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树
文/张文丽
有三种树,在我的心中矗立,让我敬慕,让我思恋。
登泰山的途中,泰山上的松树,深深地让我感动,它们就在石缝中生根、成长,傲然耸立,默默地以它的顽强,以它追求的执着,春、夏、秋、冬,白天、夜晚、风里、雨里,霜打、雪压,从山脚到山腰到山顶,时时处处,与泰山站在一起。当我的同学欣喜地呼喊:"泰山老人,我来了!"我却把我敬慕的目光,一直停留在这些松树上。这是一种灵魂的交会,我不敢说,我爱你,这样太轻浮;我不能说,我敬重你,那样太平淡。我没有语言可以表达,只能把它们的形象,深深的刻印在心里,这种生命的尊贵,在我的心里生根。
曲阜,在走近孔庙前的公路两边,那两排古松,让我由衷敬畏,弯弯曲曲的树干,那盘曲的逎枝,以它们独特的不规则的形状,伸展开来,远远看去,那是一位一位,白发、白须、手执拐杖的老人,智者。他们披着日月、风霜,迎着千年的风尘,颤巍巍地站在那里,期盼我们这些浪子归来。真的,我的心不再漂泊,在这里可以享受那份神圣的安宁,那种被高尚,被睿智,被博大的天地、人伦之爱拥抱的感觉,太美好了!我为灵魂找到了形象,找到了家。
家门前有两棵槐树,粗粗的干,伸展的枝,我常常爬上去,坐在树杈间,就像坐在母亲的手掌心上,她陪我做了无数童年、少年的梦。曾经梦到自己成为一位美丽的白衣天使,在奶奶生病的时候,飘然降临到她的身边。
随着时光的流逝,老槐树幻化成父亲的形象。每次我离开家的时候,父亲推着轮椅上的母亲,送出家门,送到运河的大堤上,不停地挥着手,直到模糊地看不清了,父亲还在不停的挥着手,那份眷恋,让我心酸。远远望去他就像那棵爱抚我很久,陪伴我成长的老槐树,在我心里,给我温暖。
父亲,把瘫痪的母亲,整整照顾了二十年,解放了儿女,尤其解放了我——这个守在母亲身边,本打算收起翅膀的女儿,放飞了我的未来。
二十年的守候,他还嫌不够,母亲走的时候,他非要一路陪伴她去,不是众多亲人的细心看护,将留不住他与母亲同行的脚步。
唉,父亲啊!我小的时候,有人说他的坎坷因母亲而起,曾让我愤怒,但是,父亲一生的确磨难丛丛。
父亲,七八岁就失去父爱,寄人篱下,在大连的姑家,边上学,边沿街卖点家用的东西,承担家庭的负担,他掌握了苏联、日本两种语言。抗美援朝,父亲作为有文化的热血青年从大连去了朝鲜。九死一生啊,父亲在朝鲜战役结束前夕回到祖国,半夜里回到久违的家,奶奶安排这个离家近二十年的儿子睡下,这个二十六岁还未娶妻的儿子,在当时早就成了奶奶的心病,所以当父亲一觉醒来,叔叔已经把二十里外的母亲—— 一个十九岁的姑娘接进了家门。但是父亲在朝鲜的部队有一位大连的美丽善良的郭姓军医,同生共死,而且已经相恋几年了。但是那个年代,媳妇接进家,再退回去,将毁掉女孩一生的。就这样父亲娶母亲为妻,一生再未敢见那个痴情的大连女孩。
父亲在外交部工作,有了两个儿子,我的大哥二哥,二哥七个月的时候,父亲作为外交大使,要和母亲一起驻加纳大使馆,二哥得留在国内由专职保姆带着,父母和孩子一别将五年,他们不堪忍受五年后,儿子不要爸妈,只要阿姨的凄惨场景,没去成。正直的父亲,感觉自己不服从工作需要,比别人矮了半截。正赶上号召下放,他要求下放,组织上让他去新疆办事处,去那的人,几个月就回北京了,可父亲固执地认为,要回就得回自小远离的家,在他眼里,家是他童年时的美好,结果这一回就是一辈子。按说他应该把关系转到民政部门,也能有一份相应的工作,但是他却义无反顾地回到,他在枪林弹雨的异国他乡,无数次梦回的小小村庄。
然后他穿着出国制的皮衣、毛料衣、呢子衣去赶骡子、赶马,骑二六小自行车、拿照相机,听国外带回的收音机、听唱片、听短波里的苏联、日本广播。饥饿,差点夺走二哥的生命,他在北京回来的时候都会走了,又饿的不会走了。
二十年非常时期开始了,父亲被打成了潜伏的特务,被关在牛棚里,大哥和二哥亲眼看到,父亲被人打被人折磨……
后来,父亲为小小的村庄连建两个工厂,工厂的效益,使我们村劳力的工分值,在周围村数最高,所以我们村的小伙子都能娶上媳妇。
母亲病了,在外面闯荡惯了的父亲毅然回到家里照顾母亲,每一口饭,每一粒药,都要亲自喂母亲,父亲成了全村人的典范。
父亲一生把热诚,把坦率,把正直毫无保留地传承给了我们,只是父亲关键时的选择,却不得不让我们引以为戒。人们都说,父亲如不从北京回来,我至少会是一位翻译官,我是什么,不是什么,都没有关系,但,我真的不明白,命运为什么这样对待一个真诚、善良的人!
作家路遥说过:“人的一生中关键的就那么几步,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可以说,父亲一生,在关键的,最紧要的几步,没有做好清醒的抉择,但是,他一腔热血倾注生活,倾注亲人,无怨无尤,他就像家门前的那棵老槐树,默默地忍受生活的风霜雨雪。他远远地向我挥手,给我祝福,给我温暖,让我思恋。
泰山松、曲阜古松、家门前的老槐树,是我心中的树。
作者简介:
张文丽,教师,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本科,教育心理专业研究生学历,河北沧州青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