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我”

蓝弘

 几十年来大脑想的最多的是“我”，口讲得最多的亦是“我”，“我”意何谓？我竟是谁？

 我来之前，此世无我，我本于无。父精母血本属父母之体，并非是我。父母孕育，卵寄母体，卵是我吗？如若是我，我为何不知？院中有石，石不能言：“石之为我。”何为？石不自知，不自知者不足以言我。于母体之中，我不自知，因之不足以言我。

 一声啼叫，呱呱落到世界。母亲知道这个世界从此有了个“我”。虽然此时的我会有一些朦胧的自我意识但仍不知我之存在，不知此世已经有我，此时的我与院中之石何异？均不知有我，此时恐仍不能言我。

 何时自知我的存在，已朦朦无从知晓，自觉的意识随着年轮的增添渐渐清晰。当知世之有我，我就开始与这个世界有了分别。皮囊之外为世，皮囊之内为我。有了探求意识后开始寻我。先是在皮囊之内找我，看到这双分别有五个皮包骨头的肉杈，它们是我的双手，虽属于我，但并非是我。依此类推，我的脚，我的腿，我的肝、脾、肺，我身上能看到和想到的所有器件，均属于我，但不是我。我遍身找寻，未找到我。

 识得有我，缘我有心。心乃我之心，我心是我否？如果我心是我，我手显然不是我心，那么我手是谁？此外，如若我心是我，则需直谓我心为我，为何又谓我心？显然我之心，并非是我。

知我有心，我去找心，却找而不得。是心脏吗？非也！它只是一个血泵，在它的一张下，我身体的血液汩汩地流向它，又在它的一缩下流入身体的各个角落。在它那里，不见我之思，我之想，没思，没想，能谓心吗？显然，心脏非心也！那么心在我脑吗？似乎是，因为脑有思，有想。但似乎又不是。记得我母去世，肝肠寸断，心极悲而揪痛，当时确是心痛，非是头痛。年轻劳动时一手指误被铁锤重压，十指连心，手痛得晕厥过去。由此两事判断，心并不全在脑内。 

有人曰：我的全体即便是我，即我的头，我的手，我的身，我的心，我这个皮囊中的所有构成了这个唯一的我，我就是这些的全体。我今日吸的空气，吃的饮食，属自然之物，进入我的身体，被我消化、溶解、吸收之后，成为了我的内容。我呼的气体，散出的汗液，排泄的污物，原是我之部分，又离开我的体内归于自然。我的细胞时时在产生和死亡，现代生物学证明，人的身体隔一定时间细胞要发生一次完全的更新，从细胞构成上说，更新之后我已全非之前的我。如果我的心也是构成我之内容，我昨日之所想，非今日之所想，此时之所思，已非彼时之所思。那么今日之我，还是昨天之我吗？此时之我，仍是彼时之我吗？因此，我的全部即便是我，于理也不能圆通。

 还不仅于此。我的思想，我的精神，我的事业等等，已经把我从皮囊中拖曳出来，贯通到人类整体的精神文化疆域之中。我意识中思想所用的所有符号是人类的文化符号，我的思想内容，很可能与当代或历史上很多人的思想发生交叉、重叠，甚至雷同。即便我有圣人的智慧，像王阳明一样能够提出一个心学思想，但只要这种思想一经提出，就会汇到人类整体文化思想江海之中，成为人类整体的精神文化内容。人们虽会给这种思想冠以某某思想，以纪念这种思想经我提出，但这种思想到底是世界本身固有的思想，只是上苍借我的口讲了出来，还是无我就无这些思想，这个问题其实在奥古斯丁时代就曾经争论过，到现在仍没有结论。

我从书架上取下《传习录》，翻开上面有句话：“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这句话让我就更找不着北，心分明是在人的身体之内，怎么王阳明又把心和理扯到一起。我索性把书顺手放回书架，心想到找不着心我们先暂且放下，回过头继续寻我。在放进书架的那一刻，看到书架上的放的威廉.詹姆斯著的《心理学原理》，我口中在默读“心理学”，“心理”，我突然似乎明白了古人早就把“心”和“理”连到一起了，要不然怎么会有“心理”这个词？于是我就问自己，我找心的路向是不是错了？王阳明既然说心即理，那么就是说心就不简单是一个脏器，而是一个具有良知和认知的主体，思路开了，我的心也顿时开朗。

我突然想起笛卡尔有句名言：“我思故我在!”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现在正在思想着，这是我现在唯一能感觉到的真实存在，因为我的意识和思维的存在，后面必然有一个思维的主体存在着，这不正是存在的我吗？“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醒悟到：这个正在思考“我”之存在的意识，不正是“我”本身存在的最确凿的证据吗？“我思，故我在”--笛卡尔的命题在此刻变得无比真切。

尽管笛卡尔为我找到了一个确定的答案，但回看前文,那流转的身体、变幻的思绪、融入文化的思想。这个“我”似乎既是他所说的那个坚实的思维基点，又是那无限因缘网络中一个瞬息万变的波纹。于是，“我竟是谁？”这一问题，或许永远没有一个最终的、凝固的答案，而唯有在这不息的追问中，“我”的意义就像棱镜一样闪烁出它的多面的光辉。

2015年12月26日初稿

2025年10月26日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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