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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参加同学们的活动。董洪波和我联系的时候，我这个很少参加这类活动的人，是一秒钟的犹豫都没有就答应了，因为我特别喜欢和大学生们一起进行交流和探讨。小董要我报个题目，我想了想，还是谈谈知识分子问题吧。因为人们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很不严谨，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很不全面，同学们又正在接受高等教育，也属于很多人定义上的知识分子。我就结合我阅读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班达的《知识分子的背叛》和其他西方著作的体会，以及我这些年对中国文化和知识人的理解，谈谈我的个人意见。
其实，好多年来，我一直把思考的触角伸展到中国知识界，我想弄清楚，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是否存在过以及存在着知识分子阶级（阶层）。可是，我的结论十分不妙，中国根本没有出现过所谓的知识分子阶级或者说阶层，甚至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不曾产生过一个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尽管有人把中国知识分子的雏形追溯到五帝时代，连费正清这样大名鼎鼎的学者也一直坚称中国古代即有知识分子，但我仍然要说，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没有过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现代社会也不曾产生过知识分子阶级（阶层），除“五四”之外，甚至没有出现过知识分子群体。
我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什么是知识分子
法国学者班达认为知识分子是一小撮才智出众、道德高尚的“哲人之王”。他们人数不多，也无法以例行的方式培养出来。他们是能甘冒被烧死、放逐、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尤其是“处于几乎永远反对现状的状态”，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才是他们的本色，他认为知识分子有如下三个显著特征：1、它们是静态的；2、它们是大公无私的；3、它们是理性的。（《知识分子的背叛》）。 美国学者萨义德对知识分子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对知识分子作了一个中肯的合乎实际的定义，他在《知识分子论》序言中说：“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萨义德认为对知识分子而言，最该谴责的就是他们逃避政治的行为。他主张“要维持知识分子的相对独立，就态度而言业余者比专业人士更好。”简而言之，知识分子应该是独立于政府和其他利益集团之外的、敢于把真相告诉大众的一群人。陈寅恪先生有一句概括知识分子话很精确：“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
随着法国德雷福斯事件所引起的激烈论争，知识分子一词开始被广泛运用。一般而言，知识分子特指那些勇于通过媒体发表自己政见的文人。他们可以是作家、哲学家、艺术家或大学教员，但他们为了捍卫正义、真理等普遍价值而走出自己的职业领域，利用自己的声誉进行公共辩论。与专心于学术研究的专家、学者不同的是，知识分子是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直接生产者，对公众舆论发挥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尽管“知识分子”一词19世纪中叶才出现，美国学者科塞（《理念人》的作者）认为知识分子出现的年代是十七世纪，法国学者还说知识分子是伴随着法国德雷福斯事件而出现的一个独立阶层，但我认为，知识分子包括知识分子群体在西方早就存在，最早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应该是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希腊。
其杰出代表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思多德等，正是他们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即信仰与思辨理性的精神。信仰与思辨理性二者交融，共同形成对终极实体把握的精神力量，从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勇于探索、不畏强权的知识分子。他们从来不依附政府和某一个利益集团去推行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更不会为了自身利益出卖良知。苏格拉底宁愿饮鸠自尽也不愿违心认错；布鲁诺可以牺牲生命，就是不能承认“地心说”；左拉面对强大的政府和军方毫不畏惧，对总统先生大声呼叫《我控诉》；索尔仁尼琴不怕流放和杀头，永不放弃揭露真相的信念。就连“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也能够做到牺牲贵族身份和付出永远不能与家人团圆的代价，誓死与坚持正义的丈夫们在一起。这就是人类社会为之骄傲的知识分子！
