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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底，又是一个征兵季。那时我正在济宁商校读书。好男儿志在四方，当兵入伍保祖国保家乡，是我儿时的梦想。当兵的念头如同破土而出的新芽，在心里悄然萌动。然而现实却给我出了个难题，当年有在校学生原则上不能当兵的规定。这就像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横在了我与梦想之间。
可是，当兵的念头就像一把火，一旦点燃怎么也压抑不住。思来想去，我决定去找文革中结识的老友——公社革委会的负责同志。老友很仗义，爽快地答应我给征兵办商量。
幸运的是在老友的帮助下，我顺利的通过了征兵体检。当我拿到入伍通知书的那一刻，心里又是兴奋，又有点担心，担心的是如何通过学校这一关。
我找了学校军宣队和工宣队的领导，他们都劝我安心读书。可我的心怎么也静不下来，铁了心的要去当兵。在那段时间我几乎天天去领导办公室，软磨硬泡，把当兵的念想掰碎了揉细了讲。许是我的执着和真诚打动了他们，军宣队的周参谋长终于开了口，找来工宣队的刘师傅商量了一下，说“行！只要你拿到入伍通知书就让你去当兵”。高兴的我一蹦老高，立即把入伍通知书放到了两位领导的面前。那一刻悬着的心才真正落了地。学校给我发了二十一元的生活补助费，还特意赠送了一套《毛泽东选集》。沉甸甸的像是把嘱托和期望都装在了里边。
就这样磕磕绊绊，我终于要穿上军装了。仰望夜空，数着天上的星星，觉得幸运终于降临到我身上。我的兵梦已成了。
换上军装，济宁县的新兵在军站集结，汽车把我们拉到了兖州火车站。在这里与金乡，微山两县的新兵汇合，一同登上闷罐车厢。在火车的鸣笛声中启航，一整夜在黑暗中颠簸，不知行向何方，最终抵达淄博市白云湖畔的牛马头农场，新兵训练就此开始。
我的新兵连生涯很短，仅九天。之后部队从新兵中挑选了二十五人到汽车连学开车，我有幸入选。在那个年代一开汽车可是个人人羡慕的活儿。
到汽车连后我分到一排一班，老班长是一位六四年入伍的济宁老乡。他指定了一位技术过硬的老兵做我的师傅。
这段入伍初期的日子算得上顺风顺水，到汽车连没几天，我就成了新兵里唯一的在连队士兵委员会担任宣传委员的人，这大抵和我读过书有关系。
驾驶训练开始了，师傅和我都认准了四个字“多开多练”。只要不是道路状况很复杂，师傅总是让我开。在师傅的传授下，从起步，换挡，转弯到会车，一点点的摸透了车的脾气。不出半月，我握方向盘的手越来越稳，驾驶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
到汽车连不久，连里指派我跟师傅去给新兵连送物资。那天路况不错，大半程都是我握着方向盘，等把车稳稳的停在新兵连驻地，我刚从驾驶室跳下来，一块入伍的战友们呼啦啦围了上来。七言八语的问这问那，言语间藏着掩不住的羡慕。搞的我怪不好意思，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出差回来，恰逢指导员组织当年入伍的新战士政治学习，他让我讲讲去新兵连的感想。我便把当时那点不好意思不知说什么好的实情说了，没成想话音刚落就被指导员批评了，说我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作祟。他严肃的说“不管干什么都是革命的分工不同，归根结底都是为人民服务，要大大方方的说出来”。我的脸红了一下，低着头没敢吭声，心想还是指导员的政治水平高，我要虚心学习，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当个合格的汽车兵。
