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都市的喧嚣里，从那屋跑到这屋，从椅子上跳到桌子上，“锤子、剪子、布……”
或者：一个刚刚出生不久的婴儿正被命名。他（她）的父母正从几个名字之中为他（她）选定了一个。
都可能。都是可能的：一个老人在看报，看见一条消息，看见一个似乎熟悉的名字，报纸在手里簇簇地抖，再看一遍，猜疑那是他少年时的朋友。
少女，在寝室里化妆。第一次化妆，掌握不好唇膏的用量。尤其是腕上的一只小巧的表在催促她，更让她发慌。
少年在沙发上作梦。梦中第一次有了男人的体验，在挺不起眼的那张沙发上没想到作了那样一场好梦。
都是可能的。
也可能没人，并没有人。一间空屋，偶尔讲述老鼠的故事。
也可能门开了，主人重归故里，在门前伫望，孤身一人或结伴还乡。屋中的一切都没有变，很陌生，但又熟悉。轻轻拈一下镜面上的尘灰，自己的面容也是又熟悉又陌生。“这儿？”“对，就这儿。”
也可能是破裂，分道扬镳。男人走了，或者女人走了。门关上。四壁和门窗之间，男人或者女人，独自留在那儿。
什么都可能，但只是一种。
女跳水者转体两周翻腾三周半，降落，降落，降落，屋顶呀阳光呀窗口呀那背景像一张卡片从上方被抽走。又换上一张：湛蓝的水面撞开浪花。又换上一张：女跳水者像一只渔鹰扎向水底，身后搅起丰富的气泡。女跳水者从池底浮升、浮升、浮升，这一回卡片从下面被抽走。再换上一张：女跳水者爬上岸，向观众鞠躬，转身走过一道玻璃门，走过一道道玻璃门，很多从未见过（而且从此以后再不会见到）的面孔转向她、注视她，她穿过人群走进摄像机追拍不到的地方。很可能，她将就此永远在我的世界里消失。从理论上讲，她存在于别处。从理论上讲，还会有一些星球上有空气，有氧和氢，有水，有生命。从理论上讲，宇宙中应该有一些黑洞。从理论上讲，在我出生之前这个世界已经存在亿万年，在我死亡之后这个世界还要存在亿万年。从实际讲，理论是逻辑体操不过是逻辑体操。
日子总在过去，成为一张张作废的卡片。失恋，是一团烟雨，心灵的一道陌生又熟悉的布景。
如果那山峦一样的房屋也是一道巨大的布景，那些窗口实际是一道布景上的一块块油彩，情况又有什么不同？是，或者不是，有什么不同呢对逻辑体操来说？那布景上的油彩抑或那楼壁上的窗口，对凝望来说以及对猜想来说有什么不同呢？对它们的猜想并不为过，并不见得比以往更愚蠢。
雨停了，走出房间，走到楼下，走出楼门。
楼群之中，月色降临。
楼很高，看不见月亮在哪儿，从高楼的影子判断月亮的存在。又是逻辑。从一面面楼墙上那光辉的宁静、均匀与辽阔判断，从影子的角度之一致上判断，月在东天。
因而舞台设计者掌握一些技术（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人的视觉上造成（模仿）同样的效果，惟妙惟肖。舞台设计者并不出面，导演、美工、灯光师和音响师（上帝，造物主）并不出面。逻辑出面。
人都藏在哪儿？从理论上讲有千百万人，正共度这雨后凉爽的月夜。树丛中有虫鸣，不只一处，此起彼落。偶尔的人语。间断的顽童的笑闹，笑声朗朗……人都在哪儿？在哪儿，在干什么？婴儿啼哭。远处建筑工地上的哨子。什么地方一声急刹车，司机必是吓了一跳，有人嚷，嚷了好一会儿，渐渐安静下来。时隐时现地有一把萨克斯吹着，有一条沙哑的嗓子唱着，唱着远方或者唱着从前……为什么不相信这是录音师的作为呢？为什么这一切肯定不是导演、美工、灯光师和音响师的作为呢？
