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中恒
一
在中东铁路竣工即122周年之际，很多人谈起铁路给清末及民国社会带来了什么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呼应。一方面铁路给西满带来了盎然生机和工业化理念，另一方面西方先行进入工业化的强权给东北人人们带来了不尽的经济辗轧和掠夺的苦难。
“人世几回伤心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中东铁路是当时沙俄政府和大清政府对横贯黑龙江省东西的铁路干线的一种官方称谓，而我们黑蒙当地人们大都称之为中长路、东省路、东清路、老毛子铁路、西满铁路、滨州铁路。不同的称谓打上了不同时代的烙印。
岁月易逝，人生易老，沧桑转换的中东铁路全线通车一晃已经122年了，前50年，那些匆匆过客，不论是在铁路上有多少特权，捞取了多少好处，那些各领风骚几多年的路上霸权者，终究在1952年国家收回主权那一刻，被民族统一的强大洪流冲击下，一切都灰飞烟灭。
沙俄修筑这条铁路在海拉尔以东，大都沿用了元明时的古驿道和大清帝国中叶修筑的驿道，省却了大量开山破岭的人力和财力。清雍正10年8月（1732年），兵部设驿站，即有名的“龙海驿路”东起卜奎西至呼伦城（海拉尔南屯），下设10台，台既驿站、卡伦，从海拉尔往下，雅克萨（牙克石）——延博托（博克图）——边里瑪（巴林）门度克伊（免渡河），霍洛里（哈拉沟）、雅鲁（扎兰屯）－音河－甘井－卜奎。铁路在扎兰屯分岔，下道顺着雅鲁河谷而来，直奔富拉尔基。
俄国人被当地人称为“老毛子”，他们沿这条古驿道除了图节约财源的基本思路之外，更多的是因为这是一条捷径，这条横贯东西的大道从最西边的满洲里北纬49.3度，到龙江这块北纬47度，大略西北东南的走向，可以说这是一条最近的路。龙江当时不是清雍正年间的驿站，但他辽金时期就是同往边壕的古道 ，这条道到元代蒙古东渐时就是一条坦途，在清早期就设卡、设递铺，“吐尔池卡”也许就是那时的哨卡，卡伦，军堡。
雅鲁河河谷从扎兰屯往上，峡谷较窄，而到了碾子山旧名呼音往下，越来越宽敞，因此，选择走雅鲁河北岸，弃用原驿路音河老路。“老毛子”设立车站的时候，基本上10——20里中间设一站，甚至设了许许多多9里站，设站的间距也说明了当地具备了两条原因，一是人口较密，二是资源丰富，便于掠夺。尽管这一段＂老毛子＂留下血泪斑斑的罪恶，而他们最大的野心不在这里，而是他们妄图覇占全东北，直至辽东半岛链接起日本海西岸直到渤海湾，觊觎着日本诸岛。梦想有朝一日将太平洋西岸北部，都将据为己有。中东铁路在黑龙江以南，而远东铁路在黑龙江以北，先后建成，两条铁路都从西伯利亚直至日本海西岸，由乌苏里斯克沿乌苏里江东岸向北与远东铁路相连，形成了快速向日本海冲击的战略意向，把地图拿在手中一看可晰“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二
清末民国那个年代的人们对中东铁路充满了复杂的情感。悠悠岁月，如白驹过隙，本世纪前50年，我们的前辈人用充满血泪和国国仇家恨来概括和叙说着已离我们渐行渐远的那一段段的往事。那些悲惨的人，悲痛的事，悲壮的举动。给我们灵魂深处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悲哀。那时，不同的经历和阅历的人，从不同的视角，发出不同的感叹，对中东铁路得出不同的结论。曾经有人说，如果不是中国人顽强抵制，张氏父子以日制俄，也许大连港往北朝鲜、吉林、黑龙江、的广大地区都成了俄国的滨海地区的版图了。