在连队的日子里，与战友们朝夕相伴，情谊早已刻在心底，排长的教诲，老班长的关怀，像暖流一样焐热了日子；我这开朗爽直的性子也换来了大家的信任，文化程度稍低的战友收到家书，总爱让我念念，还托我代写回信。最难忘的一位战友，他不善动笔，家里给他介绍位当民办老师的对象，每次收到情书都找我代笔，我打趣他“伙计，这到底是你在谈恋爱，还是我谈恋爱”。一来二去，战友情就在相互托付中愈发深厚。
记得有回连里改善生活吃水饺，炊事班把肉馅和面粉分到各班，自己包好送去煮。偏巧我们班的战友都出车了，只剩下我和师傅没任务。眼看堆着的面粉和馅，师傅犯了愁。我瞅着隔壁的东风丝织厂（厂里女工多）灵机一动过去找了几位女工来帮忙，人多手快没多大功夫就包完了全班的水饺。师傅喜的合不拢嘴，一个劲的夸我点子活。战友们出车回来，都吃上了热气腾腾的水饺，我心里也甜丝丝的。
连队生活紧张又有序，军号管着作息，每天雷打不动的早请示，晚汇报。汽车兵队列训练不多，多半时间忙着给各营连送物资，送施工材料；每周六下午是车场日，大家都忙着检修保养自己的车。
两个月训练下来，我们这些新手陆续“放单”了——能单独驾车执行任务。我算放单比较早的，当握着方向盘独挡一面时，别提心里多踏实了。
放单后的那段日子，我整日奔忙在路上，给连队送煤炭，粮食，往施工工地拉钢材，水泥。车轮碾压过公路，也爬过山路，日子紧张的像上了弦，却格外充实。
谁知没多久，就遇上了一生头一回败落。那天我给十二连送道轨，施工部队修的便道路窄坡陡，我加大了油门，发动机吼着往上爬，没成想，雨水早把路基淘空了，表面的硬壳看着完好。车子一压路面突然塌了，我眼睁睁的看着汽车向路基下的梯田侧翻，我只能死死的握紧方向盘，车子十轮朝天（我开的是十轮大卡车）翻在了下面的梯田上。我急忙爬出驾驶室，前前后后检查了车况，万幸车子没有大碍，全靠大厢里的道轨架支撑着。
十二连的战友很快报了信，他们的连长指导员赶来，并通知了汽车连。他们陪着我在现场等。直到团后勤处的宋处长带着我的排长，班长到来。十二连的领导主动说明翻车是道路塌陷的原因，还特意给宋处长提起我坚守岗位，沉着检查车况的事。
后来听班长说，车子扶正后是他开回来的，我悬着的心才落地。只是挨批终究没有躲过，指导员在全连军人大会上狠批我的单纯军事观点和骄傲自满情绪，我百口莫辨，只能一遍一遍的检讨。
听说连里原本想把我从汽车连下放到基层连队，向宋处长汇报后，他坚决不同意，说责任不在我，没必要给处分，还夸我临事冷静，坚守岗位应表扬。想来，我的排长和班长在处理这事时，定是在宋处长面前没少给我说好话。
这件事颠覆了我在指导员心中的印象，在以后的日子，我得处处小心，挨批评是难以避免的。偏巧有回休息日，按规定战士可以有半天的时间轮流出营房自由活动。我想去公共澡堂泡个热水澡，没承想又撞见了指导员。泡完澡我和他挨着躺歇，我顺口让服务员拿条热毛巾擦脸，这点小事竟让他上了“谁为谁服务”的高度，当即批评起来“军人是为人民服务的，你让服务员给你送毛巾，不是成了让人民为你服务吗？得好好的端正入伍动机，搞清楚为谁当兵，为什么当兵”。我照旧没敢吭声，心里却忍不住犯嘀咕，指导员这是怎么了，总看着我不顺眼呢？
六九年发生了珍宝岛保卫战。中苏关系空前紧张，主席发出了准备打仗，准备打大仗，打核战的指示。元帅向全军发出了一号命，全军处于紧张的战备状况，汽车连的紧急出动和特殊训练也相对频繁。夜间闭灯驾驶，指定行程目标，限时跑完行程等保障性训练多了起来，对我们的驾驶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又是一个夜晚，部队接到命令，所有的汽车着着小火，战士们打好背包，坐在驾驶室里待命。午夜上级一声令下，全连的车辆轰鸣着冲出营房大门，向大山深处奔去，全程要求闭灯驾驶，汽车开到山里，命令战士们各自找隐蔽地方停车待命。
天刚亮，命令就下来了——拉九连去黄河抗凌。我赶到九连，战士们已整装待发，背包打的方方正正，钢枪在晨光里闪着冷光。等所有的人都上了车，嘹亮的军歌裹着寒风飘起来，车轮碾过冰土，朝着黄河抗凌第一线驶去。