因为没有一排排椅子，没有帷幕，不见舞台。因为，伸出手就可以摸到路边的丁香和月季的枝叶，手指上获得凉凉的被称为夜露的东西所传达的概念。逻辑出面：这不是戏剧，这是真实的日子。逻辑出面：不是夜露，那还是白天的雨。逻辑继续出面：那封信或者那个电话，是真的。
是真的。因而是真的有千百万人正共度这雨后凉爽的月夜。
但真的，是指什么？“真的”二字，说的是什么？
一大片厚厚的乌云涌来，遮住了月亮。有一种观点，说“你到月亮的时候，月亮就不存在”。这似乎不合逻辑。那是因为你看见过它，人类早已发现了月亮，因而当它隐藏进乌云之时，逻辑告诉你它依然存在。它在乌云后面一如刚才，一如它平素的明朗、安详、盈亏反复在离我们363000至406000公里的地方走着它从古到今的路。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它呢？如果人类从未发现它呢我们怎么说？我们就会说它不存在。在人类发现冥王星之前，太阳系只有八颗行星，不存在第九颗。现在如果有人说太阳系有十颗行星，你就会告诉他说“错了先生，只有九颗，没有第十颗，”现在，不存在太阳系的第十颗行星，正如1930年以前不存在冥王星。那么我们通常所说的“不存在”是指什么？是指“未发现”而已。因而未发现的，即是不存在的（否则，便无“不存在”可言），这道理其实多么简单。复杂的问题是：那个藏进乌云的月亮，真的是一如既往么？（失恋中的你和热恋着的你是同一个人么？）不，记忆中的那个月亮与藏在乌云中的那个月亮并不是同一个月亮，它已经变化，原来的那个已经死去，新生的这一个未被发现。更为复杂的问题是：什么是发现？仅仅是看到？是听说？是逻辑和猜想？那么，什么是幻景呢？
再伸手到高处，摸摸夜合欢的叶子吧，摸摸它的树干，摸摸它的枝杈。叶子合拢着，枝干都是坚实的。那是真的。最能证明真实的是触觉（现代人有能力制造乱真的假象，立体音响，立体电影，还有全息摄影等等。全息摄影是真正的幻景，你能够穿过一堵墙，穿过一棵树或一个人；比如说你能够看到一张床真真确确近在咫尺但你不能摸到它，如果你扑向它你就会穿过它像个傻瓜一样扑倒在冰冷的地上如梦方醒。现代的科学技术能够做到这一点。）无它法，唯一能够证明那不是布景不是幻景的，是触觉。也许就是人们渴望接触，渴望亲吻、肌肤相依、抚摸、和渴望做爱的原因吧？渴望证明：那不是幻景，那是真的。
对面七层楼上的一个窗口，因而也能被证明是真的吗？
那窗口通宵通宵地亮着灯，一直这样，夜夜如此。夜里，醒了，就看见它亮着。零点、零点四十三、一点一刻、一点五十四，醒来就看见它亮着。三点，月光已经转移，那窗口还亮着。在干吗？夜夜如此，通宵达旦，不大像是做爱。
做爱，这个词很好。那意思是：并非一定为了繁殖。
最能证明真实的是触觉，是起伏和陷落的肌肤，是有弹性有温度甚至某一处有着疤痕的肌肤，是肌肤下滑动的骨尖儿，是呼吸，一刻不停如暴风般吹拂的呼吸，是茂密泼洒、柔软或挺拔的毛发，是热热的泪水是跟着睫毛的眨动而滴落而破碎的泪珠，是身体全部地袒露、赐予、贴紧、颤抖……那才能表明另一个灵魂的确凿，呼唤和诉说的确凿，不是布景不是幻景。不因为别的因为其它都可以模仿。
天光大亮忽然七点。那窗口和其它窗口一样，在明媚的朝阳里不露声色。灯光不知什么时候熄灭的。
看来，昨夜里有一个人死了。早晨，楼群中的小路上停着一辆蒙了黑纱的汽车。从一个楼门里出来七八个人左臂都戴着黑纱，楼门前站着四五个人左臂都戴着黑纱，那汽车里还坐着几个人左臂也都戴了黑纱。就是说，有一个男人死了。有个小伙子左臂戴着黑纱，黑纱上缀了一个小红布球。所以肯定，那楼里的一个老年男人死了。
