秋白给父亲讲北京的学生运动，讲自己读的新书新论；瞿世玮则絮絮忆起教他背诗习画的旧日子，声音渐渐低下去——他怪自己没给子女一个安稳家，更担心儿子走那么远，前路难料。瞿秋白握着父亲冰凉的手，轻声安慰：“爹，等我回来，咱们一家聚齐。”可他心里清楚，这一去，啥时候回来没个准。

       次日天还没亮透，瞿世玮就起来给儿子煮了碗面，又从怀里摸出身边唯一一块还算完好的怀表，塞进瞿秋白手里：“路上用着方便。”瞿秋白推不过，只好收下。父子俩步行到济南火车站，月台上挤满了人，机车的黑烟混着晨雾，在空气里飘着。列车鸣笛动起来时，瞿秋白从车窗探出身，朝站台上的父亲挥手。瞿世玮站在原地，盯着火车慢慢走远，直到看不见影，才用衣袖悄悄擦了擦眼角——他没料到，这一别，再见面要等三年。

       这次济南之别，被瞿秋白细细写进了后来的散文集《饿乡纪程》。书里，他这样记当时的心思：“大明湖的水是凉的，爹的酒是暖的；火车的汽笛催着人走，爹的目光沉得坠心。我揣着这暖意，也带着这份牵挂，走向那片‘饿乡’——不是为自己，是为像爹一样受苦的中国人，找条活路。”《饿乡纪程》是瞿秋白思想转舵的重要见证，而济南这段父子相守的时光，就像他革命起点上的一盏温灯——正是父亲没说出口的理解与牵挂，让他在后来的难路里，多了分扛下去的勇气。

       1923年夏天，瞿秋白又悄悄来到了济南。这时的他，已不只是一名记者，他还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道人。那时的中国，军阀打个不停，白色恐怖裹着到处走，进步人士随时可能被抓。瞿秋白这次来，一来是想父亲，二来也想借济南相对隐蔽的环境，跟当地进步人士搭个线。可济南的局势，比他想的还紧——车站、城门都有军警查问，街上到处贴着“缉拿共党”的布告。

      瞿秋白换了身粗布短褂，装成行商的样子，挨到半夜才轻轻敲父亲的门。这时的瞿世玮已染上肺病，咳个不停，见儿子冒着险来，又心疼又着急：“这年月，你咋还敢来？外头到处是兵，太险了！”瞿秋白没来得及细说，只简单讲了近况，把带来的药和一点钱塞给父亲。父子俩待在一起还不到一个时辰，窗外忽然传来军警巡逻的脚步声，瞿世玮脸色一下子变了，赶紧推着儿子从后窗走。

       那夜的济南，一场瓢泼大雨不期而至，雨点砸得青瓦噼啪作响，像要把这片刻的相聚砸碎。瞿秋白披着父亲的蓑衣，踩着泥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一路躲着军警，匆匆赶到火车站。等他踏上南下列车时，浑身早泡透了，回头看雨中的济南，灯火蒙着层雾，像含着泪似的——他心里清楚，这或许是最后一次见父亲了。这次雨夜一别，果然成了永诀。

       1932年6月18日，瞿世玮在济南走了。临走前，他手里攥着瞿秋白留下的那只怀表，嘴里反复念着“秋白”。因身边没亲人，后事全靠邻人帮衬，草草埋在南郊的野坟里，连块正经墓碑都没有。这时的瞿秋白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时，已经过了一个月——他在狭小的阁楼里，对着父亲的遗像默默掉泪，可局势不允许，连送终都做不到。他在日记里写：“爹走了，我却不能送他最后一程，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这个了。”

       三年后的1935年6月19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牺牲了。面对枪口，他从容地坐在草地上，用俄语轻轻唱着《国际歌》，然后倒了下去，那年他才三十六岁。巧的是，瞿秋白的忌日和父亲瞿世玮的忌日，就差一天——这对活着时聚少离多的父子，最终在“时间”这条河里，以这样让人疼的方式见了面。

       新中国成立后，济南市政府修了瞿世玮的墓地，碑上刻着“瞿世玮之墓”五个字；又在大明湖畔“荷风轩”旧址附近立了石头纪念，刻下1920年瞿秋白跟父亲道别的事。如今，每当有人在大明湖畔散步，读到这段往事，仍会被这份跨了时空的父子情打动——它没有宏大故事的壮阔，却照见了瞿秋白“革命者”之外的软心肠；它不说高远的道理，却用最实在的亲情，说透了“家国之间”最亲的联结。

       瞿秋白与济南的这段往事，不是史册里轰轰烈烈的篇章，却像大明湖的水，温润又绵长。它让我们看见，再坚定的革命者，心里也装着普通人的牵挂；而一座城市的记忆，从不是只藏在山水楼台中，更留在这些带着体温的人情里。今天，济南的红色根脉还在传，瞿秋白和父亲的故事，也成了这座城市宝贵的精神家底，时时提醒我们：追求理想的路上，永远别丢了心里最初的那份温情与牵挂。

作者简介：王辉成，山东泰安东平人，山东省优秀语文教师，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北京中关村网络作家协会、山东省作家协会、山东省散文学会、济南市作家协会会员，齐鲁晚报情报员，“齐鲁壹点”个人号、都市头条、微信公众号《玫城文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