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诗歌联合会《修竹留云》4967期

读诗笔记以及对诗的认知(十三)

作者：钱文昌

       “诗者，天地之心也”，诗歌是人类灵魂表达和沟通的工具，诗性文化则是其内化于精神深处一种感性的、情感的、审美的文化。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教”自古以来贯穿于中国人教育的始终，是成就理想人格的必经之途。孔子多次谈到“诗教”的重要性，“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由诗教所培育出来的诗性文化精神，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不仅塑造出中国人对生活和艺术的审美准则，而且建构了中国人的哲学观、人生观和宇宙观。

       中华文明关注现实人生，发展出能够实现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有限与无限的超越性统一的人生智慧与哲学，集中体现在中国的文学与艺术之中，成为化解生命焦虑和痛苦的一种诗性精神。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指出：“唐、宋以下文学艺术的发展，他们都有代替宗教之功能。”

       那些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大好河山的热爱、对家国英雄的赞美，是超越时空的人类共通情感，是滋养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源头活水。

       长期以来，中国艺术的历史叙事功能不断被强化，艺术在社会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礼乐文明的传统突显艺术的教化和载道功能。然而，艺术在表现个体生命独特感觉方面的作用却相应弱化。正因此，大约从中唐开始，有一种“躲避历史”的艺术思潮渐成趋势，“不作时史”——便是很多艺术家崇奉的原则。他们要超越时间和历史，试图建立更注重个体生命感觉、更符合存在特性的艺术世界，发现被历史记忆遗漏、被历史叙事遮蔽的事实。

       在中国艺术家心目中，实际上存在三种不同的历史：一是在时间流动中出现的历史事实本身，这是历史现象；二是被书写的历史，汉语中有“改写历史”的说法，历史是人“写”出来的，具有知识属性，一般所说的“历史”即指此；三是作为“真性”的历史，它既不同于被书写的历史，又不同于具体的历史现象，而是人在体验中发现的、依生命逻辑展开的存在本身。千余年来，中国艺术家特别重视的是这第三种历史的呈现，它给人的生命存在带来一种坚实力量。

       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的两个基本元素，如果说一种东西存在于时空之外，那是不可想象的。取意在“四时之外”的中国艺术，恰恰是要通过恍惚幽眇的“幻”的创造，挣脱时空束缚，来描画生命体验中发现的、从历史星空中飘来的那一缕清风。此中之“幻”，不是西方视觉心理学所说的幻觉——这种人的感觉器官出现的虚假感觉是一种心理现象，侧重从空间的视觉表象入手；中国传统哲学和艺术观念中的“幻”，则是一个关于存在是否真实的问题，它侧重从时间入手，从荣枯过眼、倏忽万变的角度来理解“幻”。

       中国艺术家要在斑驳沧桑、恍惚迷离的世界里，去听“历史的回声”，去观照生命的真实。即幻即真，是中国艺术依循的重要思路。中国艺术重意，不执着于形，山非山，水非水，花非花，鸟非鸟，超越时空秩序，是艺术家的拿手好戏。

       一切艺术都是人所“作”的，“作”得就像没有“作”过一样，“作”得就像天工开物一样。人的创造，为何要避免出现人工痕迹？根本原因就在于艺术家要将人从“人”的知识计量中拯救而出，走入天趣，归复本然的生命节律。脱离“作”，也就是脱离被时间、历史、知识等捆束的创作方式。

       刘禹锡《听琴》诗云：“禅思何妨在玉琴，真僧不见听时心。秋堂境寂夜方半，云去苍梧湘水深。”这首描写时间感觉的著名诗篇，记录的是体验中对“生命时间”的发现。琴声由琴出，听琴不在琴；超越空间的琴，超越执着琴声的自我，融入无边苍穹。夜将半，露初凉，心随琴声去，意伴天地长，此刻时间隐去，如同隐入静寂的夜色，没有了“听时心”，只留下眼前永恒的此刻，只见得当下的淡云卷舒、苍梧森森、湘水深深。“真僧不见听时心”，归于茫无涯际的生生节律中——这便是中国艺术的至高理想。

       当语言的光芒照亮诗歌的时候，生活中的烦琐才能跃身进入心灵风景的诗意空间。诗人李磊在创作谈中写道：“诗歌，或者说整个文学的最根本的要义就是艺术的表达，表现人类共同的情感和心理空间。故乡的风、麦田、故去的亲人一直都在，我从没有刻意描摹，也没有加重渲染，它只是我舍弃不了的一部分，就像呼吸、血液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忧伤”“寂静”“伤痛”“孤寂”这几个词可以说是林莽诗句里的高频词，他将这些带有淡淡怅然的词语，悄无声息地过渡到满月、雨雾、花草、苍鹭等这些在他生命真实存在过的痕迹中去，来记录生命某个瞬间的感悟，直抵人心，这是他诗歌的一个显著特点。