八国联军进北京刚刚结束几年，1903年后，沙俄欺压和奴役沿线百姓更加猖獗。1918年俄国内战时期，沙俄白匪进入我国，沿线奸淫虏掠，烧杀强抢，让西满人心惶惶，给那个时代的人深深地印上了仇恨的标识。
从1900年至1952年，那52年多个统治集团你方唱罢我登场，在铁路所有权及控制权的争夺中，始终参合着日本人的“魔爪和身影”他们与沙俄、苏俄在争夺这条铁路乃至东北地区权益中，展开了明争暗斗，相争相斗了４０余年。为此引发过1904年的日俄战争，引发了苏联远东滨海地区争夺战，1929年在扎兰诺尔打响的中东路战争,1939年哈尔哈河战役，1945年苏联军出兵东北等重大事件。不论大事小事，每次发生的事件都是围绕着中东铁路民族情仇的引爆。
这条漫漫长路，52年来至少有三个国家近10个集团从垂涎觊觎到勒索抢夺。三国既俄国、中国、日本，从政权集团上看沙俄资产阶级政权，苏维埃政权，大清政府及所属的黑龙江吉林地方政权，呼伦贝尔自治政府，辛亥革命后直系、奉系北洋政权，奉系地方自治政权及“满蒙王”张氏父子。军事组织有白俄溃军、及与他们混为一团的沙俄护路军、路警、蒙古分裂主义的呼伦贝尔联军，日本关东军，奉系、直系及地方督军。大清帝国的儿皇帝——伪满州国等多种政权和势力在半个世纪里展开了不息的斗争。这里面没有一刻的不掺杂着日本人的鬼影，张作霖父子在日本、苏俄、北洋政府、沙俄铁路局四方压力下能够不忘争回主权，‘找回国家’，精心的与多方周旋确实十分不易。
这条铁路，实际上在1890年4月18日沙俄就正式向清政府提出，中东铁路和南干线租借给俄国公司的要求，这时他们占领和瓜分东北的野心已暴露无疑。大清政府也有所洞察，以“自造”为由拒绝了沙俄的要求，这时沙俄政府委派驻华使节与清政府纠缠。谎称只有中国满足俄国的要求俄国才能保护中国，避免再次与日本及其他国家发生冲突，沙俄几次到总理衙门进行威胁恐吓。李鸿章在上挤下压，和外部利诱的情况下签订了丧权失地《中俄御敌相互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
修筑铁路的过程中还签订的一些关于森林采伐，矿山开采的约定，历史书上都有较全的记录，不仅仅是掠夺财富。而是给人民带来不尽的苦难。
三
1900年在东北那片雄浑神奇的森林里，在那险象环生的高山峻岭之中，上万名中国山东、河北、辽宁的民工与当地的达斡尔人、索伦人、蒙古人在沿线开凿隧道，挖掘导坑。兴安岭隧道从清光绪26年（1900年）修到1904年5月27日隧道正式竣工，用了大约四年半的时间，（之前曾修了一条之字型盘山路过岭）据不完全统计，在修路过程中造成民工伤亡、死亡、逃亡的人数达数千人，在当时的恶劣气候条件下没有任何保护措施，而且不顾民工的劳苦,催赶工期,给民工造成了那么多的死亡和不幸，在铁路道边上留下了垒垒荒冢，残骸白骨。沙俄工头视民工生命为草芥的恶劣行径，引发了部分民工们的强烈不满。“哪里在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900年7月民工们打着义和团的名义迫使其停工，直到光绪27年（1901年）3月26日才开工。沙俄为什么要向民工让步，那是因为沙俄与日作战的军事需要，为了保证工程进度他们在工地上不仅对中国民工施以小恩小惠，实施“皮鞭加羊腿”的政策，促进工程进度顺利推进。在隧道尚未竣工的情况下，1904年2月10日即通过了一列军用列车满载军用装备和物资往东而去。5月份其他列车才正式通过隧道，可见沙俄对日俄战争迫切希望这条铁路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可是事与愿违，那一场在辽东开战的日俄战争，以沙俄的失败而告终。清政府竟置国家主权和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在战争中“宣布中立”，划辽东为战区，听任日俄两国铁蹄践踏东北锦绣河山。
