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水潭 浅水滩》
第二章 我与父亲
王定授
父亲生于公元1922年农历正月二十一日巳时，逝于公元1999年农历九月二十一日巳时，享年七十八岁。父亲也是独生，没有兄弟姐妹。我与父亲的故事篇幅虽没有和母亲相关的那么长，但父亲对我的人生影响至深。父亲对我的希望，让我自强不息，毕生抗争与奋斗；父亲的苦难人生，教会了我对人世间苦难的同情与悲悯；父亲的善良与正义，形成了我“忠诚，友爱，嫉恶如仇”的人生座右铭；父亲的愚善愚忠，让我借鉴出在苦难中生存的智慧……
凡在《我与母亲》章节中，出现过的父亲的镜头，本章不再重叙。我与父亲的故事还是从我记忆中的五岁的时候说起：应该是五六岁的时候，我经常肚子疼，那时候医疗极不发达，虽然父母亲带我去医院诊治，但是没有效果。我一肚子痛的时候，父母亲就急得团团转——问诊庸医，求神拜佛，千方百计。
父母亲终于决定带我去武汉协和医院诊疗。刚好，对面供销社有汽车来运茶叶，供销社的工作人员姓谈，他爱人与我母亲同年，我与他儿子四喜同年，我自然管他叫同年爹，这是我们这里的习惯叫法。我还有一点印象，那是长春汽车制造厂产的解放牌汽车，汽车发动的时候，要用一个手柄从汽车头插进去，然后使劲地摇。随车还有一个采购员，驾驶室只能坐三个大人，所以由母亲带着我去了武汉。
我肚子痛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一肚子蛔虫。我记得在协和医院，就吃了几颗驱虫药，然后就在卫生间里拉出了很多结在一起的蛔虫——当时乡村里都是“茅厕”，在从没见过的洁白的卫生间里方便心里很好奇。我们将那还没有吃完的宝贝驱虫药装在袋里准备带回。我记得母亲带我坐班车到了县城后，第二天没赶上县城到大塘山（路过老家杨林）的班车，那时候就这一趟班车，母亲只好带着我乘坐县城到横石潭的班车，横石潭离我老家杨林还有十几公里。母亲只好带着我从横石潭朝家里方向走，那时候没有电话，不记得母亲是用什么方式让父亲到寨头来接我们的。到了寨头，我口渴得很，一个劲的要水喝，母亲带我去路边人家讨水喝，谁知道就在这个当儿，与接我们的父亲错过了。母亲和我在寨头等了好久，不见父亲，母亲只好出钱请一个人背我朝家里方向走。下午很晚才到家，不多时父亲也回到了家，母亲不停地数落父亲。母亲和父亲口角的时候，只有我的调解最管用。我对母亲说，她应该让我一个人去讨水喝，或者她去讨水，让我留在路边等候父亲，是母亲没有安排好才错过了。我拍着肚皮说，不疼了。母亲终于住口服了。他们都笑了。
父亲离开我们整整24年了，对父亲的思念不会因为岁月的悠远而有丝毫的退减。越是年随日增，向古稀进靠，越是爱将自己这个年龄去回忆父亲这个年龄时的模样与生存状况。父亲六十岁生日，我没能陪伴父亲酌酒叙寿，只是撰拟了一副对联，以概括父亲生平——愚善愚忠亏无半点，克勤克俭辛劳一生。
我六十岁的时候，友人也送我两副对联——
1.认几个字，赚几个钱，非凡人生四部曲；写两本书，育两代人，风雨沧桑六十年。
2.文而不酸，读五千年华夏历史；商也无俗，走九万里神州山川。
两两相较，可以揣知父亲的人生比儿子的人生逼仄许多——性非异也，时代使然。
后疫情时代，每个人对生命、生活、人生都会有新的认识与感悟，我亦然。每遇困惑，我就会在日暮黄昏或夜深人静的时候去供奉父母遗像的“思恩堂”盘膝而坐，沐浴双亲慈恩，回忆过往，谆谆父训，耳边回旋——
记得小时候，父亲劳作一天回来，母亲会让我给父亲打洗脸水，拿毛巾。毛巾初始是红绿颜色的，我经常拿错，把洗脸巾放到洗脚盆，把洗脚巾放到洗脸盆。后来父亲发现我红绿色盲，就把红绿毛巾换成黑白毛巾，从此一拿一个准。父亲借题发挥，因势利导，把我拉到跟前说：崽，社会将来很复杂，红绿不分可以，黑白不分不行。这是一个比喻，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朋——所以红绿不分可以；大是大非，善恶美丑是黑白问题，不能混淆，不能违心，要黑白分明。这是父亲对我最早的道德教育，或者说人格教育。
