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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部贯通性的

地方少数民族史著作

--评雷学业、刘志阶先生《城步苗族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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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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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家乡湘西南城步苗族自治县的文史论著，我总是特别留意。这不仅因为我是学中国史的城步人，也源于自己未竟的学术夙愿——曾经立志研究西南民族史。关于城步县的学术专著，目前只有三部：城步本土学者银龙编译的《城步苗款》、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李蓝博士的《城步青衣苗人话》，以及东莞市社科院于鹏杰博士所著的《城步苗族：蓝玉故里的宗族与族群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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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李蓝博士的《城步青衣苗人话》 雷学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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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学者在探究城步历史与社会文化时，没有大量可借鉴的学术参考资料，只能进行长时间的田野调查或窥探城步民间学者所收集的相关资料，无疑增大了研究的门槛与难度。令人欣慰的是，2025年9月，终于诞生了首部贯通性的地方少数民族史著作——《城步苗族简史》，很值得人文学科研究者和业余爱好者的重视。贵州大学杨茂锐教授高度评价这部著作填补了苗族自治地方研究简史的一项空白，为研究苗族史乃至中国少数民族史提供了珍贵的史志资料，具有里程碑意义。借用杨教授的这一学术观点，我想延申一下，《城步苗族简史》也是全国首部贯通性的少数民族史著作，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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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城步苗族简史》由两代城步本土学者刘志阶与雷学业先生接力数十载完成，全书近50万字，辅以32幅彩图插页，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内容上起远古传说，下至新世纪开端，系统梳理了城步苗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历史演变，并涵盖苗民起义、民族源流、迁徙历程、语言文字与风俗人情等多个维度，清晰勾勒出该支系的整体历史轮廓。全书结构分为三大部分：一是族源考证与迁徙研究；二是历代社会状况；三是语言、文字、习俗与人物介绍。对应此框架，除绪论外，共设九章，第一章探讨族源与迁徙；第二至七章分述各时期社会变迁；第八、第九章则集中呈现语言文字与人物风貌。

　　第一章探讨的主要是城步苗族族源、族称与迁徙。就族源而言，作者主要利用杨亚非、丁中炎的研究成果《城步苗族源流初探》（《城步文史》第二辑，我尚未见全文），辅以城步现存的风俗习惯和宗教图腾，得出结论：城步县苗族来源于“九黎”和尧舜禹时期的“三苗”；而同时期的“荆蛮”，则是三苗的遗裔，即现今城步苗族的先民（见第10页）。由于不同历史时期人民对苗族的认识不同，或以不同文字记音，或以山川水文，因而对城步苗族的称谓有所不同，汉至唐代族称为“武陵蛮”“五溪蛮”或“武陵雄溪蛮”；唐末宋初，杨再思乘五代中原之乱，据飞山自守，史称“飞山蛮”；与此同时，“飞山蛮”自称为“猫”，因文字记音与“苗”字通用，“苗”成为汉文献中正式族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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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学业、刘志阶先生著作《城步苗族简史》  雷学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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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至七章是著作主体部分，探讨了原始时代、羁縻时代、土司时代、改土归流时代、民国时期及新中国成立的城步苗族历史社会情况。城步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不依赖文字与文书系统运作，中原王朝国家的秩序与正统礼仪较晚才正式在当地建立起来。这当然在一方面彰显城步地区独特的历史魅力与研究价值，另一方面也对研究的开展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关于原始时代的城步苗族历史社会情况，作者依托田野调查，从现存的苗族习俗、流传的古歌以及民间传说等，在一定程度上寻得城步苗族在原始社会情形。在羁縻时代和土司时代（对应为秦、汉、唐、宋、元、明诸朝），有关于城步地区记载的汉文献增多，作者不仅梳理了城步在这一时期行政建制的历史演变，亦分析了“溪”和“坪”等地方社会组织，以及由此衍生的“苗款”制度。同时，对城步苗族习俗文化、宗教信仰文化、巫傩文化等层面展开介绍，并着重叙述了杨晟台起义，蒙能、吴天保以及杨留总等所领导的多次苗民起义。

　　针对改土归流时代的研究，作者首先系统梳理了清廷在城步推行改土归流的具体措施，其政策主要在三个层面展开：其一，设立城步巡检司，派驻流官与驻军，以行政与军事建置取代原有土司统治，确立中央直接管辖。其二，推行户籍编审，将原属土司管辖的苗民纳入国家编户，并课征粮赋，从而在财政与人身控制上实现“由土入流”。其三，实施文化教化，设立义学、推广儒教，对苗童进行教育，逐步改变风俗习惯，以配合政治整合，完成“以夏变夷”的文化治理目标。作者进一步分析了改土归流后城步地区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深刻变迁：在政治社会方面，流官体制逐步确立，地方权力结构由土官世袭转向国家委任，基层社会组织亦随之重组；在经济社会层面，土地制度、赋税体系与物资流通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汉苗之间的经济交往趋于频繁，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土地与资源争端；在文化教育方面，随着官学、书院的设立与科举制度的推行，儒家文化逐渐渗透，苗汉文化交流加强，但本土传统亦在调适与存续中形成新的文化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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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鹏杰博士的《城步苗族：蓝玉故里的宗族与族群认同》雷学业摄