当然，他们之所以被称之为知识分子，并不仅仅因为他们的勇气，在这个世界勇猛之人不胜枚举，中国亦不乏这种英雄豪杰，许多人面对死亡面不改色心不跳。他们或为某一主人，或为某一组织、集团，或为家人朋友（像明朝的方孝儒就为了忠于自己的主子牺牲了自己家族和自己的学生八百多口人的性命），但他们却并不是或者说事实上并不是为了大众和真理。中国知识人做得比较好的也只是做了一个忠臣或谏臣。“士可杀不可侮”应该是每一个普通人的人格标准，而不是知识分子的特征。
苏格拉底是古希腊时期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苏格拉底坚持真理、主持正义，经常批评雅典统治阶层的腐败，甚至批评一些最高领导人，因而遭到他们的忌恨。后来，有人控告他反对民主政治，用邪说毒害青年。苏格拉底因此被捕入狱，在申诉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自称无罪，认为自己的言行不仅无罪可言，而且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于是，他被雅典的统治者以“不敬神”“腐蚀青年”为罪名判处死刑。他的学生和朋友们多次劝他逃离雅典，并买通了狱卒，为他安排了万无一失的逃跑计划。但他坚决拒绝，宁可死，也不肯违背自己的信仰。他认为，尽管加给他的罪名纯属诬陷，但他既是雅典的公民，就应该遵守雅典的法律。行刑的那天，来看望他的学生和亲友都十分悲痛，而他却镇定自若，谈笑依旧，最后从行刑官手里接过毒酒，一饮而尽，从容赴死。
1894年9月法国情报机构据称通过一名打入德国大使馆的间谍获得了一份手写的文献。在该文献中一名显然消息灵通的未知名内部人士向德国武官说，他要为德国提供秘密军事情报，尤其是法国炮兵情报。炮兵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很快就被怀疑，原因是因为他是犹太人，而且他的家庭过去来自德语地区。而且他在一年前因为父亲的葬礼去米卢斯，也就是说去了德意志帝国领土。他被命令听写了几个词和几句话后被逮捕。
德雷福斯声明自己无罪，但是无效。1894年12月22日法国一致判处他有罪并判处他终身流放和关押到魔鬼岛。1895年1月5日在一个非常侮辱人的仪式中他在法国军校的校园内被剥夺军衔，此后不久被运往魔鬼岛。同年4月他到达那里并被单独监禁。
后来，真正的叛国者被揭露出来之后，军事当局却不愿对其判罪，更不愿撤销对德雷福斯的判决，他本人、他的家人尤其长兄马修，多次声诉无效。当时的法国，有一股强大的仇恨犹太人的思潮，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德雷福斯有罪，媒体也一边倒地谴责德雷福斯，有人甚至要求处死他。在这个时刻，著名作家左拉站了出来。
1898年1月13日左拉在《极光》报中发表了写给法国总统菲利•福尔的《我控诉》来声明德雷福斯的冤枉。左拉还因为军事当局的指控，被迫逃亡英国。在左拉的影响下，一批有良知的知识人，站到了正义一边，最终迫使法国政府宣布德雷福斯无罪。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并不是为了介绍这个事件，我是告诉读者当时以左拉为首的知识分子是如何不畏强权、坚持真理的。让我特别感动的是，当时的法国政府中的很多高官一直在为德雷福斯辩护，从总统到总理，但是，当时的法国军方太强大了,政府也不好干预司法更不好干预军队司法。但，很多政府高官都选择了站在正义一边。
1998年1月，法国著名作家左拉发表影响当时法国和西方世界的讨伐法国军方胡作非为的檄文《我控诉》100周年之际，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希拉克致信左拉和德雷福斯的后裔，对于100多年前法国发生令这个文明国度蒙羞的德雷福斯事件之后，左拉及其德雷福斯先生和他的家人不畏强权、积极作为，有力地捍卫公平正义和法国的价值理念的行为给予高度评价和由衷感谢。希拉克在信中说：
正好一个世纪以前，法国经历了一场严重、深刻的危机。德雷福斯事件像犁的刀口般分裂了法国社会，分割了家族，将国家分成敌对的两个阵营，彼此以极大的暴力互相攻击。……虽然德雷福斯上尉的家人坚持到底，当局仍然避重就轻处理这起事件。那是个阴沉的工作，与本国的价值观及历史背道而驰。它是个严重庞大的司法错误，可耻地出卖了国家的原则。可是，有一个人挺身而出……让我们永不忘记一位伟大作家的勇气，他冒尽风险，不畏自身的安危、名誉、甚至生命，运用自己的天份，执笔为真理服务。……因为这两位不同寻常的人对我们的共同价值——国家与共和的价值——充满信心，而且因为他们对国家的爱如此深切，因而使得法国与它自己和解……
德雷福斯事件，才让知识分子一词广为传播，才赋予了知识分子准确的含义。
那么，中国大多数知识人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吗？
我的回答是，不可以。
时下，我们的很多学者包括普通国民，在回顾和探对历史的时候，总是喜欢提到“古代知识分子”，我不知道大家给中国古代的文人土大夫们冠以“古代知识分子”的美称是不是受了余英时先生的影响，但“古代知识分子”这一名称已经被广泛认可并经常使用了。余英时先生认为西方知识分子产生于18－19世纪，而中国2500多年前就有了（《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余先生等人把中国古代的“士”等同于“知识分子”了。显然，这是对“知识分子”的曲解，也将中国的士大夫们无限拔高了。