从1904年兴安遂道通车后,沙俄掠夺雅鲁河流域资源加快了步伐，把雅鲁河两岸绰尔河北部的森林资源都纳入了自己的范围，先后用小量的资金签订了10多个长期霸占林权的协议，巴林.南木.成吉思汗等站都成外运木材的车站。当时也迎合了垦荒迁徙而来人口增加、木材需求增多的形势。
1904年前虽然“义和团”在东北地区早已失败了，但是他们的影响非常广泛，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满汉民众组成反俄组织，他们专门与俄国人为敌，在铁路沿线开展对饿的打击和骚扰活动，俄国人所到之处无不心惊胆颤，沙俄护路军和沿线警署对这些组织和个人进行了多次清缴，大量殃及和伤害了沿线的百姓。曾有歌词《三过大草房》里面就是一个实际的例子，一个好好来往过客的大车店，硬被说成是路匪窝点，房子马厩被烧，店主被逮捕，后人们把它编成了一首歌来记忆那段往事。
从1900年修筑铁路开始，筑路工反压迫的斗争没有一刻停止过。1900年6月开工不足一个月就迫使工程停工，直到次年6月才再次开凿。从开始的20年中，铁路工人罢工的次数5次之多，使沙俄那种唯我独大的心态有所改变。
四
那条贯穿兴安岭的遂道，在今天看来不是什么宏观巨筑了，但是122年前那可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工程了。我们至今在内心深处都对那些不知姓名的挖掘者们永存一种崇敬，列车在遂道中飞驰而过，其不知这里堆砌了多少人的鲜血和生命。
1904年也是嫩西地区的民族工业发展较快的一年，从哈尔滨到齐齐哈尔相继有一些“火磨”诞生,沿线还创办了酒坊作坊，最出名的有昂昂溪火魔，富拉尔基面粉厂、碾子山油坊、朱家坎烧锅，都是这一时期开办的，在齐齐哈尔先后有人开办了蒸气豆饼厂，人工压榨大豆油，后来在辛亥革命那年，南满铁路开通。豆饼.豆油运销大连.日本.欧洲。
沿线地区同时也迁入了俄国员工和商人，至今留下红瓦黄墙的俄式建筑，由于大国沙文主义的行径也留下了中俄之间的民族仇恨。在修筑兴安岭至富拉尔基江桥这段铁路中，每一方枕木下都埋下苦涩和艰辛，每一盏信号灯都照过令人寒彻的悲哀。可是嫩江以西至兴安岭一段区域老的百姓更令人悲哀，他们开始并不知道日本人比沙俄相比更加丑恶。其中还有人盼望日本人把“老毛子”打回去收回主权的虚幻。只有在1932年护路抗战之后，日本人的丑恶嘴脸表现出了更加残酷和阴险的一面。沙俄在当初建铁路时还表现出了一个大国的姿态，虽然对民工十分刻薄，但是工钱还没有像现在一样的拖欠。
引发沿线人民对沙俄苏俄刻骨仇恨的是1911年至1918年前后，白俄护路军和那些从苏联逃亡到沿线的沙俄白伪卫军，他们沿路强抢生夺，掠财奸色，沿线大量的妇女被强奸，使沿线的百姓承受巨大的耻辱。由他们造成的一批支离破碎家庭，在血腥浸泡的日子中煎熬。
那些命殇大山的建筑工人，将自己的青春.美梦.耻辱都埋入了高高兴安岭中，甚至连一块坟包或墓碑都未曾留下，民工们千里之外的父老们还在翘首等待着他们的儿子能赚大钱，荣归故里为他们养老送终，做梦也没有想到“云天苍茫处，孤魂归路尽”。而更残酷的却发生在十月革命前后那20年。
