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9月15日，秋风卷着枯黄的落叶，打着旋儿扑在欧阳玉模脸上。他站在郴州地区莲花坪国营农垦场门口，望着那座红砖砌成的水泥牌坊和锈迹斑斑的铁牌。“郴州地区莲花坪国营农垦场”的字迹早已模糊，像极了他此刻晦暗不明的人生前路。

        此前，这位曾担任县委常委的干部，因一场充满争议的“错误”被免去职务，从熟悉的县委大院来到这片荒芜的农场。下车的瞬间，潮湿的泥土气息混杂着枯草味扑面而来，远处几头瘦牛在裸露的草场啃食，景象萧索得超出他的想象。

        玉模提着一个褪色的帆布行李袋，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一摞工作笔记和降压药。袋子的重量很轻，但心里的重量却让他步履沉重。

        场部办公楼是一栋典型的苏式平房，三层楼高却透着压抑。墙皮大块脱落，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块，走廊昏暗得即便白天也要开灯，空气中弥漫着挥之不去的霉味与烟草混合的气息。走廊尽头的场长办公室里，瘦高黝黑的唐孝积正伏案书写，抬头看见欧阳玉模时，语言客气却带着疏离：“欧阳场长吧？欢迎欢迎。”他身后的农场地图上，大片区域被红笔标着“待开垦”，像一道道未愈的伤口。

        简单的见面会结束后，行政科长领着欧阳玉模去宿舍。那是办公楼二楼的最里一间单身宿舍，推开门，一股潮湿的气息直冲鼻腔。十平米的空间里，只有一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一张掉漆的旧桌子和一张黑不溜秋的松木椅子，墙角还挂着几缕蜘蛛网。“场里条件有限，欧阳场长多包涵。”行政科长语气平淡地丢下这句话，又补充道，“食堂开饭时间是早七点、午十二点、晚六点，去晚了可能就没热饭了。”

        安顿好行李，欧阳玉模站在窗前眺望。外面是一望无际的荒芜草场，远处的山丘光秃秃的，连像样的树木都少见。他下意识摸向口袋想拿降压药，却发现水壶还没来得及打水。那一刻，远离家人的孤独与环境的艰苦，像两重山压在他心头。

        初到的几日，“客人”倒成了打破沉寂的契机。上午，县里的朱忠志、雷嗣晶、王来静等老熟人来农场买花生，尴尬之余，几人在唐孝积家吃了中饭（那个时候，各单位上面来领导，一般在领导家里安排开餐，办公室根据情况予以开支报帐）；下午，郴州地区农村部副部长雷纯章、地区农业局叶局长来指导工作，又一起寒喧几句，吃了晚饭。玉模的第一天，就在这种表面的热闹和内心的孤寂中度过了。

        没想到第二天又来客人了，县委组织部徐道逵和彭维普来了，县农行李气德等四人为农场联系水果生产贷款问题也来了，又陪同在唐孝积场长家吃了晚餐。 

        作为农场新任的"单身汉"，欧阳玉模第三天便开始在场部食堂就餐。走进场部食堂，大厅里稀稀拉拉坐了不到二十人，大家都埋头吃饭，偶尔有人抬眼瞥他一下，目光又迅速移开，空气中弥漫着沉默的疏离。饭菜简单得可怜：一荤是几块肥肉炒冬瓜，两素是水煮白菜和凉拌萝卜，一碗清汤几乎看不见油花，味道更是寡淡。他扒着米饭，心里暗下决心：“要是以后分管办公室，这食堂质量必须得改改。”

       “新来的副场长？”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端着碗坐到他对面，声音沙哑。老人自称姓李，1929年出生，小小科长，主管机械修理，脸上的皱纹里藏着岁月的沧桑。欧阳玉模连忙起身握手：“李科长好，我是欧阳玉模。”老李却摆了摆手，语气带着几分感慨：“在这里，副场长换得勤，我老李送走的都有好几个了。”这句话像一根刺，让欧阳玉模瞬间明白，这片土地上的人，早已习惯了迎来送往，也习惯了不对“领导”抱太多期待。

