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建明

       江西红星农场是1958年创建起来的。当时这里一穷二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农场与全国各地一样旧貌换新颜。作为红星第二代的我，非常敬佩在红星这块红壤上开拓创业的老前辈。那天，与九十八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彭世余在红星相遇，他的“三业”故事让我感动。

一、转业

1958年，全军计划精简十万军官支持农业建设。我们十二军集体转业。我们军干部大队属于第二批，安排在黑龙江省密山县85农场。当时我去的一切手续都办好了，领了北方的皮大衣，三丈布票（江西是三尺）等物资。这时江西红星农场的唐继章部长代表江西省农工部来部队要人，给我们做报告。他的讲话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打动了大家的心，纷纷要求转业到江西。考虑再三，便去找大队领导要求去江西不去黑龙江。领导同意我改去江西，要我把领取的物资退还大队。我们十二军的转业干部除去黑龙江的外，其余的232人全部来到江西红星农场。

       我们军直单位转业的38人是第一批出发的。1958年4月23日由大队的同志带队，从浙江永康乘汽车到达金华火车站，下午由金华乘火车，24日早上到达东乡站。我们出站后，红星农场里的一辆旧货车把我们38人和几个随军家属及行李送到五分场大桥熊家村。在此等候迎接我们的是分场党支部书记兼场长蔡修永、场长王化祥和省先期下放的十多位同志。他们帮我们把行李放在我们住的茅棚内。棚内是用竹片打的通铺，上下两层，每层一米宽。上面睡觉，下面可以放行李等物品。带家属的自己找房子，有的找到大桥李家、丁家、侯家等村庄，住的很分散。分场部食堂设在熊家村，生活食堂制。每人发一个盛饭的大碗。每餐每人有一份干萝卜丝或牛皮菜，吃饭不限量。平时没有肉，每月的2号、16号食堂加餐有红烧肉。伙食费每月8元，发工资时扣除。

二、创业

       分场是新组建成立的。场部的一些基础设施非常简陋，只有租的几台丰城县拖拉机站的拖拉机。后发给我们劳动工具。有一把锄头、一根扁担、一担土箕。场部周围是一片丘陵荒地。我们的工作就是开垦荒地种花生种大豆等农作物。分场任命我为第三生产队队长。那时，我是出工在前，收工在后。因大家住的分散，我每天都很早起床，到对面山顶去敲起床钟，大家才能听到钟声。山顶离分场部较远，较偏僻，四周无人居住。有一天天刚蒙蒙亮，我走在路上，碰到了一群豺狼。这群豺狼眼睛都闪着绿光盯着我，我站在原地不敢动。等天渐渐亮了，狼群才走。后来我们在分场后面修建球场时，发现了一个很大的狼洞，里面像小屋一样，可以想象这里曾经有很多的狼在这里生活。

分场新来的人员多了，住房不够，需要搭建新的茅房。搭建需要毛竹，要到东乡火车站旁的竹木场去搬，有10多公里路程。没有运输工具，只有人工去扛，我们每人每天要完成4根毛竹的任务。别看只有4根，这可是重体力活。天未亮我们就起床，走到县城三眼井餐厅吃早餐，赶到竹木场时，竹木场工作人员才刚刚上班。我一次要扛两根毛竹。第一根扛50米左右放下，再去扛第二根，这样交替轮回换。上午扛两根，下午扛两根。经过一段时间，建好了两排茅房，还建好砖砌的厨房、厕所。同年6月江苏扬州来了一批知青。人多了，用水就紧张起来。我和林伟等3人在厨房后面挖水井，三人轮流下井挖，用了三天的时间便把井挖好了。水源较好，解决了大家用水难问题。王震部长来场参观指导工作时，我们对井进行了整修，又在井周围进行绿化，王部长还亲手种植了一些毛竹，环境卫生大为改观。