之所以说“士“和“士大夫”不同于“知识分子”，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是文化特征：西方知识分子总有一种对绝对终极的追求。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正义之论，经典体现了西方知识分子的这一精神特质：“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中这么说：“公正是一所永恒的学校，它不是一个行动的原则，它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是规范的，而非创造性的。”美国学者科塞在《理念人》的前言中，对知识分子是这样定义的：“他们是‘另有想法’的人，是精神太平生活中的捣乱分子”。还说“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的人，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西方文化精神与西方知识分子之所以有如下特质，与西方传统文化是以基督教为主流密切相关。基督教是在希腊文明解体之后，犹太教与希腊文明融合产生的宗教。由于基督教融合了犹太教与希腊精神并将其发扬光大，因而成为西方文化传统的主流。西方文化的这一历史传统，铸就了上述我们所言的西方文化与西方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西方的理性是一种对终极实体的思辨理性，故其信仰与理性二者密不可分，在对终极实体的把握过程中，二者相互融合形成西方特有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国人的理性并非如此，而是一种立足在内在信仰基础上的实践理性，而没有西方特质的形而上学体系。因而，儒家（包括其他派别）的思想基本上都是实用主义的，大多只有一些技巧和方法，有利于为统治者和利益集团所用，他们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都是一种附庸关系。
其二是角色特征：西方知识分子包括古代知识分子皆与政府、权力集团、以信仰为特色的组织保持相当的距离，绝对不会成为其中的一员，从而形成了独立的阶层或阶级。无论是古希腊城邦制时期，还是中世纪的黑暗统治时期，更不用说现代社会，西方的知识分子们一直对政府的不当行为进行批评、对弱者示以援手、对人类社会面临或即将面临的问题进行探讨，成为政府、教会之外的另外一个力量集团。作为西方人的精神支柱的基督教一直独立于世俗王权并极力维护大多数人利益。基督教不仅发挥了对政府的监督与平衡作用，也为西方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成长提供了精神力量。正如哈耶克所说：“由基督教与古典哲学提供基本原则的个人主义，在文艺复兴时代第一次得到充分发展，此后逐渐成长和发展为我们所了解的西方文明。这种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通往奴役之路》）而中国的"士"却紧紧依附于统治阶级、利益集团和某些政治组织，并竭尽全力向阶级、集团和组织靠拢，甚至将此作为奋斗目标，他们自觉充当统治者的工具、零件，其服务的对象只有统治阶级，是统治阶级、利益集团和政治组织的附属品。从来没有形成过独立的阶级或阶层。孔子告诫弟子：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于是，中国的"士"们只对统治者和统治集团负责，大众利益与他们没有关系。他们通过为权力服务来实现自己的价值或者说通过自己价值的实现更好地为权力服务。正因为孔孟的儒家学说是一种以实用为目的的投机理论，所以从汉武帝起即被历代统治者看中，统治者需要的不是它的”学”，而是它的“术”，董仲舒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已经说得很直白了。
由于中国的“士”所处文化理念的实用性和社会角色的独特性，使得这个号称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最终也没有培育出一个知识阶层甚至在漫长岁月里竟然没有出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有人肯定不同意我的观点，认为我是在信口雌黄，中国古代出现了那么多大文人，难道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孔丘、孟轲、屈原、陶潜、朱熹、魏源不是知识分子吗？我的回答是：他们只是"士"而不是知识分子。
先说孔子，把他那套实用主义的学说抛在一边不说，就他的行为也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作为，整天奔走于各国政府之间，乞求接受自己的思想，幻想被政府雇用，可运气一直不好，有人将他称之为“丧家犬”，一个没有骨头的“丧家犬”能够是知识分子吗？一直被我们称为“爱国英雄”的屈原，他所爱的“国”不过是楚国这样一个诸侯小国，原先在政府服务，是既得集团中的一员，后因“奸臣”陷害，被头头踢除出局，于是便无法承受被抛弃的痛苦，当然也有自己的辅政理想没有实现的失落，整天疯疯癫癫，最后投江而亡。一个把赌注押在政府（据说还是一个腐败政府）上的人能称为知识分子？至于陶渊明，即使将他曾为政府雇员的历史忽略不计，就他整天自得其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对民众疾苦漠不关心，完全没有承担一点知识分子的责任。不仅如此，众多的文人一经入官场，便迅速进入“角色”，开始为非作歹的勾当。如做了宰相的晏殊，词好，人品却成问题，他看不起浪迹于底层的柳永，对欧阳修以貌取人，科场做王安石的手脚，安插自家人等等。一心讨好权贵想捞个一官半职的文人就更多了，如想靠张丞相的舟楫渡上宫廷的孟浩然 ，就连杜甫也不能免俗，八品官被罢之后，还致信皇帝：“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李白的“天生我才必有用”被很多知识人拿来当作座右铭。其实，这往往正是中国士大夫怀才不遇的自叹，反映了士大夫的一个基本心态：等待“明君贤主”的使用。他们不会象西方知识分子那样，有一种成为社会独立力量的强烈要求，甘愿充当别人的奴隶和工具。几千里的漫长历史舞台上，曾留下无数文人士者的脚印。却找不出一个能够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人。
我想就苏格拉底与孔子作一个简单的比较。苏格拉底（469—399BC）孔子（551—479BC），他们相距不过七八十年。
