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树下的小男孩
文/罗松巍
钱塘江过庆春隧道是市心北路，然后是市心中路，市心南路，成为全长约25公里的城市中轴线，它是由一条叫市心路的老路扩展延伸而成。市心路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长约2公里，是小城的主干道。路边广植法国梧桐，几十年过去了，梧桐枝粗叶茂，成为江南著名的梧桐大道。可惜2010年因城市建设需要，梧桐被迁徙至了北塘河公园。这事在当时引起市民很大的反响，人们表现了浓烈的不舍之情。有人还专门到它们的新家北塘河公园去探望，看它们是否水土不服。如今，除了曾经与它们朝夕相处过的人，还记得它们，年轻人还知道它们吗？
我小时候住在市心路外婆家，大约五、六岁，从现在唯一留存的一张照片来看，是一个虎头虎脑的可爱小男孩。那个时候的梧桐树已很高大，市心路上车很少，家长倒也很放心，这么一个孩子在路边树根下一个人可以玩很长时间。小时候一件玩具也没有，家里除了吃饱穿暖是没有闲钱买玩具的，门口的一棵大梧桐树成了我的童年乐园。
梧桐枝杆粗壮，每年长到一定粗度，外面的树皮就会裂开自然脱落，然后长出新皮。那斑驳裂开将掉非掉的树皮，是一个手发痒的小孩的最好玩具。因为已经开裂，所以凭一个小孩的手力可以轻松把它剥离。每一片树皮又不一样，有大有小，颜色有深有浅，因而并不单调。更能引起我兴趣的是，有时就像开盲盒，以为是一小片，剥的过程中越剥越大，最后下来竟是完整的一大片，非常好看，像一个艺术品，就很有成就感。现在烧菜看到桂皮，总会想到童年的梧桐树皮。
梧桐树根是小昆虫的天地，永远不缺主角，也足以吸引小孩的目光。蚂蚁、蜘蛛、蝼蛄、蜈蚣、蚯蚓等是这里的常客。树上常趴着星天牛，身体黑亮布满白点，头上伸着两根长长触角，威风凛凛。也能抓到五颜六色非常漂亮的瓢虫。我不害怕这些小虫子，特别是蚂蚁，很想自己也是一只蚂蚁，进入它们的世界里。看它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匆匆忙忙赶路，心里会想它们是到哪里去呢？也恶作剧，有时把蚂蚁抬着的昆虫空壳弄下来放到另外地方，看它们赶忙调换线路；有时又从哪儿弄来一点水，截断它们的去路，看它们慌乱一团，就觉得很有趣。
我总是在这棵树下玩，是因为这棵树干在我稍微攀爬几步就能上去的位置，分成了两个宽大的树叉。分叉处很平实，像个树墩，我可以稳稳地坐在那里，也可以分开两腿像骑马。树上麻雀很多，从这根树枝跳到那根树枝，我望着它，它侧着小脑袋也打量我一下，然后“扑棱”一声飞走了。
我坐在那里，望着远方等妈妈。妈妈在三十多公里外的一个小镇上。我知道我是等不到的，所以并不难过，但想想妈妈也可以。那时交通很不方便，小镇是不通公交车的，要走很长一段路去大镇上乘车。大镇上的公交车也是一天几班，错过了就要等第二天了。有时爸爸骑自行车来看我，爸爸要骑2个小时，在梧桐树下看到爸爸的那辆很大的永久牌自行车朝我飞奔而来。
有一次父亲要回去的时候，在梧桐树下，我突然抱住他的腿，一定要跟他一起走，嘴里喊着：“我要到妈妈那儿去。”爸爸、外婆、大姨都来拉我，我不听，大哭，一边哭一边喊：“我要妈妈”。爸爸推起自行车要走，我死死拉住车轮，不让他走。他搬开我的手，把我推到一边，一步跨上自行车就骑了远去。我在后边拼了命地追自行车，一边追一边歇斯底里的哭喊”我要妈妈那里去”。眼看追不上，绝望地在地里打滚。外婆、大姨都拉不住我，爸爸骑了一百多米，大概不忍心我的哭声，又转回来。我什么都不听，就是要到妈妈那儿去。这时我的表哥，比我大15岁，刚进一家大集体企业工作，说带我去买玩具，我才停止哭喊。趁这么一会安静时刻，爸爸头也不回的赶紧骑上自行车飞快的远去。我满脸泪水，跟着表哥到了百货公司。表哥给我买了一面手掌大小的小算盘，白框黑珠，做得非常精致，跟真的算盘一样可以拨上拨下。拿到小算盘，我的心好像才慢慢平复下来。这是我小时候最高级的真正用钱买的玩具，再在梧桐树下玩的时候，我的手里就多了一个玩伴。长大后才知道，父亲因为卷入57年那场风波，下放到农村，家里正居无定所，哪里可以接我回去呢。看《巴山夜雨》《天云山传奇》《芙蓉镇》之类的电影，总是觉得特别有感触。
梧桐根边是泥土地，有时可能谁刚刚清扫过，泥地上便有一条条纹路。多年以后读到郁达夫的散文《故都的秋》：北国的槐树，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还觉得有点儿落寞。我总觉得这个场景多么熟悉，好像在哪经历过，仔细回忆，原来是童年的记忆。在外婆家的梧桐树下度过的童年，虽然有点寂寞，比起外面的风浪，还是很温馨安宁的。
作者简介：
罗松巍，现杭州市萧山区政协一级调研员。爱好文学，曾获全国中学生作文比赛三等奖，有多篇散文在《作文周刊》《语文学习》《浙江联谊报》《萧山日报》《杭州日报》《湘湖》等报刊杂志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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