昨夜，有很多人死了。现在也一样，有很多人正在死去。过一会儿也一样，有很多人将要死去。
两个左臂戴着黑纱的人把一只花圈送上汽车，花圈的一条缎带上写着：金水先生千古。这个叫金水的男人，从出生，到恋爱，到失恋，到结婚，到快乐和到哭泣，到死，都在别处。直到他死了我才知道他，知道他曾经存在。我也许见过他，在市场上，在公共汽车上，在路上，在街头，在剧场里或者在舞台上，我也许见过他。我见过很多人，其中可能有他。我见过的人里，有些已经死了，有些还活着但不知活得怎样活在何方。
我很想现在去看看这位死者，这位名叫金水的人。但这是不合逻辑不合情理的，那些左臂上戴了黑纱的人会问我：“你是谁？你是他的什么人？和他有什么关系？”我说：“因为我也是一个人，我曾出生、恋爱、失恋、快乐和哭泣，有一天也会死。”但那样的话他们会把我当成一个疯子把我赶走，或者喊警察来把我送去疯人院。
我问自己：我敢不敢被人当成一个疯子？我回答自己：不。我见过疯人院，见过疯人院里的疯子，一群男人坐在太阳底下一动不动一声不响看着自己的手指或看着很远很远的天空，一个女人旁若无人脱得一丝不挂一刻不停地跟自己说话……
我走出楼群时才想起我为什么要离开家——我想去找到那座跳台，对，昨天举行过跳水比赛的那座游泳场里的那座跳台。我不是要去找那个女跳水者（当然如果她还在那儿我愿意顺便看看她），我是要找那跳台背景中的那座大屋顶的楼房，找最上一层正中间的那个窗口，我要找到当时摄影机所在的那个位置，从那个角度看看那座楼房和那个窗口的方位。我想确定一下那背景不是布景不是幻景而是真实地存在，我想到那座楼里去看看，可能的话也许我就敲敲最上一层正中间的那个门，证实在我认为其中必有一个故事的时候，里面果真有一个故事。我不把自己当疯子就行了。我不把这想法对别人说，而我自己又不把自己当疯子。我只是想证实我多年来的一种猜想，解除我多年来的一种疑虑。
这样的话我就应该先去电视台是吧？先去问问，昨天举行跳水比赛的那座游泳馆在哪儿？是哪个城市？出了楼群，路面渐渐降低，因而可以看出很远去。上班的人流浩浩荡荡行色匆匆。昨夜他们都在哪儿呢，现在都钻出来了？那把萨克斯是谁吹的那沙哑的歌喉是谁的（“远方呵……在从前……”）？
在车站上我问一个老头：“去电视台，怎么坐车？”老头说：“电视台在哪儿？”我摇摇头说不知道。另一个等车的人告诉我：“电视台吗？在太平桥。不能坐这趟车，你得到前边去坐3路，换7路再换9路。”那个老头拿出地图给我看（他做得对，这城市太大了而且日新月异，出门应该带上地图），食指在图面上走：“看，这儿，3路，这儿，这儿7路，9路呢？……”那食指看上去十分真实，皱纹一圈圈缠绕在上面，内侧被烟熏得焦黄，“9，看这是不是9路？”那食指继续擦着图面走，投下无可质疑的影子，“看，看，看，哦太平桥！”指尖在某一平方厘米的图面上戳点，哗哗地把纸戳得直响，“就这儿，到那儿再打听吧。”“谢谢，谢谢您。”“谢什么？甭谢。”老头又点上一支烟。
我站在那儿半天没动。太平桥，是我出生的地方。那儿的一条小巷里有一家不大但是很老的医院，我记得它有高高的拱门，青砖墙上爬满枝藤，院子里有几棵老槐树，三层的小楼，楼道里昏昏暗暗永远开着灯，楼梯是木制的，很窄很陡，踏上去发出嗵嗵的响声。将近三十年前我就落生在那儿。奶奶曾指着老槐树下的一个窗口对我说，“看，就是这儿，就这里面，你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出生的。”“您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那时我就站在这棵树下等着你，听着，听你是不是来了。”“然后呢？”“然后你就来了，哇地一声，你就来了。”“从哪儿来的？”奶奶笑笑：“你不知道吗？”我摇摇头。“那，谁还能知道？”