       接下来的日子，欧阳玉模开始用脚步丈量莲花坪。他踩着坑洼的土路，走遍了农场的山山水水，摸清了这里的“家底”：莲花坪农场成立于大跃进时期，设计规模四千三百余亩，包含900亩稻田、1000亩旱土、800亩果木、1000亩荒山和200亩水库山塘，可实际开垦面积还不到一半。六七十年代，全场有几百名职工，大多是下放的知识青年和本地农民，后来知青陆续返城，留下来的人越来越少。近年来效益每况愈下，地区给的补贴仅够发基本工资，很多职工只能靠自留地勉强糊口。他甚至记住了农场的“两极”：大禹岭制高点海拔256.2米，是莲花坪的最高点；场部的水井海拔仅有90米，是全场最低处。这些数据，他都一笔一笔记在随身的笔记本上，也记在了心里。

       10月6日至7日，农场召开国家干部会议，讨论第四季度工作。会上明确了四项任务：计划生育、公房折价到户、回收应收款、完善责任制。根据分工，欧阳玉模主抓“公房折价到户”，这是块出了名的“硬骨头”。此前，场部职工一直免费住公家的房子，连水电费都不交，两届班子都没能啃下来，成了“烫手山芋”。

        “不能再打移交了。”欧阳玉模在会上表态，语气坚定。他不知道的是，这场“攻坚”，只是他在莲花坪诸多挑战的开始。

        深秋的莲花坪，寒意渐浓。欧阳玉模的调研越深入，越觉得农场的问题像一团乱麻。他把发现的问题逐条梳理，最终归结为“四个失控”：资金失控、劳力失控、住房失控、人口失控。而这背后，是更深层的矛盾：场内领导思想不统一，责任心、事业心淡薄；干部为职工着想少，干群关系紧张；农场生活条件差，多数人不安心工作。

        作为分管财务和办公室的副场长，他首先盯上了混乱的账目。会计是个四十出头的大妈，面对他的询问漫不经心：“欧阳场长，很多账都是场领导直接经手，我不太清楚。”几次追问下来，他才明白，农场的财务早已成了“糊涂账”，有些支出连正规票据都没有，全凭领导口头安排。

        更让他不适的是党委会的氛围。农场五名党委委员中，除了场长唐孝积和他，还有副场长朱峻杞、党委副书记李启梓、纪委副书记李友洪。其中李启梓还是他大哥欧阳玉树的同学。可每次开会，都是主要领导一言堂，其他人要么低头沉默，要么机械附和，很少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有一次，他提出整顿财务的建议，唐孝积只是慢条斯理地泡着茶：“玉模同志，你的热情很好，但农场有农场的实际情况，急不得。”软钉子碰得他心里发闷，却又无可奈何。

       然而，农场的经济问题引起了地区的高度重视。地区农村部副部长雷纯章、欧阳清，农业局叶局长多次到农场现场办公、亲自督导。场部成立了清理经济领导小组，李启梓任组长，欧阳玉模任副组长。农场应收款，包含国家干部欠款、农场办企业垫付款、职工欠款、外单位欠款、场外人员欠款、连队移交未摊到个人及其他款，共700386.87元。

       10月初的一天，欧阳玉模决定下分队看看真实情况。他与办公室工作人员一起沿着坑洼的土路往四队走，越往深处走，景象越令人揪心：职工住的还是土坯房，墙皮斑驳，屋顶甚至有几处漏雨的痕迹；孩子们光着脚在泥地里跑，衣服上打满补丁；队长偷偷告诉他，已经三个月没发足工资了，大家全靠在自留地种点蔬菜、养几只鸡鸭度日。“有本事的都走了，没本事的只能在这儿熬。”队长的话里满是无奈。

        回场部的路上，他在荒草丛中发现了一片废弃和半废弃的厂房，有编织袋厂、酱油厂等。生锈的机器被藤蔓缠绕，破碎的窗户像空洞的眼睛，门口的牌子早已褪色掉落。看守厂房的老职工说，这是七十年代建的，当时花了好几十万，可投产不到几年就因技术不过关或其他问题停产了，从此一直荒废在这里。“几十万啊，那时候的几十万能盖多少房子、买多少粮食。”老职工叹息着，欧阳玉模的心也沉了下去。