　　关于民国时期城步苗族的社会情形，作者通过对其教育、社会运动及红军长征过境等历史细节，勾勒出了当时社会变迁的轮廓。其教育领域呈现出新旧并存的格局，新式学堂开始建立，加速现代小学教育进程，并且创立乡村师范学校。但传统私塾仍在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二者长期共存。在政治军事方面，红军长征部队两次经过城步，与当地苗民建立了深厚情谊。1934年9月，红六军团作为长征先遣队进入城步，在丹口镇莲花桥与敌军激战，成功掩护主力转移。同年12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在湘江战役后进入城步，红军制定了“争取少数民族，消除民族隔阂，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对敌”的民族政策，宣布民族平等与汉族工农同等待遇，这些政策赢得了苗侗同胞的拥护。

　　该著作以约四分之一的篇幅系统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城步苗族的社会变迁。作者依托地方报刊、档案馆藏原件及政府公文等一手史料，以严谨的史学方法梳理了1949年后该地区的发展历程。政治方面，详细记录了城步解放历程、社会主义改造及苗族自治县成立的背景、协商过程与历史意义，深入分析了新型民族关系的建立。经济方面，全面展现工农业体系构建与县城规划建设，重点探讨改革开放后的农村改革、国企改制、商品流通与金融制度改革，通过数据与文件交叉分析勾勒经济转型全景。社会事业方面，系统梳理了教育体系完善、农业科技推广、苗族文化保护、广播影视覆盖、医疗卫生普及及社保制度建设等专题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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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步卡田苗族傩戏《庆鼓堂》演出场景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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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系统性地呈现了城步苗族在语言文字与人物风貌方面的丰富内涵。在语言文字研究方面，作者对城步苗语的方言分布与地域特征进行了细致梳理，并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城步苗族历史上曾创制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字体系。这一论断主要基于四个关键证据：一是清代文献《峒溪纤志•志余》中收录的《铎训》章节保存了二章早期苗文样本；二是银龙先生《城步苗款》中收录的20多个古代常用苗族文字；三是作者于2010年在当地陡冲头村发现的苗文石刻实物；四是当前民间社会仍在传承使用的一些苗族数词量词、苗族剪纸、木工文字和瑶族女书。这些发现，为城步古苗文字传统的存在提供了新的物证。

　　在文化习俗方面，这章对苗族社会的生产生活体系进行了全面考察。内容涵盖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独特习俗、与山林共生的林业传统、手工业和商业的运行方式，以及日常生活中的饮食、服饰、居住等各个方面。通过对居住格局、建筑特色与村落形态的分析，展现了苗族人民适应自然环境的智慧，构建出一幅完整的城步苗族文化图景。

　　第九章在人物风貌的呈现上，作者采取历史分期与重要性相结合的叙述策略，将人物划分为古代与近代两大体系进行系统梳理，展现城步苗族历史人物的整体谱系。尤为重要的是，作者特别为杨再思、杨完者、杨再兴、蓝玉、沐英、龚继昌等具有重大历史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专设独立传记。这些传记不仅详述其生平事迹，更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加以阐释，通过个体命运折射出城步苗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存状态与发展轨迹，从而构建起点面结合的人物叙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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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仔细审阅《城步苗族简史》全书内容并梳理其主要观点后，我们不难看到，作者对城步苗族的历史脉络与社会形态进行了系统梳理，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多个维度展开深入剖析，将城步历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在充分肯定该书学术价值的同时，我亦希望从文本表述、结构组织与方法等层面，提出若干可供商榷或深入探讨的方向，以期与作者、该书读者进一步交流。

　　第一，在学术表述与篇章结构方面，该书仍存在若干可进一步完善之处。部分术语使用的准确性有待商榷，譬如，绪论中的第5页，“清末城步苗民起义（粟贤宇领导的农民起义）曾作为起义军文字密件传递”。粟贤宇领导的农民起义时间为乾隆五年（1740年），与史学界将“清末”界定为十九世纪末至1911年的共识存在明显偏差。再如，书中第7页，“城步苗族的族属，源于远古时代的‘九黎’”。族属所指的是基于人们自认为在文化、语言、历史、血统或地域上与某个特定群体所具有的共同性，从而形成的一种社会身份认同。“族属”的使用也有不当。在章节架构方面，第七、八两章未设内容导引，与其他章节体例不一，破坏了全书结构的统一性。此外，第八章关于文化的论述与前文内容存在一定重复，反映出章节划分与衔接尚有优化空间，整体谋篇的系统性可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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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步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文物  《城步文物谱》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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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尚未利用史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导致史实论述可能存在偏差。譬如，书中第72页，“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建城步砦，这就是封建王朝在城步屯兵之始，也系封建王朝在城步苗区最初设立的军事组织”。这段表述尚有不妥，根据胡克森教授🔎详细的考证，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设立的白沙砦（今城步县威溪村），应该为传统王朝设立最初的军事组织（胡克森：《〈宋史〉所见“梅山”核心区域考论》，《邵阳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此外，书中有关元末“吴天保起义”内容的叙述，似沿袭伍新福主编的《苗族通史》等旧有观念，而该观点又可以追溯到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中的相关论述，皆将其简化为“苗民起义”，并且认定吴天保的身份为苗族领袖。实则吴天保领导的军队为答剌罕军，不能简单归纳为少数民族对王朝的反抗，未能充分反映当时复杂的社会结构与军事组织形态（任建敏：《从答剌罕军到苗军：元末吴天保之乱的史实考辨》，《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2期）。