“怎么还不去呀，小伙子？”那老头说，幸福地抽着烟。
“谢谢您啦。”
“快去吧错不了，这地图才买的。”
电视台的一个中年妇女说，昨天没有转播体育比赛。
“跳水，”我说，“跳台跳水。”
她问：“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那场比赛是在哪儿进行的。就是说，是哪个城市的哪个游泳场？”
“你要知道这个干吗？公安局的吗？”
“不不。嗯……是这样，噢对了，我从那场实况转播的画面上认出了一个人，我的一个老朋友，失散多年的老朋友。”
“那，你找到那个游泳场就能找到他吗？比赛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说得有理。我稍微想了一下：“哦，是这样，我见他和一个女跳水者在一起，那个女跳水者想必应该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什么，女跳水者？你是说一个女运动员是吗？”
“对，对对，女运动员，我想……”
“我看你不如到体委去打听，游泳场的人也未必知道她们都住在哪儿呀？”
这话更有道理。但是我想知道的只是那个游泳场在哪儿，在哪个城市，从某个角度是不是真的可以看到那座大屋顶的楼房，和它的最上面的一排窗口。也许就再跑一趟体委？
这时过来一个年轻小伙子：“什么事？”
“他问昨天转播的那场跳水比赛是在哪儿举行的。”
“昨天？”
“对，”我赶忙说，“昨天，昨天下午。”
“下雨的时候？”
“对对对，雨还没停，差不多三点，要不四点。”
“噢，那不是实况转播，是录像，重播。”
“在哪儿？请问，是在哪个城市？”
“你现在在哪个城市？对，就这儿。你问这个干吗？”
“他在电视里看见了一个失散多年的朋友，”那个中年妇女显出同情的样子，“我说他不如到体委去问问。”
“在哪个游泳场？”
“你问体委？”
“他没问体委。是我让他不如到体委问问。”
“怎么这么乱。那个游泳场是吗？就那么一个游泳场。露天的，有看台，对不对？就那么一个。”
我谢过他们。
离那家小医院已经很近了，我想先去看看它，看看我的出生地。
很久没来这儿了。太平桥是两条横竖交叉的大街（并没有桥，据说很久以前是有的），从前很冷清，现在很热闹。若非很多商店的标牌上都写着太平桥（“太平桥副食品商场”“太平桥商业大厦”“太平桥饭店”“XX综合开发总公司太平桥分公司”等等），我会以为自己是在另一座城市的随便哪一条繁华的街道上。街上的人几乎是排着队走，像是游行，当然并不喊口号。只有警察一个人喊：“嘿，你干吗呢你？对，就是你！甭看别人，说的就是你！”但至少有好几十人都左顾右盼地看别人。阳光漂浮在人群上，跳动在形形色色的头上、背上和汗上。我先后踩掉了两个人的鞋，一个是布鞋，一个是凉鞋，布鞋冲我嚷“你瞎啦是怎的”，凉鞋却对我说“哟，对不起”，仿佛是布鞋和凉鞋之间的事与我无关。随后我遭了报应，一只漂亮的白色高跟鞋踩了我的凉鞋，钉子一样的高跟险些钉进了我的脚背，在我尚未想好是说“你瞎啦”还是说“对不起”的当儿，我听见那高跟鞋“咯咯咯”地一路笑着藏进了人群。我在一只果皮箱上靠着揉脚，唯一的想法是：那漂亮的白色高跟鞋是真的（这么硬这么尖锐），昨夜的月光曾照耀它，它并拢着摆在一张床下静静地等待，几十或十几个小时之后它出了门，咯咯咯地下了台阶，咯咯咯咯，很漂亮地走了很远的路来踩到了我。