苏格拉底的一生大部分是在室外度过的，喜欢在市场、运动场、街头等公众场合与各方面的人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什么是虔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美德？什么是勇气？什么是真理？以及你的工作是什么？你有什么知识和技能？你是不是政治家？如果是，关于统治你学会了什么？你是不是教师？在教育无知的人之前你怎样征服自己的无知？等等。贯穿这些讨论的主题就是引导人们认识：在这些对于人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其实人是非常无知的，因此人们需要通过批判的研讨去寻求什么是真正的正义和善，达到改造灵魂和拯救城邦的目的。他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自己要知道自己无知。许多有钱人家和穷人家的子弟常常聚集在他周围，向他请教，苏格拉底却常说：“我唯一知道的就是自己一无所知”。他以自己的无知而自豪，并认为人人都应承认自己的无知。
孔子五十一岁的时候，被任命为鲁国中都宰(相当于现在的市长)，政绩非常显著;一年后升任司空(相当于现在的建设部长)，后又升任大司寇(相当于今天的公安局部局部长兼检察院长兼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五十六岁时，又升任代理宰相，兼管外交事务。据说孔子杰出的执政能力让齐国倍感威胁，于是设置送鲁哀公美女良马从而让鲁国国君沉溺与酒色中这样卑鄙的计谋，以此挤走了孔子。孔子离开鲁国后周游列国，像个丧家犬一般东逃西窜，历经十四载不得重用。于是孔子于公元前484年68岁时返回鲁国。由于种种原因，孔子在政治上没有过大的作为。 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的可以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孔子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72，很多皆为各国高官栋梁。
孔子及少谈论神，拒绝讨论来世，避免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他的教育方式为灌输式，你们看过《论语》就知道，他教学生都是一问一答的，以一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方式出现在别人面前。苏格拉底习惯到热闹的雅典市场上去发表演说和与人辩论问题。他同别人谈话、讨论问题时，往往采 取一种与众不同的形式。区别在哪里？区别在于孔子把学生当作未开垦的荒地，自己只须在上面播种知识就行；而苏格拉底则不然，他不认为自己比别人更有智慧，也不认为别人比自己更有智慧，但他相信一点：和别人辩论，进行思想碰撞是获取智慧的好办法。孔子和学生的关系是先知对未知的关系，而苏格拉底则认为人人都可以和他平等地进行辩论。孔子周游列国，一方面是推广自己的主张，另一方面也是推销自己的学生。孔子为了自己的思想和学生能够在社会上找到广泛的赏识者，还采用了一些现成的方法，例如，他提出“忠君”的主张。对君王大唱赞歌，他是完全的实用主义者。而苏格拉底却是坚持真理和正义，并且毫不妥协。这就是他们的区别。也就是说，苏格拉底是知识分子，孔子则只是一个士大夫。
在这里，我还想谈一谈朱熹，这位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儒家思想的继承人、中国理学的奠基者，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要求人们放弃“私欲”，服从“天理”。可他自己呢？《宋史》卷三十七记载：南宋宁宗庆元二年十二月（公元1196年），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十大罪状，如“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为害风教” 、“私故人财”等等，其中还包括“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家妇不夫而孕”。朱熹家的儿媳妇在丈夫死了之后竟然怀孕了，在这样的家庭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上你朱家的女人呢？朱熹还引诱两个尼姑作侍妾，出去做官时还带在身边招摇过市。就在其不惑之年却被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给迷惑了。这位姑娘就是被朱熹誉为“妇德楷模”、“贞烈可风”的节妇胡丽娘。她不甘当封建礼教的殉葬品，找朱熹寻隙复仇，以她的美色和才艺来引诱朱熹。理学圣人朱熹还是没有抵挡住诱惑，人欲之火越烧越旺，胡丽娘也逐渐转恨为爱，二人共浴爱河。当然，朱熹最终对胡丽娘始乱终弃了，没办法，他要做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楷模。自己如此放纵，说说漂亮话也就罢了，还不许别人谈情说爱，对政敌使使阴招。
严蕊是南宋一明官妓，女词人，面目姣好，聪颖善学，从小自学乐礼诗书，琴棋书画、诗词曲赋无不通晓。后成为四方闻名的官妓。严蕊坐台浙江台州，时任台州太守叫唐仲友。此人少年高才，风流倜傥。唐见严蕊姿色倾国，文采飞扬，尽有眷顾之意，久而久之，严蕊成为唐太守红颜知己。唐仲友是永康学派，反对朱熹的理学。两人因学派之争结下怨恨。这一年，时任浙东常平使的朱熹巡行台州，巡行之时，朱熹连上六疏弹劾唐仲友。其中罪状之一就是唐与严蕊风化之罪，并下令台州通判黄岩逮捕严蕊。在狱中，对严蕊施以重刑，象钉竹签、老虎凳都悉数施刑，逼其招供。在严刑拷打面前，严蕊表现了大丈夫气概，绝不招认与唐有染，她答道：“我身为贱妓，纵与太守为好，也不至于获死罪，我若昧心招认了，对我不会有大害！但是天下事，真则是真，假则是假，岂可自惜微躯，信口妄言，以污士大夫！今日宁可置我死地，要我诬人，断然不成的！”。几番审讯，毫无结果，朱熹只得将严蕊发配到绍兴。依我看，这个妓女，倒还有点知识分子的风骨。