“走出亭子坳，翻过蒙瞳岭。”这是父亲对我最早的励志教育——“亭子坳”是我们的“乡关”，“蒙瞳岭”是在没通公路的时候，由我们家乡杨林去通山县城必须翻越的一座山岭。那时候，国人子弟，无一例外，梦寐以求的是每月27.5斤“皇粮”，24.5元薪俸。人生也算如愿，在县一中工作整三十年，乐而归退，总算没辜负父亲的希望，翻过了“蒙瞳岭”。后来，把父亲的训导拓展开来送给我的后辈，鼓励他们走出“亭子坳”，走出“界水岭”，走出武汉关，渡过“罗湖桥”，飞越“太平洋”。
“忠臣、孝子、慈父、仁商。”这是我已为人父并下海经商时父亲送给我的八字箴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调入通山一中并兼任办公室主任，当时的省委书记关广富视察通山时作了“念山水经，唱石头戏”的指示，意思是要依托九宫山、富水水库开发旅游资源，利用通山石材资源优势，发展石材产业。县委、县政府将发展石材产业当作政治任务来抓，给各单位下达了石材指标任务，并在城郊拨地开辟石材工业园，综合口给教育系统下达年产1万平米任务，教育局把这个指标下达给了一中。校长办公会久议不决，校长问我有何建议，我说建厂不如买厂，买厂不如租厂。其时，杨林国营大理石一厂有一台套设备闲置，经考察协商，学校居然把这1万平米石材任务交给我去完成，条件也优惠：行政职务不变，工资不减，福利待遇一视同仁，职称、评模、住房分配，均可优先，于是就有了下海经商盘石头的经历。父亲诠释他的八字箴言说：忠臣，就是做个奉公守法，忠于职守的共和国的臣民；做了忠臣，就做了一半孝子，父母亲就再不用为儿女忧心；慈父，就是对儿女要倾注爱心；仁商，就是要做一个恪守儒家德义的商人，不坑蒙拐骗，不为富不仁，讲求信誉，乐善好施。
“官司三不打：不替恶人同善人打官司，不替富人同穷人打官司，不替公家同私人打官司。” 早年修习法律，热衷法律，早年，司法代理，亦不甚严格。或自己维权，或替他人“仗义”，拟过一些诉状，打过一些“官司”。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颁布，律师被定义为“国家法律工作者”；1996年首部《律师法》实施，律师定位转为“社会法律职业者”。1986年以前律师资格是考核授予制，1986年9月实行“首次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我也是改革开放后较早考得“律师证”的，但父亲告诫“官司三不打”，拿了“高中教师资格证”以后，父亲就劝诫我不从律，还常常引述孔子的诉讼观，——“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无讼”思想与社会主义价值观“和谐”是相一致的，父训亦已牢记心中。
父亲的经典教诲，有很多很多，择其要点，连缀成文，以寄托对父亲之怀念！ （2023-05-15 17:27 来源：《咸宁日报》 ）
下文也是我在2001年写的发表在一家纸媒的一篇关于父亲的文章，和上文连缀在一起，当着本章的篇幅——
十月二十九日是父亲去世两周年忌日。两年前的这一天，也是这样秋风萧瑟，也是这样落叶飘零。我一直守护在父亲的病床前，牵着父亲的手。上午九时零两分，父亲依依不舍地离我而去了——我听见，父亲的鼻息像一缕清风悄悄地飘进了山林；我摸着，父亲的脉搏像一泓清水渐渐地融入清溪。
父亲生于公元一九二二年农历正月二十巳时，享年七十八岁。父亲幼年丧母，由“公会”资其读书。一九四八年毕业于阳新师范，一九四九年任教于燕厦宝塘小学，是新中国第一代人民教师。五二年调任黄沙区新屋小学校长，五八年“反右”被错划为“右派”，一九七八年平反纠正，蒙屈整二十年。但父亲无怨无悔。晚年，父亲生活更其恬淡，慕自然山水，爱万物生灵，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持善念终其一生。
父亲一生，善良忠厚，胸怀爱心。曾记得那一年，父亲晨钟暮鼓闲居横石“石马山”。我去看望父亲，临别前，儿望着父亲瘦弱的身体，给父亲留下二十元钱买点东西补补身。二十元钱，父亲没买半点营养品，送十元山下一位姓涂的孤寡老人，还有十元，过几天去横石准备乘车回家捡油荼，碰上一位在街头流浪的孤儿，父亲顿生恻隐之心，将十元钱塞进了那位孤儿脏凉的小手。搭车钱没了，父亲徒步从横石走到老家杨林，到家门已是深夜十二点。