        当晚，宿舍的灯光亮到深夜。欧阳玉模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这里的条件比想象的艰苦。但农场还有潜力，只是需要找对路子……”写到这里，他却停住了笔。真的能找到出路吗？连他自己都没有把握。窗外，风声呜呜作响，像在诉说这片土地的委屈。

        在这里，他接到过亦师亦友的老领导，原桂阳县委副书记、人大主任杨绍炎，郴州地区农村部的五叔欧阳增凡和远在天津的大哥欧阳玉树的信。感到十分亲切，受益颇多。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欧阳玉模收到了老领导杨绍炎的来信：

        “......有关同志对我说，要我写信做你的工作，先到农场去，安心把农场搞好......玉模同志，你这次的教训是深刻的，应好好总结，但是你是一个共产党员，不能受到挫折，就苦头苦恼，意志衰退就不对了......”“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历史的长期考验。特别是在受到委屈的时候，更要胸怀宽广，意志坚定。”这封信，他反复读了好几遍。

        玉模杨绍炎有多次来信件往来，1987年9月19日的来信说：“关于你提出的调动问题，我前几天专程到地委去找了几位有关人员。由于机会不好，雷纯章同志下乡去了，只找到了黄文耀同志。我把你的情况说了一下。他很同情，同意做工作，把你调离桂阳，另作安排。并说你是一个能干事的人。”

       1986年10月25日，大哥玉树也来信鼓励：“我发现你在思想上还存在一些情绪，这样对工作对身体都没好处，如今的事要认真，但不要太认真，哪里有那么多的真理可说？多少大人物不都如此，何况草民百姓？自古以来，都是好人受气，干的不如看的。想通了这些，就可以自得其乐。关键的问题是要总结经验，吃一堑长一智，学会办事谨慎，不让人有可乘之机。另一方面，要挺起腰板，要有一个男子汉的气魄，干出样子来让人家看。现在只有放眼未来，消极只能走下坡路，从此一滑到底。也不要把过多的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诺言上，此一时彼一时，风云莫测，先安下心来干好，进可攻退可守。“

       他想起场部那个小池塘里的莲花。尽管只有几十株，却在污泥中开得圣洁。每次忙完工作，他都会到池塘边散步，远观莲花不可亵玩，独自思考当作洗心。周敦颐的《爱莲说》常在他心中回响：“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就在他陷入迷茫时，1986年7月10日，亦师亦友的老领导、原桂阳县委副书记、县人大主任杨绍炎专程从宜章县来莲花坪场部看他。见到老首长，欧阳玉模积压多日的情绪终于忍不住了。他说起自己的遭遇：多亏老首长栽培，他曾一度迅速成长，可离开老首长后遭人算计，真是有苦难言。杨绍炎听着，拍了拍他的肩膀：“你的教训是深刻的，但不能受了挫折就意志衰退。你还年轻，只要好好干，做出成绩，前途是光明的。” 

       老领导的鼓励像一剂强心针，让欧阳玉模重新振作起来。他开始利用晚上的时间研究农场档案，从泛黄的资料里寻找莲花坪的优势，必须开拓食品深加工；周末，他步行到附近村庄，向老农请教经验，把听到的、看到的都记在笔记本上。渐渐地，场部职工发现这个新来的副场长“不一样”：他在食堂吃饭总是最后一个走，为的是和大家多聊几句；他宿舍的灯总是亮到深夜；他还经常往各分队跑，有时会帮职工修修农具，有时会蹲在田埂上和老农拉家常。

       11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欧阳玉模在党委会上提出了发展食品深加工的建议。他把调研数据、市场分析一一摆出来，语气恳切：“我们有土地，有劳动力，市场需求大，只要好好干，一定能有收益。”出乎意料的是，工会主席老陈第一个表示支持：“我看可行，总比守着这一亩三分地强。”

       那天傍晚，欧阳玉模站在场部门口，望着远方的夕阳。荒原被染成金色，竟有几分壮美。他想起离开桂阳时，群众自发来送他的场景，心中涌起一股力量。或许，这片被人遗忘的土地，正是他重生的起点。