       诗歌之美，美在遐想。美在空灵。好的诗歌应该给人以充分的想象空间，如美酒般余味悠长，甘醇流香，回味无穷，给人以想象和发散的空间，在悠美的文字中找到灵魂的寄托与归宿，触动内心，引起共鸣和思考，所表达的情感也应该是真实而深刻，空灵而隽永。

       诗歌之美，始于灵魂，美在意境。意境美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范畴之一，是艺术形象中意与境、情与景、心与物交融契合的审美境界。要以独特的语言和情感，为读者呈现出一幅幅关于人生、自然和情感的生动画卷。

    最自我的表达就是最好的艺术。

    诗歌是落在生命里的一场大雪。

       终身学习和技能更新将成为未来人生的重要特征。

       李泽厚《美的历程》一书因其深刻的美学思考，成为影响一代人美学取向的经典之作。哲学家冯友兰评价该书为“一部中国美学和美术史，一部中国文学史，一部中国哲学史，一部中国文化史”。

       郭沫若的书法题材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他书写最多的内容包括毛泽东诗词、自己创作的诗词以及为各地活动所作的即兴题词。这些内容缺乏前人可供模仿或参考的范本，因此创作难度极大。然而，郭沫若毫不畏惧这些困难，义无反顾地挥毫，表现出旺盛的创作激情和可贵的开拓胆魄。这种心理素质在一般书法家中十分罕见。

       从人类高智发展的这五千年来看，在语言领域，所有参与与使用者都功不可没，在记录和演绎的角度，史官与作家成了皇帝而非社会的统治者成为主宰。

       晚年是写青春诗的土壤。

       生命最好的状态，就是追逐生活的诗意和内心的美好。

       诗歌本身就是幸福。

       康德认为，美是不求任何外在目的而只是纯主观地被我们所感受的东西，正是在美的感觉中，人们可以真正摆脱物质利益的干扰，享受那种纯粹的快乐。

       叔本华说：人生就像一团火焰，一旦开始燃烧，就会持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自己的目标和理想，而不是在于追求快乐和享受。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是文学的共性。中国的文学不仅仅是语言的艺术，也是文字的艺术。我们读唐诗“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时，只能是线性读出两句诗来，如果书写成：

　　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

　　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了另外一种非线性结构：门对窗、泊对含、东对西……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这种对仗是非线性的视觉结构。诗不仅是读的，也是看的。正如著名学者饶宗颐所说：“汉字只是部分记音，文字不作言语化，反而结合书画艺术与文学上的形文、声文的高度美化，造成汉字这一大树，枝叶葰茂，风华独绝，文字、文学、艺术（书法）三者的连锁关系，构成汉文化最大特色引人入胜的魅力。”

       真正的诗歌，无论是现代还是古典，都具有一些独特的特征。这些特征包括语言的韵律和节奏，生动的意象和深入人心的主题。诗歌不仅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形式，更是一种深层次的情感表达和真理揭示。

       写作的勇气比才华更重要

       我们有时候会焦虑写作的意义，但是首先你得把它写出来，写不出来任何意义都不存在。

       李泽厚认为：儒家思想真正的深层结构是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它以情为本体，重视生命、肯定日常生存，在“一个世界”中乐观进取，使审美代宗教成为可能并将人的感性生命推向极致，达到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为此，李泽厚提出儒学第四期说，并将美学作为历史本体论的第一哲学。

       从美学的角度来看，“人化”主要有外在自然的人化和内在自然的人化两个方面，“前者使客体世界成为美的现实”，“后者使主体心理获有审美情感”。

       卢梭说：青年是学习智慧的时期，而老年是运用智慧的时期。

       诗歌的最高境界，是心灵的触摸与共鸣。它超越了文字的束缚，成为了一种无形的力量，能够深入人心，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它像一缕清风，轻轻拂过心田，使人心旷神怡，陶醉其中。它像一场细雨，润物无声，滋润着心灵的土地，使人的灵魂得以净化与升华。

       语言为诗歌的表达提供了无尽的可能。作品在明亮中有曲折，语言通透，有对生活层层叠叠的巧妙拆解。对于诗人来说，要写出一首好诗，想象力、情感经验和语言表达三者缺一不可。可以曲折，可以直白；可以隐喻，也可以通透；需要技术，需要诗艺，更需要生活，最终通过神奇的语言落地。

       “我们不是因为年老而停止玩乐，而是因为停止玩乐才会变老。”

       诗歌语言要创新，要出语惊人，惊悚才产生语言冲击力。但这只是语言美的一个方面，诗的灵魂不是语言华丽，用字巧妙，而是在思想和意境美。

作者简介：钱文昌，甘肃永登人，兰州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兰州理工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城市科学研究院特聘专家。中华诗歌联合会主席团成员、特邀顾问、现代诗歌研究院院长。专著《第三利润源泉》获中国发展研究奖。诗集《钱文昌诗选》获兰山文学奖、华语文学图书金奖。《胡杨》获2014中外诗歌邀请赛一等奖。长诗《黄河照耀中国》获第九届"祖国好"华语文学艺术大赛金奖。多次获得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兰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