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是一位举世瞩目的革命领袖与思想巨擘。他的一生，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更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诗人王应礼以古体诗形式创作的长篇红色英雄史诗《毛泽东颂》付梓问世，实为当今中国文学界之盛事。这部作品以百章之巨幅，全景式展现了毛泽东从韶山少年到开国领袖的革命生涯，既是一部英雄史诗，亦是一部思想史诗，其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必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占据独特地位。
一、思想深度：革命理想与人民情怀的交融
王应礼创作的古体长篇红色英雄史诗《毛泽东颂》的核心思想，在于以诗歌形式诠释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诗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将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与理论探索熔铸于诗行之中。作品中“政权宜立乡村里，武装当兴垄亩旁。唤起工农千百万，红旗漫卷韵悠长 ”，“割据工农谋远略，扎根乡土破重障”，“枪杆夺权家国定，武装起义卫家邦”等对毛泽东思想的诗化表现，既展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等战略思想的形成过程，又刻画了“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等执政理念的实践路径，既呼应了毛泽东早年在湖南农村的调研成果，亦彰显了土地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决定性意义。诗人并未停留于历史事件的罗列，而是深入挖掘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根基。诗作通过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建设、五次反“围剿”、漫漫长征路、延安革命根据地斗争实践的生动描写，彰显了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深刻内涵。尤其在刻画毛泽东军事思想时，诗人以“游击十六字诀”为线索，将“敌进我退”的战术智慧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战略远见相结合，展现了毛泽东思想中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鲜明特征。
二、艺术特色：史诗品格与传统诗艺的创新
《毛泽东颂》的艺术成就，首先体现在其史诗品格的构建。全诗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将毛泽东的个人成长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紧密交织。从韶山求学、秋收起义到遵义会议、长征胜利，再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开国大典，百章诗句串联起一部波澜壮阔的革命画卷。这种“以人系史”的写法，既延续了中国古典史诗“诗史互证”的传统，又突破了个体叙事的局限，赋予作品宏大的历史纵深感。在诗歌形式上，诗人继承并发扬了毛泽东诗词的艺术风格。作品遵守古体诗创作规律，却不为形式所拘，将“豪放”与“婉约”熔于一炉，形成刚柔并济的审美张力。同时，诗人注重语言的锤炼与意象的创造，既保留了古典诗词的含蓄之美，又注入了现代革命的激情与哲思。
三、文学史价值：开创古体诗书写领袖史诗的先河
《毛泽东颂》的问世，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项空白。在既往的文学创作中，以古体诗形式系统书写革命领袖的史诗性作品尚属首次。它突破了现代诗歌“以西为尊”的局限，证明了传统诗词形式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表现力。作品将革命历史与古典韵律相结合，为“旧体诗现代化”提供了成功范例，对当代诗歌创作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这部作品拓展了研究毛泽东的文学维度，它以诗性语言重构历史记忆，使抽象的革命理论转化为可感的艺术形象。例如，通过“新城大捷”、“井冈烽火”、“大渡英魂”、“四渡赤水”等众多历史场景描写，读者不仅能重温历史事件，更能深切感受到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智慧与红军战士的英勇无畏。这种“史中有诗，诗中有史”的特质，使《毛泽东颂》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颂歌，成为一部兼具文学价值与史料价值的复合型文本。
四、诗人评价：学术素养与创作激情的完美结合
诗人王应礼在《毛泽东颂》中展现了深厚的学术功底与敏锐的艺术洞察力。诗人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有一定的研究，又对古体诗的创作规律有积极的探索，故而能在历史叙事与艺术表达之间游刃有余。作品中对毛泽东诗词的化用与致敬，如对毛泽东诗词中“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豪迈与“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决绝，在《毛泽东颂》的许多章节都有体现。既体现了诗人对毛泽东诗词的深刻理解，亦彰显了其传承与创新的艺术追求。尤为可贵的是，诗人在创作中始终秉持“人民性”立场。诗人笔下的毛泽东，既是高瞻远瞩的革命领袖，亦是心系苍生的人民公仆。这种“领袖平民化”的书写视角，使作品既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又充满人性的温度。例如，诗中对毛泽东与普通群众许多互动场景的描写，生动诠释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执政理念，赋予历史人物以鲜活的生命力。《毛泽东颂》是一部呕心沥血之作，更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史诗巨著。它以古体诗之形式，承载革命历史之重量；以诗人之笔触，展现领袖思想之光芒。在中国当代文学多元化发展的今天，这部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其艺术成就，更在于它为传统诗词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为革命历史题材乃至其他题材的创作开辟了新的路径。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古体长篇红色英雄史诗《毛泽东颂》的思想价值与艺术魅力将愈发彰显，成为激励后人奋勇前行的精神丰碑。
是为序。
殷梦舟
2025 年春于泉城
注：殷梦舟先生，原系山东大学教授，著名文艺理论家、新闻学、教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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