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元桂相关研究中，其执掌台澎兵备道期间的抗侵事迹尤为突出——面对外国军队的蛮横入侵，他坚决捍卫国家主权与台湾利益，亲自调度军队反击侵略。对此，有网友提出疑问：身为文官的梁元桂，是否具备相应军权？

笔者查阅多方史料，对清代台澎兵备道的职权体系梳理如下：

      作为台湾地区核心行政长官，台澎兵备道集多重权力于一身。在行政管理上，统筹台湾府及下属县厅的民政、司法、教育事务，兼理学政，主持岁试、科试选拔人才，同时考核监督地方官员，维系行政秩序；财政方面，自同治年间起接管厘金、盐课、关税等税收征管，设立专门机构统筹收入，可调度部分资金用于海防与地方建设；司法领域，因台湾无按察使，兵备道兼理重大案件审判，执掌第二级审判权，监督地方司法运作；特殊事务处置上，遇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时，可临机行使紧急权力，封锁港口、征调物资、动员乡勇等，无需等待上级批复，全力保障地方安全。

础。

      军事权限层面，台澎兵备道虽非传统军事主官，却拥有明确的军事相关职权：其一为军事监督权与参与决策权，台湾镇总兵虽为军事最高长官，但兵备道可监督军事行动、参与防御决策，协调绿营兵与地方武装部署，战时需与总兵共商防务策略；其二为军事事务管理权，负责监督绿营兵操练、防务安排及班兵管理等核心军务；其三为特定情境下的统兵与调度权，史料明确记载，该职通常加兵备衔，具备地方军事事务的监督与指挥权，如平定戴潮春起义时，兵备道便曾直接统兵作战。

      综上，台澎兵备道并非单纯文官，而是集军政、财政、司法大权于一体的台湾地区最高管理者，其军事权限虽与台湾镇总兵有所分工，却涵盖监督、管理、协同乃至临机调度等关键职能，具备明确的用兵权基础。

      结合梁元桂的任职背景与樟脑战争的历史细节进一步考证：作为福建台澎兵备道兼提督学政，他确已掌握台湾地区的军政核心权力，其调兵抗侵的行动有着清晰的史料佐证。1868年4月，英商必麒麟无视清政府樟脑专营禁令，大肆走私樟脑出境，梁元桂得知后当即行使职权，调派重兵查封走私船只，以铁腕捍卫国家经济主权 。此举触怒英方，英国政府以保护商人为名，派遣“阿尔及利”号与“布斯达”号两艘英舰开赴台湾，于11月25日突然炮轰安平清军防地，战争正式爆发 。

      危急关头，梁元桂尽显军政长官的决断力，立即启动战时调度机制：一面火速传令台湾总兵刘明灯，调集驻台绿营主力驰援安平；一面整合当地海防营兵与乡勇武装，加固港口防御工事，形成协同抗敌的防线 。他不顾个人安危亲临前线督战，指挥清军依托阵地奋起反击，与英军展开激烈对峙。彼时驻守安平的水师协署副将江国珍率部死守，梁元桂持续调派后备兵力补充前线，试图遏制英军攻势 。然而英军凭借舰船火力优势趁夜突袭，清军装备落后、兵力悬殊，最终防线溃败，江国珍自尽殉国，安平陷落 。即便战局不利，梁元桂仍未退缩，一面组织残余兵力退守府城，一面联络闽浙总督求援，同时动员台南仕绅筹措物资，坚守抗敌底线 。

      值得注意的是，梁元桂的调兵权并非独立于体制的绝对权力，而是清代地方军政体系赋予的合法职权——战时可直接调度驻台清军及地方武装，但若需跨区域增兵或重大战略调整，仍需受制于中央政府与闽浙总督的统筹决策 。其抗侵行动虽彰显了坚定的民族气节与主权意识，但终因中外实力悬殊、清廷妥协退让，被迫于11月29日签订《樟脑条约》，不仅开放樟脑贸易、赔偿巨款，梁元桂也因坚守抗敌立场遭革职查办 。他在战争中的调兵部署，既是台澎兵备道军事职权的具体践行，也是个人爱国情怀的集中体现，而其最终的无奈结局，亦折射出当时封建王朝的体制局限与国力困境。

      需明确的是，台湾自古以来便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清代台澎兵备道的职权设置、梁元桂的治台与抗侵行动，始终是在中国主权框架内的地方治理实践，这一历史事实不容任何质疑与歪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