是父亲将几个“捡屋工”给贫困的儿童交了学费；是父亲将几担卖柴钱买油盐送给了吃淡的乡邻；是父亲将自己百年后备用的寿棺送给了年轻病故、困无棺木的乡亲。
父亲的宽仁厚爱感染了儿子，使儿子懂得，人，应该有一颗善良友爱的心：爱父母，爱人民，爱一草一木，爱万物生灵，爱了他人才算爱了自己。
父亲一生是艰苦辛劳的一生。父亲七岁，祖母离他而去，后来又外出读书。有一年父亲染病体弱，祖父嘱咐后来的祖母宰一只鸡送给你，父亲托送鸡人给祖父祖母带回半只，自己和来人共同吃了半只鸡。
六十年代，那个荒唐的日子，正是父亲含屈负辱的年月，改河造田“学大寨”，儿随父亲一起“出工差”。一把米，父亲要蒸给儿子吃。一只小篾箩，蒸些小红薯，还有从河边捡来的薯头薯蒂。儿子那时不懂事，自个吃着米饭，眼睁睁莫名其妙看着父亲啃着薯充饥。世间的苦事父做尽，世间的苦食父吃尽。父亲苦呀，苦呀父亲！岁月的霜雪将父亲额头的皱纹刻成一个“苦”字。当苦尽甘来的时候，当儿子能够孝敬您一份幸福的时候，您依然故我，固守清贫固守苦。儿子给您一份零花钱，您给别人了；儿子给您一袋香甜的“豆浆晶”，您也给了别人了；连母亲缝给您的一件棉袄，您都送给别人了，大雪飞来，您却在寒风中抖抖索索。过去的苦是无可奈何，为什么在您能享到“甜”的时候而去追求苦呢？儿子慢慢读懂了父亲额头上“苦”字的含义。这是一种升华了的人生境界呀，苦中不怕苦，甜中不忘苦，父亲的人生，使儿子懂得了甜和苦这一对生活中永恒的哲学命题。
父亲的一生又是宁静淡泊的一生。在儿子四十年的记忆中，从来没见过父亲大悲大喜，大哀大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父亲的心永远静得像一池秋水；功名利禄，对您来说是地道的过眼浮云，您淡泊的人生，清澈见底。所以您能来去自如，永远没有精神压力。
“愚善愚忠亏无半点，克勤克俭辛劳一生”。这十六个字既是您的人生写照，也是一种人生品质呀，儿子在想，应该在一根血脉上，一代代相循相因。
父亲离我们而去了，虽然您没给我留下丁点的物质财富，但您人格的力量为后一代树起了一座丰碑。
父亲去世那年，我还在中国最小的传媒《通山报》发表过一首关于父亲的诗——
多高的屋檐上摔下来，掉在石头铺砌的天井上，那伤害程度可想而知。 我记不清定汉兄是怎样帮我一起把父亲弄回坳背氹老家的。我只记得，我每天陪伴照料父亲。好在学校离老家很近，我每天在学校把饭蒸好，再拧着饭盒到父亲床边，喂他吃饭。晚上陪父亲睡觉，用一个破盆子给父亲端屎接尿。其实，父亲那次摔断了六根肋骨，但当时谁也不知道，我也没听见父亲有半句呻吟。直到父亲晚年得了结核性胸膜炎，我带他到县人民医院透视拍片时，才发现父亲六根肋骨曾经折断过。我们父子回忆起来，才知晓那次摔伤是多么严重。 队里当时有一位姓刘的铁匠师傅在老屋租房打铁，听说他还能做跌打郎中。我买了一包两毛五分钱一包的新华烟，求助于刘师傅。他在一个烟盒背面给父亲开了几味草药，这个“方剂”我还记得：石菖蒲、桑树根、樟树根……总共七八味树根草根。我满怀感激地带着“药方”，当时我还不认识“石菖蒲”是什么（我在王定乾哥哥自传的序言《亦兄亦友亦同窗》里写过此事）。每天傍晚放学后，定兴兄、定乾兄就陪着我去李港陇的山沟里挖草药，然后回来在父亲那只土灶里，用家里仅有的一只二升米炉罐，给父亲熬煎草药。现在看来，那些方剂，全都是没有半点科学依据的树根草根，哪能治病。全凭父亲生命的顽强，不记得过了二十天还是一个月，父亲居然康复了，竟然能下床做饭。当然，他也必须出工劳动。只是从此，父亲佝偻着身子，上半身微微向摔断了肋骨的那边倾斜，这一倾斜就是28年，直到他78岁去世。 在这近一个月陪伴父亲的日子里——因为白天我要上课，主要是晚上陪父亲睡觉，我和父亲有许多彻夜不眠的聊天对话。这些聊天与对话，铭刻着父亲的人生观与性格。父亲人生的悲剧，也是由他的观念悲剧与性格悲剧所决定的。正如一句哲言睿语所说的：性格的悲剧决定命运的悲剧。父亲太认死理，过于迂腐，没有他的儿子善于变通。往大里说，他有点像为朱允炆殉节、宁可诛十族也不屈服的方孝孺。
