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乡村变革的悲歌
——重读贾平凹长篇小说《秦腔》论略
黄晓宇
曾记，贾平凹长篇小说《秦腔》，于2005年4月初版后，我就在第一时间买来读过。当时，我寄身于一家民办学校，白天课业繁重，只能在学生下晚自习就寝后，才回到卧室读上个二三十页，如此一月有余。有时读到会心处，抑或被贾平凹特有的黑色幽默触动时，我竟忍不住发出笑声。夜深人静了，我面对一本书的这个“状态”，令家人侧目。之后二十年间，无论我所谋何事，所处何境，一直坚持文学阅读。这其中也就包括《秦腔》。重读中，我不再流连于表象的枝节皮毛，而是沉浸于作品所描绘的文学世界里，对作品人物塑造、情节推动、环境建构及情景营造的等方面，有了更多更深入的思考。
一、鲜活的乡村人物群像
言及《秦腔》的人物塑造，“疯子”张引生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角色。他是小说的主人公之一，也是第一人称叙事的叙述人。在清风街，他是被乡邻公认的疯子。从病理的角度讲，张引生有间歇性“抽风”症候，但更多的时候，他并不疯——甚至白雪出现对他刺激所致的看似疯狂的举动，也有着独属于他的正常的情感逻辑。因为张引生本是个情痴，爱白雪而不得，身陷无望的感情无法自拔，并由此而发狂。他发病时嘴唇乌青，倒地闭气，满眼幻象。在一次偷盗白雪内衣败露挨揍后，觉得羞耻，竟自割尘根。张引生对白雪爱得越深，就“疯”得愈发严重，但他毕竟羞耻心尚存——这无疑使他的疯狂具备了不可言说的合理性。而张引生本人，他也从未承认自己是疯子，就跟醉酒的人一样，并不认为自己喝醉，酒后言行无非真情流露而已，他说：“我怎么是犯病了呢? 我引生现在有什么病?我想白雪是病吗，我爱钱是病吗，我喝茶喝酒顿顿饭没有吃厌烦是病吗，这些人真可笑! ”
不仅张引生自己不承认自己患有疯病，夏天义、夏天智等清风街有名望的人也都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段表达过张引生“不疯”的意思。阅读《秦腔》，我们不难看出，张引生善良本分、热爱土地、替人干活下苦，能出大力，他对清风街的人和事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和认知，他眼中的清风街，既根植于现实的土壤，又有梦幻和荒诞的成分。张引生的一些品质和智慧，或许已超越了清风街人的平均水准。贾平凹采用异乎常人的“疯子视角”来展开叙事，其实展现出的正是一个“疯子不疯”的典型形象，暗含着贾平凹对现世的反讽。
除张引生之外，夏天义无疑也是小说中的重要人物。他对土地怀有深厚的情感，“土地作为农民命根子”的观念深入骨髓。当年修312国道时，为保护清风街的土地，他竟违抗上级决策，组织村里老人躺地阻拦，他也因此错过提拔良机。在他的潜意识里，土地是神圣的，是他一生的信仰和宗教，是维系生存和尊严的根基所在。在夏天义70余年的人生岁月里，一直都在和土地打交道。他熟悉清风街土地的每一寸纹理，深知“土地的脾性”，懂得只有通过辛勤的劳作，才能获得土地丰厚的回报。无论寒暑，田间地头总有他忙碌的身影。他压根就不理解，清风街的年轻人为何要抛弃这片生养他们的土地，而一拨又一拨地外出打工。看到日渐荒芜的土地，夏天义的内心充满了“回天乏术”的无奈与痛苦……最终，他不顾众人的反对和劝阻，毅然决然地前往七里沟继续淤地，企望通过一己之力让更多的土地焕发生机。可个人的力量终究太过渺小，他不仅没能成功淤地，反倒被泥石流埋在了那里！
同样作为村干部，村支书夏君亭、村委会主任秦安、副主任李上善以及村妇联主任金莲等，他们职务不同，分工有别，性格也各具特色。夏君亭胆子大，有思路，有魄力，也霸气；秦安缺少胆识，温顺羸弱，比较平庸；李上善则能说会道，中庸圆融，见人下菜，看风使舵；金莲没主见，看重实利，也玩暧昧。此外，还有写得一手好联的赵宏声、精明的丁霸槽、无赖的三踅、愚笨的武林以及夏氏家族里其他的各色人等，小说中的一百五十多号人,对于文本情节展开的重要程度虽然各有不同，但其精神气质、言行表征均颇具辨识度。这些人物群像，个个饱满，生动，无不活灵活现于清风街的角角落落。
二、时尚失衡的发家梦想
清风街原本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村落，在改革的时代浪潮中，农民的吃饭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发生过令人振奋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限的土地在极度地发挥了它的潜力后，粮食产量不再提高，而化肥、农药、种子以及各种各样的税费迅速上涨，农村又成了一切社会压力的泄洪池。”（引自《秦腔》后记）贾平凹曾经的故乡棣花街，恰如一面多棱镜，折射出西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农村社会在转型时期的发展失衡和现实阵痛。
