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窑赋》开篇一句“马有千里之程，无骑不能自往；人有冲天之志，非运不能自通”，道尽了人生抱负与现实境遇的深层关联。此处之“运”，从非虚无缥缈的宿命，更非否定才学的托词，而是个人才能得以施展的契机、理想得以落地的桥梁，甚至涵盖了先天传承中难以掌控的境遇错位。纵观文中所载古今贤愚、穷通之例，尤其帝王父子间的品行反差与舜帝的孝感往事，无不印证：纵有经天纬地之才、至高至善之德，若遇“运”之错位，连血脉传承中的“孝贤”都难自主；但唯有坚守自身之才德，方能在“运”至之时得“自通”，否则纵有运亦难握。

 

“非运不能自通”，首在“运为才之舟，无舟则才难渡”。世间从不缺身怀绝技之人，缺的是让绝技有用武之地的时与势。孔子文章盖世，“克己复礼”之思、“仁义礼智”之论，至今仍为华夏文化之根基，可他周游列国十三载，却在陈国陷入“绝粮七日”之困，弟子皆面露饥色，其道难行——非孔子无才，实乃春秋末年诸侯争霸、皆重武力轻礼义，无赏识其“王道”之运，故“厄于陈邦”，难通其志。再看姜太公，武略超群，深谙治国安邦、领兵作战之术，却直至七十余岁，仍只能隐居渭水之滨，以“直钩无饵”之态垂钓。并非他愿老于林泉，而是未遇识其才、用其能之明主，直至周文王渭水访贤，“运”至则道开，方才成为西周开国之师，成就千古功名。由此可见，才能是立世之骨，而时运便是载骨前行之舟，无舟之托，纵有千钧之才，亦难渡向理想之岸。

 

“非运不能自通”，更在“运定境遇之错位，非人力可强改，但守才方能待运”。这一点，在《破窑赋》提及的帝王父子间尤为刺眼，而舜帝“孝感天地”的往事，更将“守才待运”与“运至自通”的关联说得透彻。尧帝是上古公认的圣君，仁厚英明、广纳贤才，一手开创“尧天舜日”的盛世，可他拼尽全力教化儿子丹朱，丹朱却始终顽劣不堪，沉迷游猎、无视礼法，最终尧帝只能将天下禅让给舜，而非传予亲子；反观舜的父亲瞽叟，双目失明且愚昧顽固，不仅不慈，还多次联合舜的弟弟象设计谋害舜——舜曾被瞽叟骗去修粮仓，对方却在下面纵火，他靠举着斗笠跳下才脱险；又被哄去挖井，瞽叟与象竟在上面填土封井，他幸而早挖了侧洞才逃生。

 

即便身处如此凶险的境遇，舜却从无半分怨怼，更未放弃孝德：他耕于历山时，待人宽厚，连原本争地界的农夫都主动退让；渔于雷泽时，让利给年长的渔民，百姓皆愿追随他居住；即便面对父亲的加害，他仍“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事后依旧恭敬侍奉，连山中的鸟兽都似被其德行感动——他耕地时，大象来帮他拉犁，小鸟来帮他啄草。舜无“生贤父”之运，甚至连基本的生存安全都难保障，却始终坚守“孝”这份核心才德，从未因境遇恶劣而自弃。也正是这份坚守，让他的德行传遍天下，最终被寻访贤才的尧帝得知——这便是舜的“运”，而这份“运”能降临，根源在于他未因“运”的错位而丢了自身之“才”（孝德）。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舜帝自身以孝闻名，可他的儿子商均，却与丹朱相似，资质平庸且贪图享乐，舜帝无奈之下，只能将天下禅让给治水有功的大禹，而非自己的儿子。

 

这三组父子的反差与舜的经历，恰是“运”最真实的印证：尧帝有德，却无“传贤子”之运；瞽叟无德，却有“生孝儿”之运；舜帝承孝，却无“继贤嗣”之运。他们皆是天下共仰的贤君，拥有改变天下的力量，却连自己子女的品行、传承的走向都无法掌控——非他们教化无方，实乃“运”之安排。但舜的故事更提醒我们：“运”的错位虽难改，可坚守自身才德，便是为“运”的到来铺路；若舜当初因瞽叟的加害而心生怨恨、放弃孝德，即便尧帝寻访贤才，他也难入其眼，更遑论“自通”其志、承继天下。

 

“非运不能自通”，亦在“运定才之显，无运则才难彰”。人生之穷通起伏，往往非才力所能完全左右，时运之流转，常为境遇转折之关键。韩信的一生，便是“运”定“通”与“塞”的最佳注脚。未遇之时，他穷到“寄食漂母”，忍“胯下之辱”，连一日三餐都成难题，纵有领兵打仗、决胜千里之能，亦只能隐于市井，无人问津；及至上遇刘邦，萧何以“国士无双”荐之，“运”来之时，他率军暗度陈仓、背水一战，横扫诸侯，腰悬三尺玉印，封齐王、镇一方，才名震天下；可一旦时运衰败，刘邦建汉后疑其功高盖主，吕后设计除之，一代名将竟死于妇人之手——非韩信才力有增损，实乃时运有盛衰，运通则才显，运塞则才湮，终难自通。再如李广，“飞将军”之名震匈奴，曾夜间误将巨石作猛虎，一箭射穿石心，其勇其技，冠绝当时，可他一生征战沙场，历经七十余战，却始终未得封侯之赏，到老仍“李广难封”，抱憾而终；冯唐有乘龙之才，敢于直谏、洞悉时政，却一辈子未得重用，直至年老，仍只是个不起眼的郎官。此二人，皆非无才，只因时运不济，故一生抱负难伸，终难“自通”。

 

当然，《破窑赋》所言“非运不能自通”，从非教人防天认命、躺平待运，而是让人看清“运”与“才”的辩证——认运非服命，守才待时方为“自通”之根本。文中吕蒙正自叙，昔年寓居洛阳，“朝求僧餐，暮宿破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上人憎，下人厌”，却从未自轻自贱，“衣服虽破，常存仪礼之容；面带忧愁，每抱怀安之量”，始终守着君子之骨、向上之心。正是这份“心若不欺”的坚守，让他在贫贱之时不丢才志，待时运到来，方能一步登朝，官至极品、位列三公。他深知“人道我贵，非我之能也，此乃时也、运也、命也”，却更明白，若贫贱之时自弃其才、自欺其心，即便时运到来，亦无才可用，何谈“自通”？故“待运”非“等运”，而是以才为基、以心为守，在“运”未到时养精蓄锐，在“运”至之时顺势而为，方能借运之力，通己之志。

 

纵观《破窑赋》所载诸人诸事，从尧帝、瞽叟、舜帝的父子错位与舜“孝感天地”的坚守，到孔子、韩信、李广的才运纠葛，“非运不能自通”从来不是否定个人努力的宿命论，而是对人生境遇的清醒认知：“运”是先天传承中难以掌控的错位，是后天才学得以施展的契机，是人生起伏中不可忽视的变量；而“才”是承接“运”的根基，无才则运至亦空，守才方能待运至。唯有以才为骨、以运为翼，守才不弃、待运而发，方能在人生的无常中，得“扬眉吐气”之通，成“冲天之志”之业——这便是《破窑赋》留给我们关于“穷通之理”的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