在两座装饰华丽的餐馆之间找到了那条小巷。小巷里也比过去喧闹。从前在这个时间（上午十点多）它总是非常非常安静，很少行人，阳光在它的地上，在它的墙上、屋檐上，在它非常非常安静的风里。阳光中有我的哭声和奶奶的哄劝声——“不哭啦不哭啦，不哭，不，不打针，光是让大夫瞧瞧，瞧瞧我们是不是已经好了，要是好了我们就再也不来啦！”小巷几乎没变什么样子，但那哭声和哄劝声已经消失。那时我总生病，奶奶抱着我或拎着我，常在这小巷里走，走去又走来；作为挨一针的酬劳，奶奶在一个小摊上给我买两支棒棒糖。那祖孙俩哪儿去了呢？不存在了吗？太阳曾经照耀着那祖孙俩，因而你能看见他们。阳光投在他们身上反射过来，他们的影像反射到你眼睛里（视网膜上），因而你看见了他们（发现了他们），因而他们存在（就像月亮）。然后，那影像以每秒钟30万公里的速度飞离，飞向无边的太空，他们便不见了，他们便不存在了。可是不，不，那影像还在（否则我们怎么能看到星星呢），实际上他们只是离开了，以每秒钟30万公里的速度离开了。存在于离我们二十多光年的地方。设若我能到那儿去（从理论上讲），并且有一架倍数足够大的望远镜，二十多年前的那情景（那影像）就又能反射到我眼睛里（映在我的视网膜上），那祖孙俩就依然存在，依然在小巷中走着，我就又能看见奶奶了，像我当年隔着一米的距离看她一样，又能看见她把两支棒棒糖递到我手里了。是的是的，太阳其实是十分钟前的太阳，星星其实是许多年前的星星，一米的距离和二十多光年的距离是一样的，对凝望而言是一样的。就凝望而言，一米和两米有什么不同？一米和一公里（加上望远镜）有什么不同？一米和二十多光年（加上天文望远镜）有什么不同呢？唯一的不同是：隔着二十多光年我不能一伸手就摸到奶奶，不能一张开双臂就扑进她的怀里了。因而一种叫作真实，一种形同幻景。最后判定真实的，是触觉。（宇宙飞船就是因此而出发的吧？去触摸月亮和星星。）那么我们不能触到的东西我们怎么能够最后判定它们是真的呢？
我不认为我是疯子，但有可能是个傻瓜，全世界第一傻。
那家小医院还在，但那座三层的小楼已无影无踪，代之以一座雪白耀眼的五层新楼。那几棵老槐树也还在。奶奶的声音（画外音）：“看，就是这儿，就在这里面，你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出生的。”我找到了那棵老槐树和离它最近的那个窗口，但那儿已经不是产房，也不是诊室了，那儿出售鲜花。
我走上楼，找到产科，在一群年轻的（紧张又兴奋的）准父亲之中坐了一会儿。一个准父亲问我：“怎么样，还正常吧？”我吓了一跳，以为他是在说我（“你精神还正常吧？”），我赶紧说：“还行。你呢，男孩儿还是女孩儿？”所有的准父亲都看我（天哪，他们等的就是这个），我赶忙改口：“我是说您希望是个男孩儿还是……？”这时候护士出来喊了一个名字（想必是里面那位刚刚转正的母亲的名字），对一位慌慌地起立的马上就要转正的父亲说：“你的，儿子！”（奶奶当年就是这样听说我来了的吧——“您的，孙子！”）我很想等着看看那个孩子，想真诚地吻他一下，但是我知道这儿很方便说不定会马上把我拉到一个地方给我一针镇静剂。
我下了楼，在那鲜花店里买了一束玫瑰。
“白的还是红的？”
“都要。”我把它放在奶奶曾站在那儿等我来的那棵老槐树下，献给我的出生地。一个幼稚的童声（画外音）：“我是从哪儿来的？”奶奶的声音（画外音）：“你自己也不知道吗？那，谁还能知道？”
