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云南知青大返城事件，已经过去快五十年了，对于其事其人的追念、著说、讨论、研究和传播，一直未停。去年（2024）9月，大返城运动卓越领导人丁先生去世，更是由此引发了一波巨大的纪念大返城的热浪，哀思遍地诗文喷涌南北互动至今不息，一时蔚为壮观；同时不少人在着手著书立说、集存博展、视文放料……——纯粹来自民间的声音，声声可闻！
知青在感念，社会在称叹，人文界学术界民情界也该呼应上前！
诗曰：
《知青历史耀眼一刻》
云南知青大返城事件，
历史进程耀眼之一刻！
逆天改命平民争奇胜，
响大轰远终将铸铜像！
历史研究稀缺又宝贵，
史料事人地土尚可寻；
民间有意探索总有限，
为民族计当争分夺秒！
——西知联秘书处供稿并转发2025.11.10
正文
“现在没人研究这些了。”——云南农场知青大返城记忆（1）| 余杰
打开尘封的记忆，寻觅往昔的岁月
余 杰
发生在1978年下半年的云南知青大返城，在中国知青史上是一件重大的事件，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2008年，在云南知青大返城30周年之际，已故的刘晓航先生花了几年时间调查研究后写出的反映这个事件全过程的书《我要回家》出版了。这本书在云南知青乃至全国的知青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刘晓航说：“我认为1978年底，1979年初，以西双版纳垦区知青发起的‘我们要回家’返城风潮，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历史中最悲壮的一页。此时正值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中央拨乱反正，维护安定团结，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妥善处理了云南知青的问题，并统筹安排、调整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终于为长达25年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画上了句号。”
记得那时我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云南知青大返城研究的重要性》。我的知青朋友邵国良在我的这篇文章后面留言说：“发生在云南知青中的很多问题和历史现象在知青学术问题研究领域有其重要意义和特殊地位。光‘为什么是云南知青终结了上山下乡运动？’就可以深入仔细研究探讨，里面包含着很多深层次原因和历史形成原因，涉及到诸多方面，还有不少谜团，有些答案似是而非，不能完全使人信服。有些现象带有很多偶然性，又有很多巧合，成因是什么？要知道，当年的大返城运动，稍有不慎，或时间上，或国内国际背景稍有变化则功亏一篑。知青史是共和国历史中及文革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用深入的理论加以思考，从深度和广度挖掘探讨隐藏在历史背后的真实动因，把真实的历史留给后人。这篇文章起了个好头。”
我想，我不是专门的学者。但作为一个知青，一个亲身经历了云南知青大返城经历的知青，应当尽自己的努力来回忆和解读这段历史。虽然这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留垂青史的大事，但是毕竟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有这样一笔。我在《云南知青大返城研究的重要性》一文中特意说明：“提出这些问题的研究，只是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我期待着所有关心知青问题研究的当事人和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我感到这个话题至少有着这样的几个意义：1、关注民生的重要意义。2、各项政策的人文性。3、信息公开和民主化的进程。4、谨防历史的悲剧重演。”
一九七八年秋冬，随着“四人帮”垮台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正义的伸张，人性的觉醒，对于自己命运把握的渴求。云南知青的诚朴、团结、抗争终于汇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我们要回家。从而开始了全国知青的大返城，开始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终结。
从时间上、规模上以及最终的结局看，这是自1949年共和国建立以来，唯一一次人数最多、时间最长的为自身权益奋起的事件。这是在共和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民众请愿取得成功，并且取得了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而告终的大事件。
对于云南知青大返城的研究，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将近十年后才陆续开始的。
代表作品：
最早记录云南知青大返城的是1989年《海南纪实》刊出张力甫写的《1978，西双版纳八万知青返城风潮》。这时距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发生已经有十年了。文章第一次向外界披露了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历史真相。