到黄河大堤已是傍晚，寒风像刀子似的往骨头缝里钻。部队迅速搭起帐篷，我也跟着在帐篷里歇了一晚。冻的缩成一团，几乎没合眼。第二天一早我索性起来在大堤上跑步取暖，呼出来的白气瞬间消失在冷风里。
抬眼望向河面，已是一片冰封世界。那年黄河下游山东段气温骤降，上游水温尚高，没有完全冰封的水带着冰渣子涌下来，一遇冷空气便迅速凝结，一层叠着一层，在河道里堆成厚厚的冰坝，这冰坝越积越厚，若不及时爆破，随时可能漫过河堤，而九连正是赶来执行爆破冰凌任务的。
在执行运输任务的日子里，我结识了不少战友，大多是连里的司务长，上士和营里的材料保管员。
有回我在一营值班，跟营里的材料保管员去济南工程兵部仓库拉炸药，矸石和雷管。按规是这三种不能混装。我们先拉了两桶矸石出来，折回去拉雷管，最后才装炸药。这么折腾下来，天色已经不早。返程偏又遇上大雨，车子开到离营部不到两公里的地方，雨势越来越猛，路面滑的根本没法起步，稍不留意就可能滑进路面的深沟。
没办法，只有让材料员回营部喊人帮忙看车，顺便把混装的雷管扛回去。我一个人在漆黑的雨夜守着车，心里直打鼓。我端着配备的折叠式冲锋枪，忍不住违规压了一梭子实弹，真怕外面有什么动静，逼得我不得不扣动扳机。
好在虚惊一场，终于等来了材料员和营里派来的警卫，大家都穿着雨衣，我跟大家一起把雷管扛回了营部，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转眼到了年底，我和战友相处的和睦，也得到了排长，班长和战友们信任和好评。没承想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把我推向了风口浪尖。
那天是车场日，我早早检查保养好自己的车子，把弄脏了的军装泡在盆里，准备洗干净晾上。谁知道指导员突然决定要修复一台坏了的斯柯达大货车。让我们已经完成自已车辆保养的战士，立即去修理所帮忙。说实话，上午出去，下午过车场日，大伙都觉得有点累，可命令下来，谁也没说啥。
赶到修理所，拆的拆，卸的卸，好不容易把这大家伙的零件一一拆开。大家连轴转，干了整整一夜，又一个上午，总算把车修的差不多了，可修理所缺一个这种车型的发动机缸垫，让我们派人去汽车连看有没有。我自告奋勇回去取，到了连队我顺水拿了件军大衣，想着修完车洗个澡能用上。
回到修理所干到下午四点多钟，因缺一个件，最终没完我汽车修复任务，已是傍晚时分，长时间的连轴转，又困又累，加之我胃不舒服，早上和午饭都没吃好，身体真有点扛不住了。心里就一个念头赶快回连队睡上一觉，出修理所的营门，我跌跌撞撞的往汽车连走，此时，脑子里已有些发懵，走着走着，一阵风吹来，披在身上的军大衣被吹掉，我竟没有意识去拣。
好不容易挪到连队宿舍，一头扎到床上，就失去了知觉，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休克，也落下了条件性休克的后遗症。
听排长说是他向指导员作了汇报，请卫生队的医生为我做了检查，说是因疲劳过度导致的休克，那些检查和抢救我浑然不知，直到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才悠悠醒转。一睁眼，猛然想起我的军大衣丢了，赶紧爬起来去找指导员汇报。
谁知刚进连部办公室，就被指导员劈头盖脸的一顿批：“你这样怎能打仗，军装代表着军人的纪律和形象，你连军大衣都能丢，简直不象话”。
我本就里有点憋屈，连日的疲惫和心里的委屈，像被点燃的火笛“噌”的窜上来，我已累成这样，他没有一句安慰，全是斥责，心里的不平再也压不住，我冲口而出“是处分是开除随你的便”说完“砰”的一带上门，转身而去，就此我和指导员之间的误解就公开化了。