游泳场里有几个少女在训练，一个漂亮的女教练坐在看台上不断地朝少女们喊。
我爬到看台的最高处，绕着看台走了两圈。十米跳台的背景中，炽烈的阳光飞扬得到处都是，红色的屋顶上，桔黄色和白色的楼墙上，树上，花花绿绿的遮阳棚上，各种颜色都被点燃了似地烁烁刺目。一排排一摞摞密密麻麻的窗口张开在那儿一动不动忧喜不惊。但，还有什么理由怀疑那是布景呢？除非我是疯子（精神病患者）。那座高架铁路桥帮了我的忙，以它作为一个标度，我终于找到了那个角度。这时候没有列车开过。少女们一个个走上跳台，每一步送掉一段光阴。我的目光与她们的腿和那座铁路桥排成一条直线（三点呈一线像射击那样，我开过枪，真枪），然后从她们额头的背景中找那座大屋顶的楼房。
一个清洁工老大妈走过来：“你是哪儿的？”
我指指下面漂亮的女教练，又指指自己的胸脯：“朋友。”
“你这是？”
“呵，您看，”我指着远处那座大屋顶的楼房问，“那儿是哪儿？”
“嗬，你这一指半拉城，到底是哪儿呀？”
“在那个小姑娘脑门儿后面，最远的那座楼房。最远的，对，在它后面再看不到别的房子了，在它上面是一线蓝天，对，很远很小，但能看出那是一座大屋顶的楼房。屋顶是红色的，看见了吗？看不到它总共有几层，只能看见大屋顶下面的第一排窗口，再往下就被它前面的房子挡住了。那排窗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对，九个窗口，看清了吗？不要管它多少个窗口了吧……对，对对，它左边是一座更大的楼房，右边不远有一根不算太高的烟囱。”
“那谁说得准？总归是城西，偏北。问这干吗？”
“嗯……我的一个朋友就住在那儿。”
“你的朋友可不算少。”老大妈划动着帚把走开。她心里肯定有一句话没说出来——“半疯儿！”
我走下看台，站在漂亮的女教练背后看女孩子们跳水。坦白说，我的目光更多地是在漂亮的女教练身上。她穿着泳装。她真是漂亮，也纤秀，又丰满，被阳光晒成褐色的背上有一颗黑痦子。
她发觉了我，扭转头来问：“你，有事吗？”
“不，看看，我喜欢跳水。”
“你是哪儿的？”（画外音：“我是从哪儿来的？”“你也不知道吗？那谁还能知道？”）
我指指远处那位清洁工老大妈，又指指自己的胸口说：“朋友。”
漂亮的女教练扭转头去，看样子对我以及对那位清洁工老大妈都很不满。
少女们一个个往下跳。展臂，曲体，起跳，转体两周翻腾三周半，入水。“好极了！”漂亮的女教练喊，站起来又坐回去，泳装的边缝里闪出一缕动人的雪白，那是太阳照不到的领域。我离她只有一米，从理论上讲我一伸手就能摸到她，就可以感到她的起伏和陷落，感到她的弹性和温度，证明那美丽肌肤的真实，证明那是一个确凿的灵魂。但必然的逻辑是：她马上会喊起来，要不了多久我就以流氓的身份在公安局的某张桌子上签名画押了。不敢和不能和不可能，完全等效。所以一米的距离与二十多光年的距离没什么两样（我不能一伸手就摸到星星，以及我不敢一伸手就摸到这个漂亮的女教练）。
我走出游泳场的时候，清洁工老大妈和漂亮的女教练在一起。
我远远地听她们说，“他不是你的朋友吗？”“怎么成了我的，他说是你的呀？”“哟，那他到底是哪儿来的是什么人？”
我朝城西走，稍稍偏北的方向。迎着夕阳，朝那座大屋顶的楼房走，以它左边的那座更高更大的楼房和它右边不远处的那根烟囱为标志。那窗口看来是真的，但它真的是真的么？里面果真有一个故事么？太阳正在那根大烟囱顶上，差不多五点多钟。
