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喻大发，网名“草根”，1952年出生，武汉市新洲区人。一个喜欢涂抹文字，在自娱自乐中陶冶情操的农民。

未曾寄出的六封信（小小说）

文/喻大发

张建军这一生，心底最深处始终藏着六封未曾寄出的信。信纸上的墨迹早已干涸，可那些字句却像永不消散的涟漪，在岁月的长河里悄然生长，缠绕成一段无声的牵挂。

一九七三年七月，槐树上的蝉鸣撕扯着湛蓝的天空，仿佛要把整个季节喊破。身为生产队长的张建军，此时正蹲在土坯房前的树荫下，“嚯嚯”地磨着镰刀。他是大队的理论辅导员，也是这一带少有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生，能写会算，是村里公认的秀才。汗水顺着他黝黑的脸颊滑落，砸在干裂的土地上，洇出点点湿痕，又在蒸腾的热气中迅速消失。

“建军哥——！”

稻场那头传来堂妹张红霞清亮的喊声。他抬起头，眯着眼望过去。阳光刺眼，只见两个姑娘一前一后走来。前面是红霞，后面跟着个穿白衬衫的姑娘，远远看去，像只翩翩起舞的白蝴蝶。

等两人走近，红霞拉着那姑娘的手，笑盈盈地说：“哥，这是我同学倪冬梅，在县供销社上班。今天来找我玩，还想拍拍咱们村的稻田！”

倪冬梅抿嘴一笑，声音温软：“张大哥，打扰你了。”说着递过来一个军用水壶，“天热，喝口水吧。”

张建军有些手足无措，在裤腿上擦了擦手才接过水壶。他注意到，她白衬衫的领口洗得泛白，辫子乌黑油亮，眼睛清澈得像山间的溪水。她脖子上挂着一台海鸥相机，文静却不怯生。红霞还说，她全家都是吃商品粮的，住在县城。

那个上午，三人一同走在田埂上。倪冬梅耐心地讲解取景、对焦的技巧，教他们如何捕捉风吹稻浪的美。她弯腰轻嗅稻穗时，辫梢滑到胸前，一对酒窝显得格外动人。张建军在一旁静静看着，心里某个角落，像被什么轻轻触动了。

下午五点多，倪冬梅要回去了。临走前，她从写有“为人民服务”的黄帆布包里掏出一个小纸包递给他：“这是我自己晒的桂花，泡水喝能清火……”

张建军愣愣地接过，两人的指尖不经意相触，他像被烫到般缩回手，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

当晚，他躺在凉席上，枕边放着那包桂花。阵阵幽香袭来，让他辗转难眠。月光透过窗棂洒进来，在地上铺了一层薄霜。他眼前不断浮现她低头调试相机的模样、她说“你们村的稻子长得真好”时轻柔的语气，还有她递水壶时微微泛红的耳廓。一种陌生而强烈的情感，让一向理性的他第一次失眠了。

半个月后，倪冬梅寄来了第一封信。牛皮纸信封上，是三行娟秀的字迹：“红峰公社七大队三小队 张建军哥哥 亲收”，末尾附着她单位的地址。信里夹着几张照片：金色的稻浪随风起伏、田埂上青春洋溢的身影、远处错落的青瓦房。她在信中写道：

“建军哥哥：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吧。回县城这些天，我总会想起那一天。你带我看的稻田、你说的‘稻子就像人，根扎得深才长得结实’，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你是我见过最与众不同的农村青年……”

张建军把信反复读了好几遍。夜里，他在煤油灯下铺开信纸，一气呵成写完回信。可临到寄出时，他却犹豫了。最终，他将信仔细折好，收进木箱最底层。

她是吃商品粮的城里姑娘，而自己只是个农民。这城乡之间的差距，在他心里成了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

之后，倪冬梅又陆续寄来四封信。有时写供销社里的趣事，有时谈读书体会抄几首自己喜欢的诗，还有一封信隐约流露了情意。张建军每封信都认真回复，可总是在最后关头退缩。他把她的信与自己未寄出的回信一并叠好，用母亲那条珍贵的新蓝手帕仔细包了起来。

秋忙刚结束，第六封信到了。倪冬梅在信里写道：

“建军哥哥，这已经是第六封信了。我一直坚信，你是那个值得我等待的人。红霞说你最近特别忙，每晚都忙到很晚，一定要注意身体。也许这个时代辜负了你的才华，但千万不要辜负自己。另外，前几天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是县革委会干部的侄子，我拒绝了。因为我心里……”

张建军读着信，眼眶发热。他走到屋外，夜色如墨，远处偶尔传来犬吠。他想起自己“老三届”的身份，想起同窗们有的被推荐上了大学，有的进了工厂。他不是不想走出去，只是没有关系和门路，只能困在农村。

那一夜，他翻出珍藏的蓝布笔记本——那是他在全县作文比赛获得一等奖的奖品。在扉页上，他抄下一首自己曾发表在墙报上的小诗：

“园中小树长成排，

党是园丁一手栽，

树苗移出家园去，

五湖四海长成材。”

第二天，他托红霞把笔记本带给倪冬梅。不久，红霞带回了她回赠的一部小说——《艳阳天》。

时光匆匆，转眼到了一九七六年国庆。经过内心挣扎，张建军这天结婚了。新娘是邻村的王秀英，父母相中的好媳妇。她话不多，但手脚勤快，心地善良。喜宴上，张建军穿着崭新的中山装，胸前别着大红花。酒席刚开始，他抬头看见倪冬梅站在院门口，穿着一件淡蓝衬衫，手里捏着红包。