而朱大人呢， 什么“存天理灭人欲”、“守正直而佩仁义”，“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多高的境界、多美妙的句子，都是在扯淡。这就是理学大师朱熹，这也是很多中国士大夫的本来面目。他们说的和做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这样的人，能够称之为知识分子吗？
中国现当代的那些“士”们是知识分子吗？我的回答是：他们更不是。
知识分子在我们的叙述中，不仅是个称号、名头，更多的是一个社会角色。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不仅是指他所具有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其作为一个社群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而言的。
班达说过：“知识分子的法则是，当全世界都匍匐在作为世界主宰的非正义之前时，他却屹立不动，用人类的良心来反对它，这类值得我们尊敬的人有在恺撒面前毫不屈服的加图和在拿破仑面前不愿丧失气节的基督教的神甫们。”（《知识分子的背叛》）（小加图是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家、国务活动家、演说家，公元前195年的执政官加图的曾孙。他出生于公元前95年的罗马, 是罗马共和国末期的政治家和演说家, 曾担任罗马元老院执行官。前49年，加图要求元老院正式解除恺撒任期已满的地方长官职权，并命令恺撒作为公民、不受地方总督法律豁免权保护地返回罗马。恺撒愿意和小加图谈判并作出让步，小加图没有答应。不愿丧失权力的恺撒，于是向对元老院宣战，小加图随执政官对恺撒进行了抵抗，但最终失败。小加图没有逃跑，自杀身亡）。
现在很多人习惯把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甚至不依靠体力劳动维生的人称为知识分子，有些有那么一些知识积累者也自诩为知识分子，这让人很不自在甚至说很尴尬。因为在现当代，我们的多数“士”们不仅没有为正义、公平尽一份力，如同一个聋子和瞎子，还为虎作伥、自相残杀，反右开始之后，我们很多的“士”们不是坚持正义与强权斗争，而是互相算计，无中生有，无线上纲，将自己的同类甚至亲人置之死地而后快。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弄虚作假、颠倒黑白，使出浑身解数为利益集团说话，已经是路人皆知的“秘密”。有些被我们一直尊崇的“大师”级人物，离知识分子也还有一段距离。梁涑冥以敢于直谏著称，也说了很多真话、直话，但他把自己放置于臣子的地位，自然只能乞求毛泽东的“雅量”了。黄炎掊是一个标准的“谏臣”，以和毛泽东的“窑洞夜谈”闻名于世，后来他又向毛进言：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乃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据传说，在中共高级统战对象中，黄炎培是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人。如果将这些人称之为知识分子，那么真正的知识分子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安宁的。
提出“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陈寅恪先生也不能算作严格意义的知识分子，尽管陈先生保持了自己的独立人格，但自由思想却没有很好地表达出来。其实，他是有机会去表达的，但他放弃了。因为放弃自由表达，所以就放弃了作为知识分子的资格。相对于一个有独立人格的文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因此，照萨义德和班达的标准，中国的知识分子非常稀少。在中国政府的许多重大政治和经济产业政策上面，很少听到知识人（我觉得这样称呼他们比较准确）的不同声音。能够听到的基本上都是对权力意志合理化的各种阐释。知识有时能够带来权力，很多知识分子也常常迷恋权力。尽管历史证明，一旦知识人涉入政治领域，通常都是以灾难告终，但我却觉得，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是必要的，甚至参加政府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有参与才可能有改变。其实，知识分子是无法割断与政治的联系的，独立于政府之外——我的理解是指按自己的尺度去评判政府行为，并不是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不参政、更不是与政治脱离关系。政治也好，政府也好，都关系到全体民众的利益。法国学者戴维.C沙尔克说：“在知识分子和参政之间曾经存在，可能现在仍然存在一种密切关系。” （《西方当代知识分子史》）但是，参与政治的方式应该是光明正大的，不是躲在后面做一些煽风点火的勾当；参加政府则应该参加那些合法的被大多数国民认可的政府，因为那样的政府才不可能是属于少数人的沙龙，才有你说话的自由。
