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衙门留下的警声
吴天津
古老的中国,上下五千年,在帝王将相的衙门内,各色官员粉墨登场,上演了一幕幕复杂而又荒诞的闹剧。当今之下,正确认识这些历史真相,对于加强现代文明建设,警惕滥用权力,优化政治生态,具有十分有益的警示和教育意义。
颠覆人性,衙门内的生死较量。打开通往古代的官府大门,我们可以看到,那里水深莫测、六亲不认、滥杀无辜,斗争十分残酷。亲情、友情、爱情,这些人类最珍贵的情感,被一些官员忘得一干二净,他们用血淋淋的手段,彻底颠覆了人性的底线。汉武帝晚年“巫蛊之祸”中,太子刘据与亲生父亲兵戎相见。武则天为巩固政权、消除威胁,不惜扼杀亲生儿女。唐太宗“玄武门之变”,因皇权继承,兄弟相互残杀,鲜血染红了太极宫的台 阶。《水浒传》中描写的高俅,靠踢球赢得端王赏识,他官至太尉后,逼走王进,陷害林冲,毒死了宋江、卢俊义。南宋宰相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主战将领岳飞,使其含冤而死,留下“天日昭昭”的遗言血书。三国时期,诸葛亮的无奈、魏延的骄横、杨仪的狭隘,都变成五丈原上的寒风,吹落了蜀汉最后的希望。
利欲熏心,衙门内的暴取豪夺。古代官府的权谋算计,都指向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权力的功利性。苏轼在《策断上》中说,“国用不足,则加赋予民,加赋而不已,则凡暴取豪夺之法。”那时的官员,有的贪得无厌,搜刮民脂民膏,或巧立名目,或横征暴敛。有的平庸敷衍、浑浑噩噩,只顾捞一官半职,不顾百姓疾苦。有的地方贿赂成风,官场往来成了利益交换,下级给上级献珍宝,上级则借此敛财,形成了一条灰色的利益链条。史上最出名的贪官,就是清代和珅,他贪污的财产,估值有8亿至11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15年的财政收入。在那个年代,也有清廉的好官,他们心系百姓、鞭挞腐恶、弘扬正气,敢于同腐败行为作斗争,像赵广汉、魏征、包拯等等。他们刚正不阿,力尽所能,但由于势单力薄,举步维艰,终究难以改变腐败盛行的大气候。
暗度陈仓,衙门内的虚仁假义。古代官场的虚伪性,不是简单的口是心非,而是一种不露声色的双重德性。旁观者见到他们,同进同出,谈笑风生,哪知平静的水面,还有汹涌的暗流。那些帝王将相,无不深谙“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道,表面倡导仁义道德,背地却干龌龊之事。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时,对功臣嘘寒问暖,转身就为兵权,推出了中央集权制。明成祖朱棣,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发动了靖难之役,篡位后又大肆诛杀建文旧臣。清代嘉庆时期,粉饰太平成为官场的通病,官僚通过虚假奏折,构成“信息茧房”,使皇帝变成睁眼瞎。从孔孟批判的“乡愿”,到刘基讽喻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都见证了虚伪官僚的本质。这种虚伪性,以道德伪装攫取权力,用表面文章掩盖私利,创造了最精妙的表演艺术,那就是古代官场的政治作秀。
权术传递,衙门内的承前启后。公元前约2070年,禹建夏朝,禹死后,其子继承父位,从此世袭制代替禅让制,“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无论是夏、商、周等朝代的世袭,还是其他王朝的更迭,新的统治者,往往全盘继承前朝的政治遗产,只是换了新的包装而已。汉承秦制,唐沿隋规,表面“改朝换代”,实际上并没有改变权术的阴险。秦朝的“焚书坑儒”,清代的“文字狱”,虽出自不同朝代,他们都延续了统治者控制思想、巩固政权的目的。汉代外戚专权,唐代藩镇联姻,旨在通过血缘与地缘关系,实现权力、爵位、财产的代际传递。这种传承图谱,不仅存在于衙门之内,还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宗族内部的权力斗争,商业行会的利益博弈,甚至家庭内部财产分配,都可以看到权术的影子。中国古代24个主要朝代,权术在变与不变之中,不断复制、异化,形成了挥之不去的政治幽灵。
回望历史长河,我们看到, 中国这个有着2300多年封建专制的国家,经过漫长的苦难求生、大浪淘沙,人类社会有了长足的发展进步。但封建社会遗留的腐朽思想,还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当下的社会文明。如,重关系轻组织,重人情轻法制,搞团团伙伙、权钱交易等等。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古代衙门内的权谋算计,令人为之叹息,也让人脊背发凉。那些权力背后的诱惑和阴影,一再警示后人,消除官场腐败,必须建立制度完善、运作透明、监督有力的政治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不愧苍天不负民,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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