十月革命前后沿线来了大批的白俄溃军，铁道两侧及附近的村落也遭到了沙俄溃军的魔爪。所到之处鸡飞狗跳，鬼哭狼嚎。听老人说：在沿线的一个村落里一对刚结婚的小夫妻，丈夫去江省（齐市）去办事，在家中的妻子被两三个白俄卫军强奸了，妻子为了对丈夫掩盖被强奸的真相，对左右居住的娘家人都进行了封口，可未曾想十个月后她生下了一个黄头发.白皮肤.蓝眼睛的小男孩。一下子引起了丈夫的怀疑，但是夫妻感情很好，情感与尊严的挣扎，在丈夫的内心反复的折腾，无法使一个具有十分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与这个家的人共同再走下去。在一个早晨，他望了望妻子和那个孽种最后一眼，稍稍踏上南去之路，投入到了奉军的队伍，从此天涯孤旅。十多年后他给家捎回三十块大洋和一封感人心魄的信，他大体说那些魔鬼的影子始终在脑子里激荡，让他肝胆寸断，撕心裂肺。从今以后跟着易帜的张学良远赴西北，如果老天有眼，这不是永别，有机会一定会报仇雪恨，洗清耻辱。
五
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故事，在1903-1920年是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夫妻.情人不是再见，而是永别的人不少，我们大家在回顾那段往事的时候是那么痛心。沙俄.苏俄那些护路军、游兵散勇、白俄溃军给我们这里人留下的创伤是难以治愈的，特别是老年人一提起当年的情况仍然颤颤惊惊。当年村外一声呼喊“老毛子来了”比听到鬼来了还要恐惧，那些年轻的妇女.姑娘大都躲在地窖里藏起来，来不及躲的也要弄乱自己的头发，弄脏脸.装儍.装病.“老毛子”用枪顶着妇女的丈夫，当着丈夫的面对其妻实施轮奸，惨无人道，反抗者死，有的不反抗也得死。那些“老毛子”给当地的百姓造成的心理影响至今挥之不去，就像诗人马德清在《部落遗址》中写耻辱一样“刻在岩石上∕让雨洗刷∕让风发飚∕让人惊叹∕昨天和今天是一支火把∕燃烧”。
逝去如斯的历史，那么多的丑恶給我们前辈人留下余悸，颤抖了几十年。一些老人讲的故事憾人心魄、令人凛冽。
全国解放后有人做过粗略的统计，在满洲里至绥芬河全段中，包扩沿线村屯，俄罗斯留下的孽种达几万多人，牙克石到富拉尔基路人中常见。在成吉思汗以上林区留下的更多。这里人对其称之为“二毛子”，这些人如果活到现在大约都在100岁左右了，即便是十月革命前后，白俄护路军和沙俄溃军留下的种，如果是百十来岁了，就是苏联红军或商人通婚留下后代的也有78岁了，他﹙她﹚无论怎么去修饰改变自己，都无法掩盖其人种遗传的印记。
当地人称这些人为“二毛子”，又派生出“三毛子”就是混血第三代人，他（她）们的特征虽然没有他（她）父辈们（母辈那么明显，但是他（她）们的头发虽然由黄色变成了棕色，眼睛由蓝色变成了酱色，或多或少还能分辨出他(她)们非传统的“蒙、达、满汉”的血统类别。
通婚形成的原因之外，如果一个有了外种孩子的家庭，未被这些污浊年代的兽行所击裂，那么夫妻之间将留下一种无名隔阂。他们中间那个孽种，尽管多么出色和优秀，对他们来说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和不能示人的隐私。
六
