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我的助教生涯
1962年7月，我毕业留校工作，分配在“无机化工工艺与工程教研室”，被指定作赵永昌教授的助教。
赵教授，从学专业课开始接触，就知道他和郭一清教授在同学中享有很高声誉。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专家。他给我谈话，他既和气又严肃。给我立“规矩”：“坐三年冷板凳，不许正式上课；重新“稳实”业务基础，建立自己的信誉....”。赵夫人候女士是校医院司药，是一位很有人缘，受人尊重的长者。有一次她见到我，告诉我:“赵教授要你不要玩“小聪明，不要取巧走捷径”，只是教授怕伤我自尊，没有当面挑明。
后来我逐渐了解了赵教授的身世。少年时期，他是山东高密是中学的佼佼者，因家境所限，休学在家。恰巧一家豪门公子需要大学文凭去“闯荡江湖，显赫齐鲁”，就选择了他，答应供给他“代读”，条件是得用少爷的名字上学，毕业后必须将“毕业文凭”转给少爷。就这样，他进了清华大学。毕业以后，兑现承诺，交出文凭，再用自己的名字开始自己的“创业”。先后在天津塘沽碱厂，以及后来的四川五通桥硫酸厂作“技师”和“技正”。再后来到大连工学院任教，直到1955年按高教部指令到西安任教。
留校后新生活开始了。教授“规定”我必须听遍教研室开设的6门课，对每门课至少读多本参考书，包括外文参考书籍；按教学日程到指定教室给学生答疑，批改作业，上习题课。这个阶段，特别是“答疑”，学生爱提问题，有的是课程内的疑问，有的会超出课本范围。对此我并不尴尬，因为赵教授事先就告诉我该怎么做了。遇到这种情况，我会对学生说，“这个问题很好，说明你在深入专研了，因为这是在课程内容之外的问题，等我查资料后再回答你”。这也使我践习了诚实和谦逊。
为导师找资料是一项很繁琐、花力气的活。有一次，赵教授写论文，要我找资料。那个时期没有互联网没有电子信息，只能去图书馆花力气查找。几十万图书的馆藏，尽管已经将文理学科甚至按专业分类，但导师指定的范围，还是很宽泛的。那时候，每本书或某个杂志的论文的摘要，都被制作成“卡片”，放在阅览室外的卡片柜里。柜子很多个，每个柜子有好多框、很多层，要一一翻阅，就是“大水缸里捞针”。不停的翻翻翻，偶然凭点运气才能比较快找到意向内的一本书，或某期载有相关论文的杂志。赵教授告诉我，这是在磨炼中得到的“基本功”。
和别的老师一起去工厂带学生实习，是必须的任务。刚过三年，教研室告诉我可以上课了，去主讲《硝酸工学》。是门小课，只有30学时，赵教授来听过课，然后谈话指导。还好，没有纰漏，并得到好评。初试牛刀，旗开得胜，给了我底气，以后就大胆上其它课了。
助教四、五年后，怀着期望去奔“讲师”，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停课闹革命，大批判，大“造反”，斗走资派，斗学术权威，批封资修。对全社会而言是“十年浩劫”，而学校里除了有浩劫，也还有很多“光怪陆离”的现象。校园里有位“康极左”，对任何事情都有上纲上线地表现自己；系上有个“显微镜”，到处找现行反革命；还有个“假革命”，自己找“事端”批判自己，挖苦或映射别人，...。校内的革命行为还算比较理智，像社会上的打砸抢和侮辱人格事情在校内还是比较少的，只有一次剃鸳鸯头的事。批判学术权威和戏弄老教授的事则不鲜见。记得有件很奇葩的事，一位教授被批判后，夫人炖半只鸡给他“补身体”以图安抚。这件事被发现，造反派把老两口拉来批判。“康极左”大声吼，“这是阶级敌人的‘营养对抗’，必须打垮”！大家愕然，这个“营养对抗”是否可以列入“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只有天知道。
家庭包袱使我行为“谨慎”，只能干“鸡毛蒜皮”的事，不惹事，不树敌。还得表现革命，就努力学毛主席著作，写心得体会，向组织交“思想汇报”。结果“革命组织”还评我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总不能长期应付吧，就向组织打报告:“我家庭出身不好，缺乏实际锻炼，应该到工厂去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得到批准，去了正在建设的户县氮肥厂工地。在现场，发现化建公司和厂里的技术人员，以及工人师傅确实值得学习，于是和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当年，化工部指定使用上海化工设计院设计的3kt/a图纸施工。这正好符合我的专业，我认真研读图纸，不但学了不少知识，也在工地向工程人员解释图纸。还有一些因地制宜的合理化建议被采纳。后来，又有一位老师也来“锻炼”，大家与厂里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此期间，学校还派人来了解情况，回去汇报的“结论报告”也令校方满意。据说，学校的年终总结里，还把“派人支援地方建设”作为学校成绩报了上去。省石化厅也得到了户县氮肥厂的报告，其中提到学校的参与和贡献。
户县氮肥厂投产以后，洛南氮肥厂开始建设。这一次不同往日，省高教局和石化厅要求我校参与，于是我们系加派了人员，包括机械和电力电气的老师去参与。对我而言，虽然政治上还夹着尾巴，而业务上胆子却大了，工作力度也加强了。我们的工作使学校与商洛地区以及洛南县的关系也密切了。通过两次参加工厂建设与专业服务，体格和业务水平都有很大收获。
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进入到“复课闹革命”年月。基础课教学在学校进行，而技术基础课和专业课尽可能去作“现场教学”。我们教研室教专业课，自然去工厂比较多。教学与学生实习，好大一部分由部里安排，我们也就“满天飞”了。这几年，除西安各化工厂以外，兰州、太原和天津也都到过。
恢复高考，全国高教系统逐渐走入正规。我的专业范围仍然是在“全面铺开”，只要是涉及到无机重化工，酸碱盐合成氨等等，都涉猎，其实“泛而不专”。十七、八年了，鲜有人重视“专长”，更没人提及“职称”，我心里明白，我只是全国一大批“老助教”中的一个。
改革开放以后，全国高校的秩序渐渐正规。我也反复思考自己的专业方向，对合成氨工艺中煤制原料气作再研讨，开始了我的“煤化工”专业研究。于是马不停蹄的整理资料，写论文，论述陕西省的资源开发。其中一篇关于建设铜川能源基地的技术论述，受到了省政府的关注。出乎意料的是，到1984年，这个建议被省政府带到北京两会，还被立了案。当然，它在校内也有不小的影响。上好课很重要，同时，选研究课题，调研，拨拉拨拉“煤制气、油制气、天然气转化”，写论文，是这段时间的主要事情。
学校开始正常评定职称。也巧，我的家庭包袱，被落实政策“甩掉”了。1988年。我终于结束了1962-1988的长达26年的“助教生涯”，成了“讲师”。谈不到“人生得意马蹄疾”，心里高兴也是自然的。同时内心也很坦然，多年的刻苦钻研和努力奋进，这个职称不仅是实至名归、可说当之无愧了。这当然也是随了全国我们这批人的“大流”了。
改革开放带来了国家的繁荣，激励着我们更加努力拼搏。好马自知前路远，不待扬鞭自奋蹄。我紧跟国家建设形势，积极参与和社会科研单位合作科研课题，也积极找寻自己个人的研究的课题。先后与煤科院西安分院、热工所，省化工研究设计院和大型企业开展研究，取得了十多项成果，同时，编写论文，出专著。这样以来，职称也逐渐“翻新”了。
王 维 周
于宁波四明山区竹丝岚颐养院.20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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