我是在父亲因行善而摔伤、陪伴他的这20余个黑夜里，知道了父亲如何被错地划为“右派”的。父亲骨子里种下的善根是对生命的重视，对苍生的悲悯，主张“改良主义”，追求以较少的牺牲，通过改良，促成社会进步。他曾写过一首诗：“革命何其酷，改良亦温和。一将功成在，黎民万骨枯。”就这首诗，在反右运动开始时，被人举报了。会上有人批判他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改良，影射伟人，被打为右派是必然的了。
父亲吃饱饭没事干，想一些不在其位更不在其谋的古怪问题。在照料父亲的日子里，我和父亲有过许多问题的聊天与对话，其中一个话题是，父亲居然把民国时期划分为两个阶段（你说，这关他屁事）：他把孙中山领导的直至延续到1927年“四·一二”事件以前的民国作为一个阶段，认为这是一个“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国人极力维护“民主共和”的年代；把此后蒋介石把控政权的民国划为另一个阶段。他认为如果孙中山不是在1925年59岁时就去世，如果孙中山能活到79岁，也就是能活到1945年，陈独秀通过共产党人进入国民政府任职，达到两党长期合作，共产党发展壮大并取得国民认同后成为执政党地位的设想就有可能变为现实。他还列举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党人进入国民政府高层任职的事例：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有10名共产党人进入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任职，其中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3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林祖涵、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7人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父亲也认为是蒋介石的独裁以及“清党运动”导致陈独秀改良主义的失败，导致两党关系破裂，进而引发两党领导的军队之间的战争（士兵的成分都是中国农民），致使这些农民成分的士兵数千万计在战争中丧生，包括“无数革命先烈”。父亲认为，只有孙中山才是真正“民主共和”的创导者与践行者，为了让掌握北洋军阀实权的袁世凯承认共和，可以把民国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如果孙中山不早逝，改良有望成功，流血将可避免。父亲也知道，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专制独裁根深蒂固，民主共和基础单薄，在国民思想观念里很多人都能把专制独裁视为“合理”与“合法”，并认同接受，以致有后来的“袁世凯称帝”……
现在想来，父亲对苍生的悲悯，对普通人生命的珍视，对“暴力革命”的排斥，对“改良主义”的认同，以及后来居山信佛的消极避世，都是一脉相承的。 父亲这些认知是非历史唯物主义的，是一种纯主观主义的“愚善”，这是他与时代不合拍，被打为右派的不可避免性所在。
当然，作为涉世不深的16岁少年，在陪伴父亲这段日子里，父亲这些似对非对、似错非错的思想，对我必然有影响，必然在思想上催我早熟——无论是好是坏——有一点是肯定的，在盲目崇拜的疯狂思潮下，让我这位16岁少年有了自己独立的思考。
从1958年父亲被打为右派，到1978年平反纠错，在地狱般环境里生活整二十年，父亲既是“蒙受冤屈”也是“咎由自取”。
一直到1982年，我从通山县档案局找来父亲“右派问题”平反纠错的文件，文号是【通革1979**号】，文题是《通山县革命委员会关于改正王光前同志错划右派分子的通知》。一直到1999年10月29日父亲去世，我连同这个文件的手抄稿焚化在纸钱里面，随同父亲的灵魂，飘向了天国。让父亲在天之灵记取在人间血的教训，避免重演本可避免的人生苦难与悲剧……
2025年10月31日星期五于秋实山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