        1987年开春，莲花坪依然寒冷刺骨。欧阳玉模裹着军大衣，再次站在废弃的矿厂前。脚下的荒草挂着霜花，生锈的机器在寒风中仿佛发出呜咽。可他的眼里，却闪烁着希望的光芒。他从市场调研中发现，锑价从去年底开始持续上涨，现在生产，正是好时机。

        正月初八的党委会上，欧阳玉模将一份厚厚的《锑选厂建设可行性报告》放在桌上。“这是我利用春节假期做的报告。”他的话刚说完，会场一片寂静。唐孝积场长慢条斯理地翻着报告，眉头紧锁：“玉模同志，想法很好。但钱从哪里来？技术从哪里来？万一再失败了怎么办？”

       “资金方面，我联系了中国农行仁义营业所的张丁铅主任，他们愿意支持乡镇企业；技术方面，郴州冶金机械厂的雷英俊总工是我老同学，答应提供技术支持。”欧阳玉模语气坚定。工会主席老陈再次站出来支持他：“我支持欧阳场长！农场再这样下去，职工都要跑光了，总得有人站出来试一试。”最终，党委会勉强通过决议：由欧阳玉模全权负责选矿厂建设，但农场不出资，只提供场地和人力。

        筹款之路充满艰辛。仁义营业所设在二十里外的小镇上，欧阳玉模天不亮就出发，蹬着那辆破自行车在结冰的路上艰难前行。

张丁铅主任是个精干的中年人，听完陈述后沉吟良久：“欧阳场长，不是我不帮忙。农场连年亏损，贷款风险太大。”

       “张主任，”欧阳玉模从包里拿出厚厚一沓资料，“这是市场分析，锑价今年预计上涨30%。只要选矿厂投产，半年就能回本。”

窗外飘起雪花，信用社的挂钟滴答作响。张丁铅最终被说服：“这样，我先批五万试产贷款。见效了再追加。”

        技术攻关更是困难重重。雷英俊见到老同学又惊又喜，但听到要支援选矿厂时面露难色：“玉模，不是我不帮你。你们那设备太老旧，改造难度大。”

        欧阳玉模带着雷英俊实地考察。两人在废弃的厂房里爬上爬下，仔细检查每一台设备。雷英俊最后拍板：“基础还在，能改造。我派个技术小组驻场指导。”

        三月中旬，选矿厂建设正式启动。欧阳玉模吃住在工地，和工人们一起抬设备、清场地。他的高血压又犯了，经常头晕，但口袋里装着药片硬撑着。

        最让欧阳玉模煎熬的，是来自家庭的牵挂。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玉模给农村部长雷纯章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详细诉说了在农场遭遇的误解和排挤，以及家庭的困难：