科塞对知识分子充满了理解和尊重，他希望今天的知识分子在面对种种诱惑的时候，能继续履行其与生俱来的批判职责，充当“民族的触角”。所谓“民族的触角”就是指在行为中勇于探索、维护公正。辛亥革命之后的二三十年间，中国曾经出现过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且形成了一个个小团体，但远远没有成为阶级或阶层。当代中国，也不是没有知识分子，只是为数太少，而且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比如法学家贺卫方、张千帆、美国问题研究专家资中筠、作家章诒和、历史学家秦晖、袁伟时、傅国湧等等，都配称之为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没有刻意隐瞒真象，也没有昧着良心说瞎话，他们的言论没有违背基本常识，特别是人的基本需求——公平自由和快乐生活。有些人，比如孔庆东、司马南之流，根本与知识分子南辕北辙，口口声声向往朝鲜、口口声声讨厌美国的人，却把老婆孩子送到美国、韩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祸国殃民的文革情有独钟，这样的人，能称为知识分子吗？御用文人而已。前不久红极一时的周小平，且不说他到底有多少知识，除了在网络上摘抄一点东西外，究竟读过几本书，就他那种逻辑混乱的、拿某国的所谓光明面与他国的阴暗面对比的卑劣手法，连知识人也算不上。中国有许许多多的专家、教授、学者、作家、科学家和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之人，但知识分子却相当稀少。
知识分子成了“稀有动物”，然而，这并不说明知识分子就是完美无缺的，他们不是神仙，不是圣人，不是苦行僧，也有缺点、错误甚至卑鄙下流的行为，英国人约翰逊的《知识分子》一书，就对卢梭、托尔斯泰等享誉全球的大知识分子的阴暗心理、可耻行为进行了无情揭露和批判。但卢梭等人仍然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在公共事务和事关人类命运的问题上发出了自由的声音、表达了公正的立场，还因为他们没有忘记或者说没有完全忘记“头顶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康德语）
中国知识人与知识分子的距离有多远呢？
如果有人问我，“士”或者说“知识人”与“知识分子”之间还有多少距离，我会回答说：仅有一步之遥。
中国的“士”与“知识分子”之间表层上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受过良好教育，知识面广，具有某些方面的专业技能，有自己的见解，有体面的工作，受到大众尊敬等等。他们中的很多人只要敢于往前再走一步就成为知识分子了。然而，这看似不大的一步却异常艰难，中国的少数“士”们基本上只是在边缘徘徊（多数围绕在权力周围），他们既想让良心安宁或者留下一个好名声又缺少跨跃过去的勇气。因为跨过去之后就意味着荆棘遍地甚至万丈深渊，而他们的后面则是绿草鲜花、美酒佳肴。跨过去就必须脱胎换骨，获得的和即将获得的利益也必须完全抛弃。如今的一些中国知识人充其量也只是现代的“士”，文化的身体的原因，都让他们无法放弃既得利益的。可是，他们却又十分看重“士”或者“知识分子”之类的身份，而在中国要获得这个身份认同最好的方式是被“招安”。如果说他们在被“招安”前尚有一些真知灼见和责任感的话，那么，一旦被“招安”，他们就会不断修改自己的真知灼见，以求符合主流要求，或许他们中的一些人之所以有一些“出格”之举，其目的是为了最终能够被“招安”。他们十年寒窗，吃过无数的苦，对于一些问题也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但这种认识是模糊的，随时会发生更改和变化，只是，更改和变化的条件不是认识的深入，而是现实的需要。他们不可能对世界进行深入研究，更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公开自己的思想。他们是在压制自己的“不切时宜”的思想的过程中，让自己逐步变成白痴和御用工具。
如果说他们中的部分人过去曾经是知识分子的话，显然，他们已经背叛了“知识分子”，正如班达所说的“知识分子的背叛行径在于接受了非知识分子的实践价值。知识分子如果还保持节操，他可以接受的惟一的政治制度，就是民主，因为它以及它的主要价值（个人自由、正义和真理）都不是实践的。”（《知识分子的背叛》）你能说，上个世纪五十时代初期，我们的一些大知识人在组织还没有对他们进行大规模清剿的时候，就痛哭流涕说自己几十年的著书立说都是废纸一堆、要脱胎换骨全部都是假话吗？这就是中国的知识人，他们对自己从来都是缺少把握的，他们根据政治形势不断改变自己的“思想”，包括不断地肯定和否定自己。所以，有些人在被迫害致死的时候还要高呼“毛主席万岁”，有些人从牢房出来之后就谆谆告诫世人，不要计较过去，要向前看。中国的知识人除了竭尽全力为利益集团服务之外，就是喊几句空洞漂亮的口号，将子虚乌有的东西描绘得美妙无比，比如：我们将来的社会如何平等、美好之类，并煞有介事地号召民众开展思想解放。博兰尼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如若思想和理性自身空无一物，要求思想解放将毫无意义。”（《自由的逻辑》）而我们的“士”或知识人却在长期从事着毫无意义的工作。诚然，对自己的背叛并不只有中国的“知识分子”，西方也不例外，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就对1840至1940年间德国知识分子的背叛进行了严厉批判：“后来，德国的学者和科学家们，除了少数例外，都欣然委身于新的统治者。这种作风在国家社会主义兴起的全部历史中是最令人沮丧、令人感到可耻的一幕。”博兰尼在《自由的逻辑》中也对上世纪三十年代苏联一些科学家为迎合政府主张放弃基本科学态度的荒唐行为也进行深入剖析，认为这些人已经丧失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立场。唯一区别在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背叛更普通、更经常、更彻底。
导致中国的“士”或者说“知识人”不能成为“知识分子”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文化中的利己主义和实用主义。很多人都说中国文化的特点是集体主义和包容意识，这是对中国文化的天大误会和有意误读。所谓集体主义不过是权力拥有者和政治上抢占先机者，让他人牺牲个人利益的借口；所谓包容更是骗无知者的把戏。二千多年了，除了儒法那几套招数，还容忍过其他吗？正因为中国文化的极度自私，才产生了一批又一批没有骨气、没有思想、没有责任心的“士”。