两人目光交汇，他手一抖，酒洒了出来。王秀英在一旁轻轻扶住他的胳膊，什么也没问。

宴席散后，他送倪冬梅，出村时这段路好似格外漫长。村口的桂花正香，可她一直低着头。

“就送到这儿吧。”她突然停下脚步，转身时眼里溢出泪水，用手背去擦，却越擦越多。

“祝你们幸福。”说完，她快步离去，再也没有回头。张建军站在原地，望着她的背影渐渐远去，最终消失在路的尽头。他明白，有些话，此生再也无法解释了。

往后的岁月里，王秀英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她虽然不懂诗文，但知道他爱书，特意在家里隔出一个小书房。每年桂花盛开时，她都会细心采些晒干，给他泡水喝。有一次整理衣箱，她看到了那叠用蓝手帕包着的信，看了看，又原样放回。张建军知道她看见了，可她从不追问，他也始终保持沉默。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的消息如一道曙光，照进了全国知青的心中。王秀英拿出攒下的布票，给他做了一身新衣裳：“去考吧，别辜负你读的那些书。你们老三届底子好，该去试试。”张建军看着她眼中的期待，喉咙发紧，心中涌起暖流。可最终，他还是放弃了——妻子有了身孕，他得撑起这个家。这份情，王秀英一直记在心里。

二零一八年，王秀英在病逝前，拉着张建军的手，轻声说：“那几年你总望着窗口发呆，是在等信吧？其实我早就知道……娶了我，委屈你了。”张建军摇摇头，泪珠落在两人紧握的手上。

老伴走后，张建军被儿女送进养老院。他常常坐在阳台的藤椅上，看着院中梧桐树的叶子绿了又黄，黄了又落。

一天，护工小刘引来一位新来的老人。老人头发花白，身形清瘦。她手捧一本蓝布封面的笔记本，封皮已经泛白，边角磨损。

“这首诗，”她的声音轻如梦呓，“我读了四十多年了。”

张建军的背猛地一僵。他缓缓转过头，看到了一双熟悉的眼睛——虽布满皱纹，却依旧清澈。

“冬梅？”他声音颤抖，这个名字在心底埋藏了近半个世纪，今天终于再次喊出。

倪冬梅微微露出笑容：“建军哥，是你吗？我找了你好久。”

她端详着他，轻声说：“人老了，就喜欢怀旧，总想找回从前的影子。”

原来，她前阵子听老同学张红霞说张建军在这家养老院，便前来打听。不巧他那日被儿女接去卫生院体检，她想都没想，就办理了入住手续。她说，她曾去过红峰公社，那里早已变了模样。张建军凝视着她，脑海中浮现出当年在一封未寄出的信中写的话：“如果风有记忆，它会记得你的样子；如果云会说话，它会飘到你身边，替我看看你过得好不好。”

此后，他们常常坐在花园的长椅上，一起翻看那本笔记本、倪冬梅的日记以及双方那些泛黄的信件。倪冬梅告诉他，她后来在父母的催促下结过婚，但那人酗酒赌博，最终离了。从那以后，任凭媒人频繁上门，她都不肯再嫁。没有孩子，她领养了一个女儿。女儿出嫁后，她退休独居，为了排遣寂寞，爱上了旅行。

“你呢？”她轻声问，“这些年过得好吗？”

张建军望着远处的梧桐树，轻轻点头：“秀英她……对我很好。”停顿片刻，又低声说：“她知道我和你的事，但从没埋怨过。”

倪冬梅眼底泛起泪光。

入住养老院两年后的一个秋末，倪冬梅病倒了。医生诊断是癌症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张建军每天守在她的床边，照料她的起居，为她念那些未曾寄出的信。

“如果稻穗有记忆，

它会记得你的模样；

如果知了会说话，

它会飞到你身边，

诉说我对你的思念……”

倪冬梅闭着眼睛静静听着，嘴角带着笑意。有时她还会轻声接出下一句。尽管病痛缠身，但她却觉得很幸福，生命似乎也因此得到了延续。

一个早晨，阳光刚刚照进病房。倪冬梅忽然睁开眼睛，声音微弱地问：“建军哥，你说人会有下辈子吗？”

张建军握着她枯瘦的手，说：“也许有吧。”

她笑了笑，望向窗外长出新芽的梧桐树，轻声说：“如果有，下辈子咱们别写信了……直接见面吧。”

倪冬梅的葬礼很简单。张建军坚持捧着她的遗像——照片上的姑娘穿着白衬衫，站在一九七三年的稻田里，笑容灿烂。整理遗物时，人们发现了一个小木盒，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两人各自的六封信和那本笔记本，还有几张一九七三年在稻田泛黄的照片。最上面一封信的背面，有一行新写的小字：

“建军哥，谢谢你陪我走完人生最后这段路。这辈子，我知足了。”

春天又来了，梧桐长出了新叶。在一个安静的午后，张建军在睡梦中安然离世。护工发现时，他怀里紧紧抱着那个小木盒，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

院方依照他们生前的心愿，将二人合葬在一起。

如今，人们偶尔还会讲起他们的故事。说那个总是望着窗外的张爷爷，和那个来了之后就一直相伴的倪奶奶。说他们常常一起读信，说一个走了，另一个没过多久也跟着去了。

夜风轻轻吹拂着梧桐，叶子沙沙作响。像是在低语，又像是在叹息。有些故事就这样随风飘远了，只有那些未曾寄出的信，依然在时光深处，宛如一个从未开始、也从未结束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