年底召开军人大会，让大家敞开了说心里话，我借这个机会，围绕指导员常提的：“为什么当兵，为谁当兵，如何当兵”作了长篇发言。言语间也旁敲侧击的对连领导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提了些看法。或许话说的有些尖锐，虽然在战士中间引起了些反响，却也让指导员对我的误解更深了，后来听说散会后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闷睡了长长的一觉。
新的一年开始了，济南军区决定在舟桥营的基础上组建舟桥团。我们连成了新组建的舟桥团汽车连的主力，全连抽调六名驾驶员过去，我的排长也被提拔为舟桥团汽车的副连长，二排长和司务长也调了过去。加上从炮兵，装甲兵等兵种调过去的共十一名驾驶员。同的还调入了一些不会开车的战士，看样子有可能培训他们。
没曾想，指导员也随队调入舟桥团。部队组建没几天，连长去济南执行支左任务，连队的全面工作，依旧由指导员主持。
有意识的是，从我们连调入的六名战士，之前或多或少的和指导员发生过误会。大家对他敬而远之，这让他难免觉得有些孤单，开展工作也就多了一些难度。
部队刚刚组建，来自不同单位的军人聚在一起，彼此需要熟悉和磨合。部队的组织架构，营房建设，装备配置一切都得从零开始。我们连暂驻在平阴县棉纺织厂。日常除执行站岗任务，就是学习政治理论和必要的舟桥专业知识。
经过半年多的学习和训练，官兵们初步掌握了舟桥架设的知识和技能。恰逢六十七军某部渡黄河执行任务。济南军区杨得志司令员向舟桥团下达了在黄河上架设舟桥的命令。
当时新配备的装备刚运抵济南，汽车连首当其冲，承担了把这些新装备运到施工现场的重任。赵副连长亲自驾驶车辆，带着我们十一位驾驶员赶往济南装备仓库。一到现场，只见一排排崭新的CA一30解放牌汽车整齐排列，每辆车上装载着一个军用舟体。车舟一体通体军绿。另有两辆车牵引着专用汽艇。整装待发。
要把这五十多台车悉数驶抵平阴黄河滩，每人至少往返五趟。何况还有其它配套的设备需要转运。任务紧迫，我们不分昼夜的连续赶路，车轮频繁的往返与济南平阴之间，扬起的尘土在车灯的照射下宛如一片金色的雾霭。
连续多日高强度的驾驶，让大家精神高度疲惫，双眼布满血丝，腰背酸疼不已。然而当最后一个舟桥单元推入黄河，目睹舟桥在滚滚黄河上巍然成型，所有的疲惫仿佛瞬间消失，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欣慰和自豪的笑容。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六十七军某部的钢铁洪流浩浩荡荡的在我们亲自架设的舟桥上渡过了黄河，那时所有的疲惫都化作了自豪。我们舟桥团完成了组建以来在黄河上首次架桥任务，这份成绩，赢取了上级的嘉许。也深深的烙在了我的军旅记忆里。
完成任务的喜悦还未散尽。连队便迎来了人事变动，指导员转赴生产建设兵团。连长“支左”未归。主持全连工作的重担，落在了赵副连长的肩上。
赵副连长是我的老排长，从我入伍时便对我悉心培养。我向他坦白了退役的想法。他多次找我促膝长谈，话语恳切，希望我留下，让我深深的陷入彷徨：走，愧对他的知遇之恩。留，心头萦绕着往日与指导员误会而错失机遇的遗憾。
那年一月，老兵复员工作启动，赵副连长仍未放弃挽留我，特意安排我协助他为退役战友撰写鉴定。那些日子里我内心斗争激烈，经反复权衡，我还是选择了退役，去开启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得知我去意已决，赵副连长特意安排我去江西一兵工厂工作。这份情谊，沉甸甸的。然而想到入伍前接到那封“速返校参加毕业分配”的通知，我还是婉拒了他的安排。
离别之日，我望着朝夕相处的战友，望着熟悉的军营，望着对我寄予厚望的赵副连长，心中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惆怅。那是一种交织着不舍与遗憾的复杂心绪，至今想起，依然清晰如昨。
（文福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