作为文学世界的清风街，和现实中的棣花街一样——这里的人们也曾以土地为根，农耕经济占据其生产生活的主导地位。曾经，清风街的田野山岗，随处可见农民躬耕劳作，他们早出晚归，过着简单而知足的小农日子，年复一年。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推进，特别是市场经济的春风，渐次“吹醒”了清风街各怀梦想的村民。特别是在312国道贯通后，清风街与外界交流的信息大为灵便。随之，单一经营土地的传统生产模式被打破，商品买卖开始活泛。清风街有特长的，有眼光、有胆识的，全都活跃起来，试图奔走在发家致富的路上：夏庆满凭着纯熟的建筑手艺，四处揽活；夏雷庆投身客运，常年在省城和清风街之间往返；擂得一手好鼓的刘新生承包果园；村妇联主任金莲承包鱼塘；清风街集体也建砖场；甚至也有了外来“淘金者”陈星、陈亮兄弟俩承包果园，搭摆修鞋摊……此类经济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清风街农村经济的发展带了新的气象，但他们均未实现发家的梦想。最终，陈星兄弟俩离开清风街，夏雷庆的女儿翠翠则随她的同学去了省城，不知所踪。
同时，清风街原有的“乡土味”十足的村容村貌逐渐被某些准城镇化的时尚景观取代，比如，有了农特产品批发贸易市场，有了酒楼，酒楼请来了“服务小姐”，农民有了围观流行歌曲弹唱的雅兴，等等。一度沉寂的清风街开始变得喧闹起来，村民的生活节奏在加快，曾经的邻里之间原本和睦融洽、质朴真诚的情感，在物质利益的冲击下日渐稀薄，人际关系日益呈现出微妙多变的复杂样貌。同时，市场竞争让清风街的一些人变得急功近利：金莲承包的鱼塘一夜之间被人哄抢一空；三踅多年承包村集体砖场，却恶意拖欠，甚至连电费也不缴纳；梅花跟车收“顺路客”车费却不扯票，导致夏雷庆受到运输公司处分……不一而足。
那个时代，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不同地区之间、同一地区的不同个体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发展失衡的问题。由于人们在信息获取、自身综合素质等方面存在差异，有的村民能够抓住机遇，在经济上实现一定的翻盘改善，而另一部分村民，则依然挣扎于贫困线上。在清风街，武林因押在鞋壳里的两块钱丢失，竟在大街上痛哭流涕，贫弱之极，终致家庭破裂；狗剩因在退耕还林的土地上违规种菜，交不起被罚的200块钱而服毒自尽；夏天义的小儿子瞎瞎人孱嘴硬，又嗜赌，日子过得很是恓惶。城乡发展的不平衡，还体现在村里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留下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村庄呈现出的空心化状态，令人伤怀，却又无可奈何。夏天智去世时，竟然难以凑齐抬棺材的壮劳力，甚至启墓道也无法物色合适的劳力……曾经热闹的清风街，活力不再，冷清萧瑟。
三、松散的传统伦理结构
清风街的青壮年，要么像候鸟一样往返迁徙，要么外出后杳无音讯。这种人口的流动方式对乡村的传统的伦理结构和文化风俗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年轻人在外，既接触了城市的新信息、新文化、新思想，以及新的生活方式，也不可避免地熏染了好逸恶劳、投机取巧、一本万利等不良习气，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体制对治理发生了松弛，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像泼出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引自《秦腔》后记）生活艰辛，清风街的青壮年虽不得已选择去城里打工，心里盘算着挣钱，而挣钱的门路却是茫然的。没有文化，没有技术特长，男的要么干着拉煤、捡破烂、当建筑小工等累活，脏活，臭活，要么偷盗扒窃，为非作歹，甚至连老实巴交的羊娃也铤而走险，成了杀人犯。女的呢，谁知道在外边干什么，她们自己从来不说，反正回到清风街都打扮得花枝招展。至此，贾平凹不禁喟叹：“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一步一步从土地上出走，虽然他们是土命，把树和草拔起来又抖净了根须上的土，栽在哪儿都是难活。”（引自《秦腔》后记）那些常年在外的年轻人，他们吸收的所谓“新鲜事物”，势必会逐渐改变他们的思想与行为方式。回到家乡后，不可避免地要同传统的乡村文化习俗产生激烈的碰撞。