位于我们分场北边的马井珑水库，是新修建的，土质还不稳固。这年夏天，连下了几场大雨，水库的水已经漫到岸边。危急时刻，通知我们去抢险加固堤坝。正当我们大家都在挖土、担石时，堤坝不断地渗水出来，坝内发出异样的响声，有可能发生决堤的危险。分场领导一看情况不对，叫大家迅速撤离。我们赶紧往山顶上跑，待我们刚跑上来，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堤坝倒塌了，河水顷刻间汹涌而下，淹没了下游大片农田。辛亏大家及时撤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夏、秋收“双枪”时，我们要抽调人员去支援四分场收割水稻。在南瓜岗的一片稻田里，因为管理不善和缺乏肥料，这里的水稻长势不好，野草比水稻还高，我们要在草中找稻。而田里的蚂蟥又大又多，有的人被蚂蟥叮到腿上，拔都拔不出来。把扬州来的知青吓得不敢下田。早上割了一大片稻田，仅仅收获了两担谷子。稻谷产量非常低。

       1962年9月，我调到寺前粮食加工厂工作。加工厂的工作虽然脏些、累些，但我还是很愿意去。加工厂是加工出口大米，要装车外运，没有装卸工，粮食装运由厂里负责。每次火车皮一到，就要马上装运，时间很紧，不能超过规定时间。火车在车站停留时间很短，铁路部门规定，超过限定时间要罚款。因此，每次粮食装运时，厂里的人员都要全力以赴。力气大的扛包，力气小的打包或在车厢内堆包。一个车皮要装50吨重。每次我都要扛70至80包，每包重202斤。1962年初，总场领导传达省领导的指示说，垦殖场的干部职工要为国家做贡献，给国家减轻负担，要自己开荒种地解决两个月的口粮。家属要养两头猪，自己吃一头，给国家一头，多养不限。我原住学校附近有半亩的自留地，周围荒地也多，适合搞副业。看上面有这样的政策，我积极响应。我养了两头猪，养了30头来只鸡，田里种了小麦、红薯、芋头、蔬菜等物。过年时，自己宰杀了一头，调给总场一头有290多斤，每斤按出口价0.7元计价。收入有200多元。完成调给国家计划后，场部还给我们200斤饲料和一头仔猪。由于养殖的好，自己有肉、蛋吃，食堂里来客人也要到我家拿鸡蛋招待。田里收获了200多斤小麦，打成了面粉。种的红薯、芋头、蔬菜收成较好，自己吃不完，家庭有了些盈余。这个政策好，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仅在加工厂待了不到一年时间，我调到了总场工作。期间，每到农忙季节，如春播、双抢、采茶、锄花生草等关键节点，机关都要派人到各分场参加劳动指导。除身体差的留办公室工作外，其余的都分到各分场去参加指导。东丰、枫树辽等几个分场，离场部较远，交通不便，田多任务重，都不愿去。每次要派人去都少不了我。每天早上都要三四点起床，步行几十公里到东丰吃早饭，与职工一同劳动至晚上六七点。一天要干十多个小时。开饭时，在食堂借个碗与职工同样排队买饭菜。1964年春，为改造农源三队的低产田，场党委书记赵建明带领机关工作人员到石家山猪场粪坑里取肥。粪坑很大很深，坑内的积肥很多，有很多年都没取。为了多积肥，我便下到坑底，用铁锹往上铲，把坑里的泥都挖了一层。待我从粪坑里上来时，满身又脏又臭，身体酸痛，饭也吃不下，几天如此。经过经过近半个月的努力，把几个坑的肥全部都铲上来，再用板车拉到田里，把原产量很低的劣质田改造成了良田。

三、敬业

       我在总场一直做人事、工资工作。场内人员来自全国25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特别是1959年至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浙江、江苏、安徽等地的外来人员多，情况很复杂。涉及个人问题都得去调查核实。还有入党、征兵、考学等都要政审。工作比较繁杂。出差比较多。跑的都是浙江、江苏和安徽等外省市地方。那时国家困难，物资紧缺，交通不便，吃苦受累不说，还要倒贴旅差费。但为了工作，有困难也得去，每次都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如机关干部张银付同志就是其中的实例。

     张银付同志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时候离开家乡在外逃难，帮人放牛做工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