        “我受委屈来到农场已经度过了两个秋天。常日来，我忍辱负重，安心农场。安分守纪，默默工作，一心想用工作实绩来洗刷这人生的耻辱。愿人们知道，我欧阳玉模，绝不是贪官污吏，绝不是窝囊废，而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血气青年。然而，生活和工作的实际使我感到遗憾，感到灰心……农场地处桂阳是境内，各方面的工作与桂阳交集甚多，这里的干部职工都跟桂阳来往紧密，对桂阳的事情也就十分了解。由于桂阳县干部队伍里的一些人，不正当宣传和处理都是趋于偏见，使我背上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黑锅，说我是受处分来农场劳动改造的。农场的一些干部对我也有看法，他们当然也就不可能听从我的领导，有些职工在我批评他们或处理某些事情时，竟然在群众中破口大骂，其污秽的言词和莫须有的罪名真使人不堪忍受。地区农业局雷局长、李科长都亲耳听见过。为此，我流过不知多少委屈而心酸的眼泪，度过了多少个不眠的夜晚。所以我的精神也就难以振作，工作局面也就无法打开，只能是忍气吞声。近来，听说农场要下放桂阳，心里更加矛盾。果真如此的话，我将不知如何是好……说实话，在农场班子中，我是最年轻的，也还有点劲头，对一些问题，看法还是比较准确，是真正有眼光的干部。队伍还是信任我的，这可能引起了某些同志的不满。特别是今年春天，雷部长您来农场视察时，在食堂里说了“玉模同志，你要挑重担，要唱主角”这句话以后，更引起了某些同志的不安，生怕大权旁落。他们千方百计地钻空子，在领导面前汇我的假报，甚至侮辱我的人格。在职工中宣扬我在桂阳是犯了什么样什么样的错误，受处理来的。企图贬低我的威信，其用心之险恶，手段之卑鄙，真令我担心再吃二次亏。我的家庭确有困难。上有72岁高龄的老父亲，由于体弱多病，生活不能自理，自1983年以来随我生活，以前全凭我照料。自我调离以后，因我只有女孩不便照顾，也就应其自然。我爱人身患癔病多年，每遇到精神刺激或伤寒感冒就发作，县委机关大都知道。她曾经多次在县人民医院住院，而且每次发病都很快很严重，如若抢救不及时，就有生命危险。我来农场后，已经住院两次。去年底一次刚好在小孩未睡之前发病，幸亏我小孩找了周围的同志帮忙，我当晚赶回，她已经在医院抢救。如若发病在夜深人静，无人在身边，那后果就不堪设想。再者，我爱人尚无固定工作，在城南完小做临时工，1.7元一天，加上我的工资人平收入不足20元。加上目前物价上涨，要维持日常生活确实困难。特别是家住县委机关，难免招致别人的奚落和白眼，这些人是我过去批评过不服气或得罪了的，使我的家属和孩子们心灵受到创伤，影响了孩子们的情绪和学习。我的女儿曾经哭着向我哀求：‘爹地，我们另外搬个地方吧，不然我要去学校寄宿。’可我往哪里搬？为了不让孩子的心灵受到折磨，只好再承受更多的生活艰难，让孩子去三中读了寄宿。”     

        但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玉模也没有放弃原则和追求，他在信中写道：“我不追求高官厚禄，更不苛求舒适的环境和优越的工作条件......如果要说我的志趣，我倒愿意重操教育本分，为培养千万四化建设人才，贡献自己的毕生力量。”

        这封信他写了整整一个通宵，泪水几次打湿信纸。但天亮后，他擦干眼泪，又投入到选矿厂的建设中。

        一九八八年五月三日，选矿厂试车。那天，全农场的人都聚集到选矿厂。欧阳玉模站在控制台前，手微微发抖。当他按下启动按钮时，机器发出轰鸣声，传送带缓缓转动起来。

       “出矿了！”工人们的欢呼声响彻厂房。第一斗锑矿石经过破碎、浮选，最终产出了合格的锑精矿。

       雷英俊拍着欧阳玉模的肩膀：“老同学，你创造了奇迹。”

       欧阳玉模望着欢腾的人群，眼角湿润：“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5月8日，选矿厂正式投产。广东合作方的朱桂生厂长握着欧阳玉模的手，满脸笑容：“欧阳场长，跟你合作，我们放心。”

        投产后的第一个月，选矿厂所产的锑精矿，按照当时的市场价，纯利润超过2万元。6月发工资时，职工们第一次领到了全额工资加奖金，大家拿着钱，脸上乐开了花。食堂的饭菜也有了油水，红烧肉、炒鸡蛋成了家常便饭，孩子们穿上了新衣裳，整个农场都焕发出久违的生机。

        锑选厂开工后，场部决定将厂子交给朱俊启和吴树高等人具体负责。可欧阳玉模没有停下脚步，他又在寻找农场新的经济增长点。 

        一个傍晚，欧阳玉模收到妻子桂仙的来信。信中说，孩子们都很想他，大女儿小红的成绩又进步了，小女儿阳蕙已经会认一百多个汉字。随信寄来的还有一张全家福，照片上五个孩子笑得灿烂，桂仙的脸上却带着几分憔悴。他把照片摆在床头，摩挲着孩子们的笑脸。窗外，选矿厂的灯火通明，机器的轰鸣声像是这片土地重新跳动的心脏。这一刻，欧阳玉模感到前所未有的充实，或许人生的价值，不在于位置高低，而在于能否在每片土地上留下奋斗的足迹。