太阳掉到那烟囱右面半腰上时，路面渐渐升高、爬坡。我没乘车，怕错了方向。下班的人流像是游行归来，队伍有些疲惫，或者是有些松懈，骑车的和走路的头上都是汗，但对不久就要到来的夜晚抱着期望。没人能想到我这是要去哪儿，我敢说没有谁能想到这人流中有一个看样子挺正常的家伙是要去证实某一个窗口的确凿，证实这里面确凿有一个故事。我也不知道别人都是要到哪儿去，总之等到天完全黑了的时候，等到午夜，大家就都不见了，都不知道藏到什么地方去了。那时就只有逻辑出面：他们在那一排排一摞摞的窗口里面，在床上，做爱，或作梦。我注视着迎面而来以及背身而往的一张张脸和一个个头，不同的表情和不同的姿势，那里面有不同的故事。每一个人就像每一个窗口，里面肯定有一个故事，不知道是什么，但肯定有。肯定，毫无疑问。就是说，街上走着很多故事。我只知道我自己的故事（其中一个片段是，昨天，当这世界上的某一滴雨敲响某一片树叶的时候，失恋不期而至）。我很想随便抓过一个人来，听听他（她）的故事，握住他（她）的手感觉到他（她）的真实并且听听他（她）的故事。我也很想随便抓过一个人来向他（她）说说我的故事，甚至握住他（她）的手甚至张开双臂扑在他（她）怀里感觉到他（她）是真的，感到他（她）真的在听我的故事。可我既不敢被人叫作疯子，又不敢被人称为流氓。所以，我与别人与所有的别人的距离，应以光年计算。把各自的阳光反射到对方的视网膜上，但中间隔着若干光年。
道路渐渐地有些熟悉。楼群中的小路旁，丁香早已无花，月季开得正旺，夜合欢的叶子正合并起来。我或者是疯子，或者是全世界第一傻（失恋者总归是这样吧），直到走到那座大屋顶的楼房前我还没认出这其实是我的家。
直到我爬上楼我还没认出其实这是我的家。
直到我（一二三四五）找到中间的那个门时还没认出其实这是我的家。
我敲敲门，没人应。我想一个敲错门的客人不应该被认为是疯子或者流氓。再敲一敲，还是没人应。
过来一个人问我：“怎么着哥们儿，钥匙丢啦？”
这样我才恍然大悟，这就是我的家。
我站在门旁向屋里看了一会儿，仿佛重归故里（是孤身一人不是结伴还乡，因为那滴雨敲响了那片叶子）。屋里和我离开时一样：一张床，一张书桌，两只书柜，一只小衣柜，小衣柜上有一台电视，书桌上有一束花，红色和白色的玫瑰在我离开的时候绽开了一朵（扑啦一下猝不及防肯定是那样）。
我在桌前坐下，想，那场跳水比赛是在哪一天进行的呢？那时这个窗口里正有一个什么故事呢？总之，那时，这个窗口里，失恋尚未到达，那时失恋正途经别人尚未到达我。坐了一会儿，但月光从窗外照进来照耀着桌上那束花，所以（逻辑告诉我）实际上我已经在那儿枯坐了很久。远处那把萨克斯又吹响了，沙哑的歌喉唱着远方唱着从前。我抚摸那束花，红色的和白色的玫瑰，我能够抚摸它，它不认为我是疯子或者流氓。我祈祷，人间的科学技术千万不要有一天发展到也能够模仿触觉。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二日
名人简介：史铁生（1951年—2010年），北京人，中国作家、散文家。196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1969年去延安一带插队。因双腿瘫痪于1972年回到北京。后历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代表作品:《我与地坛》《务虚笔记》《病隙碎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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