小说中写到一个细节，就是俊德的女儿在夏庆玉在建的新房前的土场上，竟然忘记乡音，在众目睽睽之下，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问候正在帮工的张引生，遭遇后者当面揶揄：“你把舌头在嘴里放好，你重说！”待俊德的女儿改口解释她的问候意思之后，张引生再次挖苦：“这就对了，咱是去省城里拾了几天破烂，又不是从天堂上下来的，不会说人话了？！”小说还写到，夏天智四兄弟历来和睦，在清风街有口皆碑，谁家有口好吃的，总忘不了邀请另外三兄弟一块尝尝，并形成了一个规矩，就是年三十这天，轮流到各家吃团年饭。可是，在夏天智去世前的那最后一个春节，“团年饭”竟然流于形式，在四叔夏天智家开席不多久，人就散了，难怪四婶感慨“人心是越来越不回全，往后怕是吃不到一块啦”，这样的细节在小说中还有很多，读来让人觉得分明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信手拈来，看似习焉不察，人心的嬗变，令人悸动。
时代在进步，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农村传统的伦理结构日益变得松散，伴之而来的，也体现在民俗的改变。农耕文明的变迁，农民生存环境的多维样态，归根结底正在于人心的变异。由此，我们在小说中还会发现，清风街传统的婚丧嫁娶程序习俗、节日庆典方式，均在新观念的冲击下，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些约定俗成的传统和固有仪式被简化甚至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所谓新式的、时髦的，甚至更具商业化的方式方法。
四、衰落的民间文化艺术
秦腔，作为一门传统戏曲文化，曾是无数戏迷的情感皈依和记忆载体。在清风街，夏天智痴迷秦腔、描绘秦腔脸谱马勺，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秦腔，夏天义能唱，李上善能唱，秦安会唱，夏君亭也会用他那“破锣嗓”吼几句，甚至“疯子”张引生也能以秦腔抒情。清风街的人似乎个个能通过吼秦腔的方式表达喜怒哀乐，秦腔成为了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特别是白雪，她作为演唱秦腔的职业名角儿，对秦腔的热爱，源自灵魂深处对这门传统艺术的敬畏。她刻苦钻研秦腔技艺，无论是身材的婀娜多姿，还是唱腔的悠扬婉转，都竭力做到尽善尽美，并熟练掌握了 “慢板”“苦音” 等复杂而富有特色的发音与演唱技巧。凭着出色的表演，白雪成为了县剧团的“台柱子”，将秦腔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夏中星作为一个外行，以行政手段管理剧团，信誓旦旦要振兴秦腔。他强留白雪（当时夏风正着手调白雪去省城），并组织剧团演员排练节目，下乡巡演……看似红火了一阵，可夏中星毕竟是行政官员中的一个匆匆过客，他对秦腔这门传统艺术并无真爱，剧团团长也仅仅是他升任宣传部长的一个“跳板”。白雪对秦腔的热爱和坚持却从未动摇，她四处奔波，为剧团争取演出机会，试图让秦腔艺术得以继续传承。
但随着信息获取与娱乐方式的多元化，包括秦腔在内的舞台剧逐渐被观众冷落，县剧团面临资金短缺、排演难继等困境，秦腔终是逃脱不了影响式微的时代命运。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演艺市场的变幻，秦腔这一传统艺术不仅辉煌难再，而且演出时机愈发稀少，演员的工资久被拖欠，甚至连基本的生存都举步维艰，剧团终究“塌火解散”，只落得个为乡下红白事“凑场求生”的份。
曾一度热闹的秦腔演出变得门可罗雀，白雪心中满是失落。更要紧的是，作为文化名人、作家的夏风——他看不上秦腔艺术，对妻子白雪痴迷秦腔的举动甚为不满，更是下眼审视其他秦腔艺人。夏风对白雪托付的为其王姓老师——那个唱了一辈子《拾玉镯》的老艺术家——帮忙找关系出唱碟的事，压根也不放在心上。当初，夏风死乞赖脸地追求白雪，或许仅仅是因为后者长得漂亮，他们的婚姻也由于观念的差异而最终走向破裂。至此，我以为，夏风和白雪离婚，是一个沉痛的隐喻，喻示着城乡发展不均、文化割裂的严峻现实：深植于民族传统的秦腔艺术尚且如此，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清风街的人们在精神层面还剩下了什么？秦腔之外，其他诸如编织、剪纸、刺绣之类的手工艺，也濒临失传风险。岂不知，这些手工艺作为民间文化艺术的组成部分，凝聚着清风街世世代代劳动群众的情感和智慧。可是，清风街老一辈手艺人在逐渐老去，年轻一代又了无旨趣，包括秦腔在内的这些民间文化艺术逐渐走向衰落。如果只有物质意义上的生老病死、吃喝拉撒，那清风街还是原来那个清风街吗？清风街那些村民的生存根基还是整全的吗？