       在人生的路上，玉模被那么多师长、兄弟搀扶，走过了这段艰难的岁月。

        就在郴州地区决定要把莲花坪下放到桂阳县管理的时候，早已淡化出人们视野的“樟市事件”，时隔两年后，1988年5月5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刊订了题为《桂阳县委欢迎群众监督，收到批评建议三千余条》的文章，像一颗冷水滴进了滚油锅，在樟市、在农场，甚至在整个桂阳炸开了。文章没有署名记者和落款，只标有“本报讯”三个字。

整篇文章943字，充分肯定了桂阳1986年整风运功取得的重要成果，但通篇只举了一个例子：“一名原县委常委在任乡党委书记期间，先后超领奖金，私分罚款共900多元，拒不承认错误。县委将他的错误在局级单位党组织中通气，听取意见，转达给他；召开生活会对他进行批评帮助；在县直机关党员大会上进行批评，使他认识了错误，作出检讨，接受了撤销常委职务的处分。”文章只向性十分明确，想凭借最高媒体的公信力再一次给玉模的错误定性。文章发表时隔两年，正值欧阳玉模将要重新安排工作的关键时期。

        5月14日，远在天津的大哥欧阳玉树在这个时候给玉模来了信，表示担忧：“是偶然还是必然？是有针对性的还是顺便带出的？我不了解更多的情况，也说不清楚。但总觉得不是好事，多少会有点影响。”他劝弟弟“也不要太着急，你有血压高的毛病，不要顾虑过多，有了身体才有一切。你才40岁，来日方长。困难时要想到光明，还有更多的机会，谁能预料明天？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再说，一般的老百姓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

        玉模拿着报纸，心里很不平静。看报纸有点无所谓，读大哥的信，却泪流满面。

       所谓“私分罚款”900元里，本身含有差异化发放烤烟收购的奖金、东郊水库建设购买的雨鞋和手电用具、还有为常乐中学代购学生食堂煤炭的暂欠款，而并非是新闻所写的“私分”；主仼、常委职务是“免职”，而并非“撤职”。玉模心里委屈，但也得隐声吞气，只能让时间来评判吧。

        5月8日，郴州地委书记龚杰同志亲自给桂阳县委书记刘学文、县长钟亦京同志写了信，由欧阳玉模带给刘学文同志，当天晚上在刘书记家座谈。恰逢桂阳县正在争创“全国体育先进县”，刘书记动员玉模去县体委工作，发挥工作特长，把这件大事办好。玉模暂时没有表态，既未同意，也未拒绝。

       5月13日，雨。县委刘学文书记带队来农场接受移交工作，前来的还有副县长何良书、县委办主任李纯之、组织部副部长蒋先华、农委副主任雷柏杨等人。桂阳县委书记刘学文告诉玉模，他的工作调动一事，等县委副书记刘广明同志从广东参观回来，就研究确定。

        6月29日，县委副书记刘广明、组织部副部长蒋先华同志来农场找欧阳玉模谈话，通知他去县体委担任主任一职。玉模未明确表态，但表示了三个观点。一是愿意服从组织的安排，共产党员以服从组织为天职。他一贯也是如此对待调动的。二是同意接受桂阳县体委主任这个职务。体育工作他有基础，业务部门有熟人，开展业务有条件，搞好体育工作有决心。三是体委是穷单位，希望县委县政府大力支持。他表示将农场工作扫完尾，争取在7月10日回去就职。刘广明表示同意。并明确指出玉模的工作，作正局级（正科级）安排，经济待遇根据地委精神仍按副处级不变。

        7月6日晚上，玉模和廖国勇同志去刘松才同志家辞行，这是一位桂阳的老组织部长，一位土改出身的老同志，退休在农场，其精神十分可敬。

         农场的移交工作异常顺利。欧阳玉模将两年来的每一项工作都整理得井井有条：选矿厂的生产数据、蔬菜果木种植的试验报告、财务账目明细，甚至连职工的意见建议，都分门别类装订成册。财务科长老王红着眼圈说：“欧阳场长，你是我见过最认真、最真心为职工着想的领导。”