有人统计过，沙俄护路军、车站巡警、俄国散兵游勇，在中国日子也不好过、死于非命的时时都有发生。20年内沿线的民众把胸中的怒火变成看不见得青焰，使那些衣冠禽兽们不能单人离开铁路，上趟街里，左顾右盼，四面楚歌，一副可怜虫的嘴脸，就连林区的不少伐木毛子也在民族仇恨中充当替死鬼。
沙俄也知道他们在黑龙江罪恶深重，为了减少民族矛盾，防止事态恶化，俄驻齐领事馆认为，喝酒是乱性的主要原因，他们把禁酒当做解决民族矛盾的突破口。
1916年12月1日，俄领事馆下令中东铁路沿线各地40俄里（一俄里等于1.066公里）以内地区禁止制造、贩卖酒品。对我们民族工业横加践踏。朱家坎北烧锅，是一个江省有靠山的作坊。当时是一个较有规模的酒，日出白酒上千斤，原始方式制出的高粱酒品质上乘，笔者曾写歌赞誉过，“头麯香卜奎，二麯醉龙江”，因为酒好再加上附近都是蒙古人、达乎尔人、索伦人、高丽人、车站上的山东扛脚行人及俄罗斯人，他们都对酒都有好感，使烧锅的酒供不应求，有相当的用户群。而领事馆的一纸禁令对酒厂，对消费者都是一次严重的约束。喝惯了这酒的俄国人大胡子站长的暗示烧锅老板可暂时躲一躲，这阵风过去再说。烧锅停产了，路警也对烧锅贴了封条，总算躲过不了凶神恶煞般的践踏。到半年后酒又重新烧了起来。为什么沙俄的禁令成为一张废纸呢，1917年，俄国内部的苏维埃运动已达到了高潮，那些远在中国的旧员工们已无心铁路的管理了，他们自己后院起火，使他们心里有过着朝不保夕的恐惧。
那时冬季寒冷，我们这个多民族区域生存的人大多好喝，他们装酒的器具都有区别，比如蒙古人用羊皮囊装酒，高丽人用猪小肚晾干后装酒，而达乌乎尔人用烧制的陶罐装酒，关里人或辽宁人用柳条编成的酒篓再用牛皮纸刷上猪血后装酒，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酒文化。
俄国人更嗜酒如命，一喝就多，多了就乱性，对附近的姑娘妇女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那张禁酒令的提出也是一种矫往过正的策略。意图也是把民族矛盾引发的载体“白酒”，控制起来，这里其实极大地掩盖了沙俄民族狂妄自大、唯我独尊的强权政治和不尊道义小人的本来面目。
七
旧俄国人不全都是坏人，他们也都是有血有肉的凡夫俗子。因此，历史上造成的许多罪孽大都是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白俄溃军和警署那些沙俄流亡余党干的，列宁领导的苏联红军虽然有明文纪律但在追杀白俄溃军时也做过一些不齿的事，也使边境百姓受到耻辱。我们现在说这些不是对列宁领导的苏联和红军历史功绩有意抹杀。也不是反对斯大林出兵东北的那些红军抗击日本，我是说什么事都是一分为二的，没有绝对的，白俄有好人，红军也有坏蛋，总之那段历史俄罗斯这个民族无论是白是红给我们兴安岭东嫩江西这块的人民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恶劣，甚至达到了罄竹难书的程度。
十月革命后苏联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考虑，也曾想放弃中东铁路的主权，换取对新政权的支持，1919年7月25日苏俄副外长加拉罕曾发表过“对华宣言”，放弃沙俄以侵略手段占领的土地，并放弃中东铁路的矿产，林业权利及其商务侨民特权，放弃庚子赔款。可是到了1922年加拉罕否认了前期对华宣言。并称中国政府收到的文本是伪造出来的。究其原因有四点使其改变政策。一是苏维埃政权趋于稳定。二是苏军在远东滨海对日战斗取得成效。三是中国政府正在打一场直奉战争，无暇处理此事。四是与日本争夺权益俄方暂时占得上风。铁路局的主权被俄国人收回后，1924年9月与张作霖签订了《奉俄协定》产权归俄，管理权由中俄共管，同时也把铁路交还期限从80年改为60年。
