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礼物》
文/雁滨
鲁迅(1881年9月25日一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字豫才，浙江绍兴人。鲁迅"弃医从文"、"执笔救国"。毛主席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他的祖父周福清是京城翰林，父亲周伯宜是个秀才，终年卧病。那个礼教森严的晚清，在他笔下成了“吃人”的世界。
陈独秀为《新青年》向他约稿时，他正躲在绍兴会馆抄古碑。于是有了《狂人日记》里那个看见“吃人”二字在史书缝里蠕动的狂人，原型是他的表弟阮久荪；有了咸亨酒店柜台外站着喝酒的孔乙己，原型是绍兴城里唤作“孟夫子”的破落书生；更有祥林嫂在年终祝福的鞭炮声里倒下，原型是周家远房亲戚家的女佣。
这些人物在礼教的齿轮下碾作尘埃，他却用笔为他们立碑。
出殡那天，十六个青年作家扶灵，棺木上覆着“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白布。这面旗帜太沉重，他却当得起。
他给我们的第一件礼物，是那双永不回避的眼睛。在《呐喊》自序里，他写自己在黑漆漆的没有窗户的铁屋里，唤醒熟睡的人。这双眼睛看透了阿Q的精神胜利，看透了人血馒头治痨病的愚昧，更看透了数千年来“暂时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循环。
第二件礼物，是那支如匕首的笔。他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他的文字不是胭脂，是碘酒，涂在民族的伤口上，刺痛，却消毒。
最深重的礼物，是他留给我们的“在场”。即便今天，当我们在朋友圈表演精致，在短视频里消磨深夜，他那句“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依然如钟声敲响。这份“在场”，不是围观，而是介入；不是沉默，而是发声。
我常想，鲁迅若活在当下，会怎么写？他会写地铁里刷手机的“低头族”，写直播间里嘶吼的主播，写那些在996中异化为齿轮的年轻人。他依然会愤怒，会悲哀，但更会呐喊——因为他说过：“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这份礼物的重量，在于它逼视黑暗却不放弃光明。他在《野草》里写道：“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明知前路是坟，却依然要走，这就是他教给我们的姿态。
夜深时，翻开《且介亭杂文》，墨香里仿佛还能听见他的咳嗽声。那个清瘦的、留着浓黑胡须的绍兴人，其实从未离开。他留下的礼物，不是别的，正是一个民族在暗夜里睁开眼睛的勇气，是千年铁屋里最先醒来的那份清醒，更是每个普通人面对不公时，心底突然响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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