全书记载云南知青大返城的过程的：邓贤《中国知青梦》（人民文学出版社）、曲博、罗小文主编《飓风刮过亚热带雨林》（中国国际实业家出版社）、刘晓航《我要回家》（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李长寿《在命运的搏击中突围——1978年云南知青大返城亲历记》（香港文艺出版社）等。
全书有专门的章节记载云南知青大返城的过程的：赵凡《忆征程》（中国农业出版社）、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李建中《回眸、思考、述评》（国际文化出版社）、丁晓禾《尘劫——知青畅想曲》（中共党史出版社）、王增如、李向东《中国1968上山下乡》（解放军出版社）、杜鸿林《魂断梦醒----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纪实》（宁波出版社）、杜鸿林《风潮荡落----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海天出版社）等。
媒体上发表的主要作品：皮皮鲁：《红土热血：难以醒来的梦境》（刊于重庆《时代信报》）、《热血冷眼向北方----专访云南知识青年北上总指挥丁惠民》（刊于《重庆晚报》）、陈与：《1979年2万重庆支边知青胜利大逃亡》（刊于《男人周刊》）、卓人政：《妥善处置知青返城开启中国改革之门》（刊于云南《生活新报》）、张卫：《“知青大返城”为何始于云南30年前知青大返城肇始内幕》（刊于《南方周末》）等。
电视媒体上对于云南知青大返城的报道有中央电视台的专题节目《见证历史》——《回城》（2006年12月26日）；香港凤凰卫视的《红尘滚滚》；上海电视台《纪实》栏目上播放了《我要回家》、《争取回家》、《终于回家》等。
还有在知青主办的刊物、网站和博客上大量的回忆文章。
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如丁惠民的《在激流与漩涡的中心》、《若干历史问题的回顾》（刊于重庆知青联谊会主办的《中国知青通讯》复刊号）等。
最终，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了。法国汉学家潘鸣啸认为，“是‘社会的抵制力量引导实事求是的政府让步’。1978年以后各地知青掀起‘返城风’是社会抵制的集中表现。有两个因素促成这种抵制发生效力：一是时势造成的，1978年底中共务实派领导人的地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确定。新领导人批评了‘文革’并为‘文革’受害者平反。在这种环境下，知青公开表示不满比较容易被接受。二是长期性的，新领导要把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就要重新建立社会对于党的信心，以激发群众的积极性。所以顺应民心，最终放弃了上山下乡政策。”（见刘小萌：《西方学者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青年研究》1994年第三期）
著名学者王友琴在《向知青英雄丁惠民致敬》一文中指出——
“知青回家运动没有发生在有更多上海知青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没有发生在有更多知青的东北建设兵团，却发生在云南，因为那里有丁惠民，有那个领导大家采取行动的人。拿英国哲学家柏林的话来说，是坚持运用‘积极自由’的人；拿简单直白的话来说，他是个英雄。”
2009年的一期的《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写了一篇《“知青之父”追忆知青大返城始末》的文章。在文章的一开始是这样记载的：
北京三里河白沙沟小区10号楼，《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与92岁的赵凡相对而坐，一点一点回忆30年前的线索。有时候实在想不起来了，又没有材料可以参考，老人就仰身靠在沙发上，叹息道：“现在没人研究这些了。”
我们不能使老人失望啊。
尤其是2024年9月，当时给党中央领导人写出第一封信的丁惠民走了。一位知青的英雄离开了，今天我们更加值得对这场知青大返城进行记忆。因为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未完待续）
鸣谢：余杰先生赐稿分享！
作者简介
余杰，男，生于1952年12月25日。现居上海。
1970年4月从上海向东中学（原南洋女子中学）69届初中毕业，到云南西双版纳东风农场上山下乡。1979年2月返回上海，进入上海第三机床厂当工人，后在宣传科工作，1986年入党。先后担任企业党委委员、党办主任、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厂长等职。2002年参加上海临港新城（现为临港新片区）开发建设，担任港城集团行政总监、党办主任。2012年底退休后在浦东新区国资系统发挥余热，从事基层党建工作至疫情爆发为止。自2007年起在网络上刊发有关知青上山下乡问题文章约450万字。
（西知联秘书处供稿并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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