中国古代文人几乎都要去当官，走仕途，现代文人也要千方百计靠拢、讨好权力中心，并以此为荣。而西方文人不这样，他们要么出身贵族，要么是医生、神甫、律师、商人、教师……经济上的独立是他们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的基础。中国的情况很特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权统领一切。但话又说回来，造成中国皇权无限膨胀的根源不就是那些文人和“士”的思想和鼓噪吗？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士人们在传统政治文化的熏陶和养育下，逐渐形成了“士”特有的主体性和依附性兼而有之的“从属参与”。中国的“士”也就是知识人，对级别、地位、荣誉特别在乎，一些人在含冤受辱之后，总是乞求当局为自己“平反”，好像“平反”之后，才能够挺直腰杆，自己把自己不当人看。作家协会的会员算是知识人吧，他们自己也把自己当知识分子看待，可为了一个主席、副主席职位争得头破血流，明枪暗箭齐用。不悲哀吗？中国“士”不能等于知识分子关键在于他们有极强的依附性——这是或为奴才或为人、或为士或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分水岭。
在这里，我想和大家说说俄国十二月党人妻子和情人的故事：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沙皇尼古拉一世命令他们的妻子与“罪犯丈夫”断绝关系，为此他还专门修改了沙皇法律不准贵族离婚的法律：只要哪一位贵妇提出离婚，法院立即给予批准。出人意料的是，绝大多数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坚决要求随同丈夫一起流放西伯利亚！迫于情势，尼古拉一世不得不答应了她们的要求。但政府紧接着又颁布了一项紧急法令，对她们作出了限制：凡愿意跟随丈夫流放西伯利亚的妻子，将不得携带子女，不得再返回家乡城市，并永久取消贵族特权。这一法令的颁行，无异于釜底抽薪，这就意味着：这些端庄、雍容、高贵的女性将永远离开金碧辉煌的宫殿，离开襁褓中的孩子和亲人，告别昔日的富足与优裕！但是，没有几个妻子不是选择与丈夫流放西伯尼亚，因为她们都是一群知识分子，还有很多是法国人，甚至与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只是情人关系。
作为知识分子的担当（对青年学生的几点希望）
如果你们不只是想做个挣钱活命的动物，如果你们不愿把头脑典当给别人，如果你们想成为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那么，我觉得你们应该要学会承担责任。这个责任就是启蒙的责任、揭露真象的责任、坚持正义的责任。“五四”过去都快一百年了，启蒙的任务远未完成，非但没有完成， 某种程度上，人们的认识水平、分辨能力，还有相当的退步，甚至连基本常识都不具备。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严峻现实。面对这个严峻现实，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以李慎之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曾经发出了“回到‘五四’，重新启蒙”的号召，可惜应者寥寥。即使与九十年代末期相比，我们的物资生活水平已经大幅度提高，表面上，互联网的普及，让我们有了更多的信息渠道和获取更多信息的可能，但实际上，相当多的人却被物化了或者说正在被物化，还有一些人则仍然停留在文革时甚至更早一些时期的思维定式里或者说根本就不曾有过正常的思维能力。在我看来，如果不及时进行一场“五四”似的全面的思想启蒙运动，我们的国家将无法真正的现代化，我们的人民更是无法获得有尊严的生活。毫无疑问，任何思想解放运动，都应该是而且必须是知识分子唱主角，否则，那就是只是一句空话。
不管我们现在多么富有，我们的部分国民的生活多么地丰富多彩，但是，我必须说，我们的很多人，已经丧失和正在丧失判断能力甚至思维能力，我经常与知识人打交道，我的同事也基本上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他们对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如民主、人权、个体与集体、法治与人治、责任与义务、制度与自由，几乎一无所知或者毫无兴趣，所知道的也是几千前的荒唐观念。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客观事实。我想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在被物化的过程中，不愿去思考，去辨别，加上缺少提示和提醒，久而久之，要么成为色盲，视而不见，即便见了也分不清黑白是非；要么随波逐流，跟着别人瞎起哄。这些年，各种不可理喻、违反基本常识的事情随时可见、随处可见。美国“9．11”事件发生之后，我们不仅有人在国内载歌载舞，大肆庆祝，就连到美国访问的新闻从业人员在当事国的国土上还不忘欢呼雀跃；全球头号恐怖大亨拉登被美军击毙之后，许多人将其视为英雄“沉痛悼念”，在所有网站进行的民意调查中，有超过60%的参与者或者为拉登鸣冤叫屈或者骂美国惨无人道；北大某教授对希望采访他的记者大暴粗口之后，我们相当多的民众竟然公开称赞“骂得好”；明明文革祸国殃民，当一些别有用心的教授、学者为文革大唱赞歌时，我们很多人还跟着叫好；明明民主制度是普世价值，也是一件简单可行的政治制度，连温家宝总理都说：“我坚信，群众能管好一个村，就一定能够管好一个乡，一个县，也就能够管好一个省。”可我们很多人却说中国人素质太差，不适合民主制度；一些人对于部分民众的民主祈求，给出的理由是中国人素质太差，条件不成熟，当一些民众对中国人的一些行为提出批评时，还是这些人，却说中国人最聪明，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发达的文明……