五、阵痛迷茫中的温暖守望
“我清楚，故乡将出现另一种形状，我将越来越陌生，它以后或许像有了疤的苹果，苹果腐烂，如一泡脓水，或许它会淤地里生出了荷花，愈开愈艳，但那都再不属于我，而目前的态势与我相宜，我有责任和感情写下它。……现在我为故乡写这本书，却是为了忘却的回忆。”（引自《秦腔》后记）写作《秦腔》，贾平凹怀有一颗温润的赤子之心。他写出了清风街人在与土地的关系发生改变之后，灵魂无处皈依的生命情状，作品中弥漫着巨大的空旷与迷茫。
这空旷，这迷茫，既是清风街人的，也贾平凹写作时的真实心境和作品向着深处开掘的原动力。北宋理学家张横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贾平凹正是建基于此，他才以故土为背景，写出了自己找“心”、寻“命”的复杂感受和深沉感喟。就作品整体而言，清风街的人们虽然生活困顿，但从没停止奋求的脚步，并能苦中作乐；左邻右舍虽然有时也有误解和隔阂，为着一点蝇头小利或鸡毛蒜皮的零碎琐事而吵嘴，甚至冲突打斗，但大家大多没有真正的怨恨。你看，当白雪知道张引生是为着自己，自戕致残并因此住院时，她并未辱骂张引生，反而不无自责地哭诉“是我把引生害了”；作为“受害人”之一的夏风，非但没把张引生怎样，还替后者担忧，说出“一个男人家，后半生的日子咋过”这样的话来，感动得赵宏声抱住夏风感慨“夏风你大人大量，原谅引生那个畜生”！白雪不仅风姿绰约，美貌如花，而且仁慈善良；夏风知书达理，对张引生的情感“觊觎”，竟然宽恕至此。这无疑极大地增添了作品温暖的人性底色。
“夏天义说：‘你又犯疯病啦？！’我叫道：‘你不要撵她！’夏天义说：‘撵谁？’啪啪扇我两个耳光，我坐在那里是不动弹了，半天清醒过来，我才明白白雪压根儿就没有在我的土炕上。我说：‘天义叔！’呜呜地哭。”小说这个情节读来更为惊心。原本，张引生和哑巴是在七里沟帮着夏天义淤地，可他受赵宏声愚弄蛊惑，将沾有蛇蜕分泌物的手帕给白雪闻了，以为白雪就会乖乖地跟他走。于是“疯病”发作，幻觉出现，连续三天再没去七里沟。夏天义去他家找，却发现他站在屋门口，眼睛痴呆呆地瞧着土炕，真以为白雪就睡在他的炕上……有意思的是，张引生被夏天义打了之后，他虽然把这件事看作是“在我的一生中……最丢人的事”，但他没有恨白雪，也没有恨夏天义。这不妨理解为张引生对生活的仁慈，也可认作是贾平凹对世界的基本态度。
在小说的结尾，夏天义被泥石流活埋，清风街却没有主要劳动力来把他掏出来，仅有的老人、小孩和妇女，一直刨了一夜，也“仅仅只刨了滑脱下来的土石的二十分之一还不到”，于是，索性决定就让给他埋在土石堆里。夏天义英武逞强了一辈子，大家觉得应该在土石堆前给他竖个碑子，但要写段话概括他一生的所作所为，在场的人却犯了难，赵宏声就提议，等夏风回来再在石碑上刻字。“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盼着夏风回来。”
司马迁说，人在穷困之时，“未尝不呼天也，未尝不呼父母也”。夏天义的死亡，是清风街传统农业时代终结的一个隐喻。包括张引生在内的清风街人，他们在穷困迷茫之际，“盼着夏风回来”，或许，夏风正是他们迷茫之中的温暖守望。但是，从根本上说，对清风街人面临困境和迷茫，小说最终是无解的，作家贾平凹只呈现疑难，他没有义务、也不可能给出答案。正因为如此，作品的精神气象才足够充盈，宽广。“我”所盼着的“夏风”，或许也并非实指具体的某个人，应是在乡村变革浪潮中，置身转型阵痛期的清风街人共同的、温暖的精神守望。
结 语
贾平凹以故乡棣花街为原型，以他那如椽之笔在《秦腔》里全方位建构起了一个名为清风街的文学世界，深层次勾勒出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西北农村的社会变迁图景，也是整个中国农村在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后，面临转型阵痛的生动缩影。可以说，《秦腔》不仅仅是一部厚重深刻的长篇小说，或许也可以作为史家研究当世农村社会的一个多维“切片”。贾平凹以其 “密实的流年式”书写方式，将西北乡村的价值观念、道德伦理、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变化一一呈现，读者一旦进入，就会被带到那个特定的时代与地域，与清风街的人们一道感受生活的酸甜和悲欢。
作者简介：黄晓宇，四川达川人，在职研究生。达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曾在《美文》《农村青年》《农民日报》《华西都市报》《四川农村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获奖8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