　　第三，该书主题明确，旨在系统阐述城步苗族的发展历程，试图勾勒出其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轨迹。然而，其中关于城步苗族具有“六七千年”连续历史的表述，值得审慎商榷。这一论断的成因，很大程度上源于将“城步苗族”视为一个自古以来便一脉相承、边界清晰的非汉民族实体——即所谓“民族实体说”的预设。此类叙事往往倾向于从各类史籍记载与现存风俗中逆向追溯族源，通过串联不同时期的族称以构建出一套看似连贯的谱系，并最终将其归并入“苗族”这一现代民族范畴之下。这种本质化的理解，忽略了族群边界在历史长河中流动、重构的复杂现实，容易导致对早期历史阶段的过度解读与附会。

　　第四，在篇章结构的构建上，作者虽有意突破汉族史志以王朝更迭为主轴的断代传统，尝试依循苗族社会自身的发展轨迹划分历史阶段——如其所言，划分为“原始时代—羁縻时代—土司时代—改土归流时代—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以期更贴近苗族社会的历史真实，彰显少数民族史书的独特品格（后记，第448页）。然而，细究其分期逻辑，仍未完全跳出汉族史志所奠定的话语体系。所谓“羁縻”“土司”“改土归流”等一系列断代标签，其本身正是中原王朝经略边疆的制度性话语，它们所勾勒的实为一部“王化”进程史：从“树其酋长，使自镇抚”的间接统治，到“改土归流、设立州县”的直接治理，最终将“化外之民”纳入“编户齐民”的国家体系。传统汉文典籍作为中原中心史观的核心载体，其叙事焦点始终落在王朝的制度推行、军事征服与文化整合之上。因此，尽管作者力图“重构”，其框架的内在逻辑仍不自觉地被传统历史书写的惯性所牵引——即以中原王朝为单一的历史动力与叙述中心，未能彻底转向以苗族社会内在脉络与主体经验为本位的史述体系。

　　第五，关于族群互动的研究维度有待拓展，叙述侧重于苗族自身的历史脉络，若能加强对苗、汉等民族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交融互动的分析，其历史图景将更为立体与厚重。中原王朝在城步直接统治行政体制建立的迟滞，并不意味着王朝国家的体系没有在当地产生影响或扩张，也不意味着其他领域交流的迟滞、隔膜。当然也有封闭的一面，这一点在语言上有着明显的验证。杨章铿的《城步县长安营村西南官话方言岛溯源》提供一个有意思的案例。西南官话是一种具有很强侵蚀性的语言，一般而言，汉族移民所带来的官话往往会形成片区，但是在长安营村属于湘语娄邵片包围下成了方言岛，这与清代民族政策以及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民族政策方面，官府不允许军民与当地少数民族来往以及禁止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流传； 在自然地理方面，长安营村的气候条件较为恶劣，交通闭塞，形成了闭锁性移民社会，其地区形成的语言犹如被大海包围的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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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步长安营镇大寨东晋古杉群    雷学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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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想说明的是能否引入民族学相关理论和区域史的视角。我从写本科毕业论文开始，才真正关注自己家乡的历史文化。经过硕博阶段的学习，我逐渐认识到城步地区可以成为民族史的研究蓝本。如果说湘西为“华夏边缘”，那么处于湘西最南部，又与广西交界的城步，应该是“边缘”的“边缘”；如果说“边缘”是观察和理解族群最佳的位置，若能深入剖析城步这一多重边缘区域的社会变迁历程，不仅有望突破“就城步论城步”的视野局限，更可为整个湘西地区、湘桂边界乃至西南整体的族群研究提供新的理解路径。

　　千考一失，智者不免。我指出书中的一些不足，并不是想否认《城步苗族简史》，它在我心目中仍然是一部地方少数民族史的力作。它综合了大量的文献，提供了一些难得资料，诚如陈芳菊女士所言：“它为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了关于城步苗族的第一手、系统化的宝贵资料，奠定了未来更深层次研究的基础”（陈芳菊：《万年苗族史，尽在此书中》，“苗乡城步”公众号，2025年9月24日）。作为第一部贯通性的地方少数民族史著作，不仅系统梳理并呈现了苗族聚居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更填补了苗族自治地方在研究简史方面长期存在的空白。该书的出版，标志着相关研究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为后续更为深入、细致地探索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2025.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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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杨小贤（1996—），男，苗族，湖南省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人，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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