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衙门留下的警声

吴天津

     古老的中国，上下五千年，在帝王将相的衙门内，各色官员粉墨登场，上演了一幕幕复杂而又荒诞的闹剧。当今之下，正确认识这些历史真相，对于加强现代文明建设，警惕滥用权力，优化政治生态，具有十分有益的警示和教育意义。

      颠覆人性，衙门内的生死较量。打开通往古代的官府大门，我们可以看到，那里水深莫测、六亲不认、滥杀无辜，斗争十分残酷。亲情、友情、爱情，这些人类最珍贵的情感，被一些官员忘得一干二净，他们用血淋淋的手段，彻底颠覆了人性的底线。汉武帝晚年“巫蛊之祸”中，太子刘据与亲生父亲兵戎相见。武则天为巩固政权、消除威胁，不惜扼杀亲生儿女。唐太宗“玄武门之变”，因皇权继承，兄弟相互残杀，鲜血染红了太极宫的台 阶。《水浒传》中描写的高俅，靠踢球赢得端王赏识，他官至太尉后，逼走王进，陷害林冲，毒死了宋江、卢俊义。南宋宰相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主战将领岳飞，使其含冤而死，留下“天日昭昭”的遗言血书。三国时期，诸葛亮的无奈、魏延的骄横、杨仪的狭隘，都变成五丈原上的寒风，吹落了蜀汉最后的希望。

      利欲熏心，衙门内的暴取豪夺。古代官府的权谋算计，都指向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权力的功利性。苏轼在《策断上》中说，“国用不足，则加赋予民，加赋而不已，则凡暴取豪夺之法。”那时的官员，有的贪得无厌，搜刮民脂民膏，或巧立名目，或横征暴敛。有的平庸敷衍、浑浑噩噩，只顾捞一官半职，不顾百姓疾苦。有的地方贿赂成风，官场往来成了利益交换，下级给上级献珍宝，上级则借此敛财，形成了一条灰色的利益链条。史上最出名的贪官，就是清代和珅，他贪污的财产，估值有8亿至11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15年的财政收入。在那个年代，也有清廉的好官，他们心系百姓、鞭挞腐恶、弘扬正气，敢于同腐败行为作斗争，像赵广汉、魏征、包拯等等。他们刚正不阿，力尽所能，但由于势单力薄，举步维艰，终究难以改变腐败盛行的大气候。

     暗度陈仓，衙门内的虚仁假义。古代官场的虚伪性，不是简单的口是心非，而是一种不露声色的双重德性。旁观者见到他们，同进同出，谈笑风生，哪知平静的水面，还有汹涌的暗流。那些帝王将相，无不深谙“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道，表面倡导仁义道德，背地却干龌龊之事。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时，对功臣嘘寒问暖，转身就为兵权，推出了中央集权制。明成祖朱棣，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发动了靖难之役，篡位后又大肆诛杀建文旧臣。清代嘉庆时期，粉饰太平成为官场的通病，官僚通过虚假奏折，构成“信息茧房”，使皇帝变成睁眼瞎。从孔孟批判的“乡愿”，到刘基讽喻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都见证了虚伪官僚的本质。这种虚伪性，以道德伪装攫取权力，用表面文章掩盖私利，创造了最精妙的表演艺术，那就是古代官场的政治作秀。

      权术传递，衙门内的承前启后。公元前约2070年，禹建夏朝，禹死后，其子继承父位，从此世袭制代替禅让制，“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无论是夏、商、周等朝代的世袭，还是其他王朝的更迭，新的统治者，往往全盘继承前朝的政治遗产，只是换了新的包装而已。汉承秦制，唐沿隋规，表面“改朝换代”，实际上并没有改变权术的阴险。秦朝的“焚书坑儒”，清代的“文字狱”，虽出自不同朝代，他们都延续了统治者控制思想、巩固政权的目的。汉代外戚专权，唐代藩镇联姻，旨在通过血缘与地缘关系，实现权力、爵位、财产的代际传递。这种传承图谱，不仅存在于衙门之内，还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宗族内部的权力斗争，商业行会的利益博弈，甚至家庭内部财产分配，都可以看到权术的影子。中国古代24个主要朝代，权术在变与不变之中，不断复制、异化，形成了挥之不去的政治幽灵。

    回望历史长河，我们看到， 中国这个有着2300多年封建专制的国家，经过漫长的苦难求生、大浪淘沙，人类社会有了长足的发展进步。但封建社会遗留的腐朽思想，还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当下的社会文明。如，重关系轻组织，重人情轻法制，搞团团伙伙、权钱交易等等。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古代衙门内的权谋算计，令人为之叹息，也让人脊背发凉。那些权力背后的诱惑和阴影，一再警示后人，消除官场腐败，必须建立制度完善、运作透明、监督有力的政治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不愧苍天不负民，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大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