        7月8日清晨，桂仙特意从桂阳县城赶来，为他熨烫了那件深蓝色中山装——这是两年来，他第一次穿得如此正式。“真的能回桂阳了吗？”桂仙替他整理衣领时，手还在微微颤抖。这两年，她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既要打临时工补贴家用，又要承受别人的白眼和议论，吃了太多苦。“这次是真的，地委和县委的调令白纸黑字。”欧阳玉模握住妻子的手，眼眶有些湿润。

        场部为他准备了简朴的欢送会。食堂特意加了几道菜，有红烧肉、炒鸡蛋，还有职工自己种的青菜。唐孝积带头举杯：“欧阳场长在莲花坪的两年，是我们农场变化最大的两年。我代表全场职工，敬你一杯！”职工们纷纷起身，酒杯碰撞的声音，回荡在食堂里。

        最让欧阳玉模动容的是，各分场的职工都自发赶来。锑选厂的工人们送上一面锦旗，上面绣着“心系群众，造福一方”八个大字；种植队的老农们提来一篮子刚收获的黄芪，说这是“给欧阳场长补身体的”；就连当初最不配合的三队队长，也紧紧握着他的手，哽咽着说：“欧阳场长，我们还想跟着你干。”

       下午三点，欧阳玉模抱着装满资料的纸箱，走出场部大楼时，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大楼前站满了职工，从门口一直排到场区大道，大家手里拿着鸡蛋、花生，还有孩子画的画。“欧阳场长，一路顺风！”不知谁先喊了一声，接着鞭炮噼里啪啦响起来。

        司机老蒋开着农场的吉普车送他回桂阳县城。车缓缓驶出农场大门时，欧阳玉模回头望去，夕阳下的莲花坪镀上了一层金色，远处的大禹岭、近处的选矿厂、小池塘里的莲花，都清晰可见。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他的汗水，每一个项目都凝聚着他的心血。“欧阳场长，您看！”老蒋突然指着后方。后视镜里，农场的职工们还站在原地挥手，身影在扬尘中渐渐模糊……

        两年的农场岁月，让他深刻理解了“出淤泥而不染”的真谛。莲花坪这片土地，不仅见证了他的苦难与坚守，更成就了他的蜕变与升华。

        车行渐远，农场的轮廓在暮色中模糊，但那片荷塘的清香，似乎一直萦绕在心头，伴他踏上新的征程。 

      回到桂阳县城家中，五个孩子早已在门口等候。两年了，孩子们都长高了一大截：小红已经是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小兰考上了中专，连最小的阳蕙都能跑着扑进他怀里。“爸爸，这次不走了吧？”阳莉抱着他的腿，仰着小脸问。“不走了，爸爸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们了。”欧阳玉模环视着熟悉又陌生的家，百感交集。

        第二天，欧阳玉模去地委组织部报到，组织部的同志热情接待了他：“玉模同志，你在莲花坪的工作，地委很满意。特别是锑选厂项目，已经成为乡镇企业改革的典型。”

        让他更为惊喜的是，当天下午就接到了老领导彭长鸿的电话。彭长鸿如今已是地委政法委书记，电话里的声音依然洪亮：“玉模，听说你回来了？晚上来家里吃饭，咱们好好聊聊。”彭长鸿家的陈设依然很简朴，饭桌上，他给欧阳玉模倒了一杯酒：“这两年，委屈你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重要的是向前看。”欧阳玉模举杯，一饮而尽。

       回到桂阳，夜深人静时，欧阳玉模坐在书桌前，翻开新的日记本，写下：“1988年7月，归途亦是新途。两年莲花坪岁月，磨砺了意志，丰富了阅历。未来更需努力，不负党，不负群众，不负家人。”

       窗外，桂阳的夏夜静谧美好，南塔岭上的电视差转台顶的灯光闪烁，那是他曾经奋斗的见证。欧阳玉模知道，人生的新篇章已经开启。这一次，他更加清楚自己的方向和价值，无论身处何种岗位，只要心怀初心，脚踏实地，就能在平凡的土地上，种出属于自己的“莲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