这时为什么苏联对沿线采取绥靖政策，放弃了较多的权益。这时对苏维埃政权构成威胁的还有流亡中国的白匪溃军，虽然他们不是整体力量了，但他们以分散到中东铁路之中成为铁路的雇员，而且还有前沙俄时期的老职员们在岗位，苏维埃对满洲铁路还不能全面控制，另外那些被苏联红军击败的沙俄白卫军，大多被奉系张宗昌收拢归入他的亲兵，还有一批白俄人员隐匿于沿线吉思汗、南木、巴林等林场充当伐木工人，这些人也成为了苏联的一大隐患。
张学良在中东铁路问题上经常与苏方管理人员发生摩擦，首先是关于火车运送奉系官兵收费问题，对苏俄中东铁路管理层产生了敌视态度。1925年9月12日张作霖指示哈尔滨等城市的军警强行没收中东铁路沿线地区的法院和中东铁路的其他财产，同时还驱赶大批中东铁路所属的航运公司的苏方人员。1926年1月11日逮捕的中东铁路工会主席叶西科夫及其许多管理人员，搜查了工会大厦，搜查了电信局局长科索帕波夫的私人住宅。张作霖还指责苏联公民不遵守东三省自治政府的法律法规，把中东铁路的苏方人员撤换成奉系人员。逼迫苏联向奉系做出让步，苏让步后，奉军才释放了中东铁路局长伊万诺夫和其他关押人员。
八
事态虽然平息了，但是双方之间由此引发的仇视实际上更加强烈，苏联只是在背后搞一些见不得市面的手段，比如给冯玉祥军事援助，支持他对抗奉系的实力，不断向直系的北洋政府献媚，伺机诋毁奉系，同时也加紧支持和培养西满蒙古王公贵族成立呼伦贝尔联军对抗奉系，这也就逼迫张作霖向日本人做出示好的姿态，采取联日抗苏的方针，当时张氏父子也是一种无奈。示其后果是引狼入室，反误了自己卿卿性命。
时间已过去近122年了，“万水千山铺成路，铁马长龙如风来”，那些历史纠葛，那些民族恩仇都渐渐地随风而去，但在我们这些历史寻梦者中的心里刻下了深深印记，难以平复，现在那些阴霾虽然已经散尽，中亚大陆最东段已经崛起伟大的中华，我们还能不依不饶的去追究那些当年打着文明旗号走来的野兽们吗？显然已经时过境迁，那些罪人和强盗都已化成灰烬，更多的人余怒尚存。好再后来苏联对此做出了一些补偿，旅顺港，中东铁路都以先后归还了中国，在新中国“一五”期间也给予了较大的资金、物资、技术、道义上的支持，虽然50年代末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两国关系有所倒退，总的说他们认识了历史上的错误，历史恩仇已烟消云散，让我们以宽容的姿态从新开始吧。
我真的不忍心去听取老爷爷老奶奶那些伤心往事，更不愿去看那些无名无姓的筑路者们得萋萋墓头。只有了解那段历史的人才能体察这些无名的劳工们的悲哀，很久以前他们天涯寄此身，何等孤独，送上一句慰籍让他们熄灭心头那份情仇让在天之灵看见新中国经济、军事实力超越帝国主义列强们的时刻到来吧。
中东铁路是一部血泪史一部民族恩仇记录。历史超越了那么多的恩怨，我们试图忘却那一段国恨家仇，但是我们每每一见到至今仍然保留的俄氏车站及高耸的房脊，还有那些未被换掉的一排排枕木，一桩桩里程碑我的心久久不能忘却那毛骨悚然的历史事件，有时在铁道边上的孤冢旁驻足踌躇，我一直追问谁之错，谁应该承担那段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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