有些所谓的学者和知识人，经常在报刊和主流网站上发表长篇大论，论证西方宪政的虚伪和我们制度的优越。其主要论据就是导师的理论和一些空泛的大话，比如说，西方宪政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人民大众根本没有权利，西方也有腐败，西方也有独断专行……我们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比西方议会制度先进，我们的30年超过某些资本主义国家300年的资本积累，我们正在加大反腐力度……
我觉得这些人缺少了作为人的最起码的良知。作为知识人，不可能不知道人类社会的最大追求是什么，不可能不知道官员自己监督自己有多大作用，不可能不知道权力需要相互制约，不可能不知道经济上的放开与政治上的不透明，将会导致更多的权力寻租，不可能不知道我们的官员队伍中腐败和职务犯罪的比例有多高，不可能不知道一些问题官员为什么十年八年都告不倒，不可能不知道现在的生产力水平与二三百年前的生产力水平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人口总量占世界五分之一……
其实，这些他们都知道，但他们就是不愿正视，不去承认，昧着良心说瞎话。他们总是危言耸听，吓唬决策者：宪政和民主是动荡的根源，并以苏联解体为例。他们完全是本末倒置，那些动荡的国家不是因为有了宪政和民主才动荡，恰恰是没有宪政和民主或者说宪政和民主不健全才动荡。一个真正实现宪政民主的国家是不容易发生大的动荡的。宪政民主并不是完美无缺，但它的好处已经被充分证明了，东西德、南北朝鲜、中国台湾，这些活生生的例子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为什么我们一些人还要强词夺理呢？一些人反对资本主义、仇视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东西不可信，却又时常拿某些资本主义政要、学者对己有利的言论作为有力证据来证明我们的伟大正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我真的很困惑，明明是好的东西，是可以让大多数人有尊严生活的制度，我们某些人为什么就愿意承认，明明是三岁小孩都懂得的常识，都应该分辩出优劣的事物，我们某些人为什么就没有这种常识。难道说就是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吗？可是，我看到某位尚有良知的学者写过一篇文章，他说，其实宪政最能保护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了。有了宪政，那些财产来历有明和不明的都不用慌忙移民国外了，多好的事啊。
我不知道某些人是否想过，当有一天你的亲人被无缘无故地剥夺了自由、财产，当你因为种种原因浪迹边缘的时候，当你十年八年申诉无果的时候，你是否还反对宪政？在很多问题上，某些知识人完全丧失了良心。
偏偏一些脑残的爱国贼特别受追捧——从执政者到不懂事的愤青，他们举着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大旗，控诉西方的腐朽没落和凶残罪恶，歌颂中国的文明进步繁荣和谐美好，谴责一些人士对中国问题的批评，要求人们认同现体制，否则就是辜负这个时代。稍微懂得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哪里，中国人与人类社会的其他成员一样也渴望有尊严的生活，中国人并不是生活在另外一个星球上，有其他国家的国民相同的追求。一些人常常与中国特殊和国家利益为晃子，剥夺其公民权，试想，国家再强大，老百姓的日子却苦不堪言、那要这种强大干什么？
用大人物的一句话来说，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你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你们应该勇敢地站出来，承担起一个知识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谢谢大家！
主要参考书籍：
（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3月）
（法）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4月）
（英）约翰逊《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
（英）博兰尼《自由的逻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
（美）科塞《理念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1月）
（法）西里内利 编《西方当代知识分子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
（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8月）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吉林出版社，2008年4月）
（美）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
《风雪中那美丽的坚守》（《读者参考丛书》76）
（演讲稿主要内容曾以《关于士大夫与知识分子的思考》为题发表于《粤海风》2012年第五期。）
【作者简介】倪章荣，笔名楚梦，湖南人。作家，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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