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犯罪构成的基本要件，应当以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认定行为人异地购买毒品准备吸食，在返程途中查获后应认定为购买毒品行为，以非法持有毒品定罪量刑

社会主义刑法从立法之初就确定了一条始终未变的原则，即主客观相一致，绝对不能给行为人搞客观归罪，不能以果推因，就以上列行为人异地购买毒品吸食，在返程途中被查获的事实而言，行为人只有非法购买并吸食毒品的故意，并无单纯的运输故意。

如果能在不运输的情况下吸食，即就地吸食，如在清朝未年的大烟馆即买即食，在目前的法治社会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也不符合现实生活。所以立法或者司法解释的时候，他一定不会把一个不可能发生的社会现象作为犯罪的行为来确定，正因为这样，吸食者购买毒品后从甲地转移到乙地实际上是购买毒品行为的自然延伸和必然结果，是一个行为不可分割的完整过程。

但自始至终，行为人购买毒品吸食的犯罪故意并未发生变化，所以对吸食者购买后在返程途中被查获的毒品，应当按最高人民法院会议纪要中吸毒者购买毒品的行为认定，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量刑。

与之相对应的犯罪现象和法律规定是：如果吸毒者购买了毒品，他为了吸食方便或者毒瘾发作时吸食，所以在日常外出过程中随身携带，这时，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查获——包括但不限于其乘坐交通工具时或行走时从身上查获、从自驾车辆上查获），也只能以存储毒品认定事实，以非法持有定罪量刑。

按照国家对于毒品犯罪的打击强度，行为人异地购买毒品吸食，在返程途中被查获，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量刑，更符合最高人民法院会议纪要的本意和对毒品打击强度的排序标准

1、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

非法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要大于非法吸食毒品罪，与之对应，国家对于非法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打击力度和刑事处罚比对非法吸食和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处罚也要重得多。

但是我们从《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规定看：1.对于“从贩毒人员住所、车辆等处查获的毒品，一般应认定为其贩卖的毒品，确有证据证明查获的毒品并非贩毒人员用于贩卖，其行为另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2.“购毒者接收贩毒者通过物流寄递方式交付的毒品，没有证据证明其有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的故意，毒品数量达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一般以非法持有毒品定罪处罚”。

这也就是说，从贩毒人员的住所、车辆中查获的毒品，以物流快递方式接收的毒品，都被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那么，从吸毒者车辆或者身上查获的毒品却以运输毒品罪定罪，是不是对于贩毒者的打击反而比吸毒者更轻了？而以快递方式接收毒品，明显是一种运输行为，也存在从甲地到乙地的转移过程，与吸毒者自身携带从甲地到乙地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仍以非法持有毒品定罪量刑，怎么可能对吸食者自身携带的以运输毒品定罪呢？这样不就明显造成了立法或者司法解释中的矛盾了吗？

2、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还有一条特别的规定：

“没有证据证明代购者明知他人实施毒品犯罪行为而为其代购毒品，代购者亦未从中牟利，代购毒品数量达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代购者因购买、存储毒品被查获的，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处罚。”从以上的规定中可以确定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从代购者身上或者乘坐交通工具上查获的毒品，有证据证明其不是贩卖的，就应当以非法持有定罪量刑。

因为一个很确定的事实就是：代购者所代购的毒品，他无论如何都是要送给吸毒者，而这种送，一定不会是面对面，一定有一般意义上的运输或者转送环节，否则就不需要代购。但会议纪要明确此种行为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处罚”。那么这一规定所能够印证和推论的法律原理是：代购者代购后送往吸毒者时，就如同吸食者从甲地自行携带去乙地一样，这种送达或者运输行为，实际上就是代购行为的完整过程和自然延伸，是不能分割开来另行定罪的。故代购后的送达行为和自身携带返程行为应当认定为同一个环节——购买（代购）行为，并以非法持有定罪，这才体现了法律认定上主客观相一致的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