撞进骨血里的南墙
2001年的深圳还飘着热烘烘的风,裹着刚毕业的我身上那点没褪干净的学生气,跟着邱志虎往商场里钻。他那时早把生意经念得熟,一边揣着课本考绩点,一边在学校门口倒腾电子产品,是我们眼里“脑子转得比风扇还快”的人。
那天他指着商场角落空置的玻璃柜,说想租来卖眼镜,我盯着柜面映出的自己——二十出头,眼里全是没被磨过的亮,忽然冒了句:“这生意好,我回镇上开一家。”
他当即就劝,声音比平时沉:“先去眼镜店打半年工,摸透了再开。”我哪儿听得进?满脑子都是深圳街头“博士眼镜”的亮堂店面,想着把那柜台、货架、连店员递眼镜的姿势都复制回去,还能成不了?我梗着脖子反驳:“复制还不简单?看两眼就会了。”他盯着我看了会儿,没再争,只说:“你现在听不进劝,我也劝不住你。”后来才懂,那话里裹着的不是无奈,是早看透的疼。
他还是陪我跑了。陪我去广州的眼镜城,在满是镜片反光的巷子里转,请眼镜厂的老师傅吃大排档,师傅说“验光机要天天校”“镜架拿轻不拿重”,我忙着记款式,没往心里去。又陪我去深圳人才大市场招验光师傅,在他朋友那间逼仄的办公室里面试。
师傅说“备货得按季节来”,我姐夫在旁边搭话:“每个款式多拿3副,省得来回跑”,我嫌多,却架不住两人劝,稀里糊涂应了。连店名都是临时凑的——路过天桥见着“博雅”两个字,觉得顺耳,转头让班长何日雄译成英文,一笔一画写在营业执照申请表上,“博雅眼镜行”就这么定了,像个没扎稳根的芽,风一吹就晃。
店开在镇上最热闹的街口,玻璃擦得比深圳的还亮,可日子一长,麻烦全冒出来了。多拿的3副镜架堆在柜台下,过了季就成了旧款,年轻人瞥一眼就走;验光机没按时校,有回给老人验错了度数,人家拿着眼镜来闹,我手忙脚乱赔不是;师傅请假我顶不上,顾客问“这镜片防蓝光吗”,我支支吾吾答不上来。货架上的眼镜越摆越密,来的人却越来越少,我蹲在柜台后,看着玻璃上自己的影子,才想起邱志虎当初的话——哪是复制个店面就行?那些藏在验光、备货、待人里的细碎经验,是得靠日子磨出来的,不是看两眼就能偷来的。
撑了三年,关店那天我把“博雅眼镜行”的牌子摘下来,木头上的漆掉了块,露出里面的白。邱志虎从深圳打来电话,没说“早知道”,只问“接下来打算干啥”,我对着电话嗯了两声,没敢说自己蹲在店门口,把那些卖不出去的镜架装了三大箱,像抱着堆没长熟的果子,又沉又涩。
再后来就到了2015年。我妈和我弟守着“星城五金店”,每天守着巴掌大的柜台,卖些螺丝、电线,赚的钱刚够糊口。我攥着关眼镜店剩下的那点钱,跟他们说“把店交给我”,说“我能赚大钱”。他们瞅着我,眼神跟当年邱志虎看我似的,半信半疑,却还是把钥匙递了过来。
这次我没再急着“复制”。
金时发是镇上最大的厂,我每次送货时,都会揣着笔记本去,不是推销,而是记单子——他们要100个M5螺丝,我记着下次多带20个备着;说“下午要货”,我骑着电动三轮车,中午顶着太阳往厂里送,汗把衬衫浸得透湿也不敢歇;有回他们要特殊型号的电线,镇上没货,我凌晨4点赶去惠州的批发市场,赶在上班前把货送上门。金时发老板见着我总笑:“你这五金店老板,比我们厂里人还上心。”其实哪是上心?是当年眼镜店的疼还在——知道备货不能只图省事,知道服务不是嘴上说,是顾客要啥,你能跑着递到跟前。
慢慢的,金时发的采购全归了我。单子一张接一张来,都是些小零件,利润薄得很,可架不住量多。每月算账的时候,我妈总凑过来看,数着数字笑:“真能赚这么多?”我没说啥,只想起当年关眼镜店时,她没骂我,只默默帮我收拾镜架;想起邱志虎没再劝过我,只陪我跑前跑后。
忽然想起2001年的深圳,邱志虎陪我在眼镜城转完,也是买了杯冰可乐,递过来说“别慌,不行再回来”。那时候我没懂,觉得他小瞧我;现在才明白,那些劝不住的人、拦不住的路,不是非要喊着“别去”,是知道撞南墙的疼,没人能替你受——就像当年验光机验错的度数、堆在柜台下的旧镜架、蹲在店门口掉的眼泪,都是疼,可也都是道理。
这些道理,从来不是听来的。不是邱志虎说“先去打工”时我能懂的,不是姐夫说“多拿3副镜架”时我能记的,是摔过、亏过、熬过夜、红过眼,才慢慢从骨头缝里长出来的。就像现在守着五金店,知道给顾客多带几个螺丝、赶早送一趟货,不是因为聪明,是当年的南墙撞得太疼,疼进了骨血里,才让后来的每一步,都走得稳了点。
也难怪邱志虎当年没再多劝——有些路,得自己走;有些南墙,得自己撞;有些道理,得自己从疼里长出来。而我们这些撞过墙的人,能做的从不是拦着,是递杯热的,说句“难了就回来”——毕竟啊,那些长在骨血里的道理,从来都带着疼,可也带着往后日子里,稳稳的暖。
作者简介:黄文彬,男,1977年生,广东省惠州市陈江镇人。求学期间曾喜欢写作,2001年大学毕业后经营着一家眼镜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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