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缘家事也是史（上)

路边

我出生在下里坝，家门前有条清澈的小河。公社化时期，河南面人家叫前下里坝生产队，我们便是后下里坝生产队。因河横在两队之间，就叫横河，宜兴人“横”“黄”同音，所以我们东面的生产队就叫黄河生产队，那是我们田舍村委会（时称大队）驻地，而田舍生产队，则远在黄河生产队南约两里路。

我们家是村东第一家，当时在村上房子也算好的，二开间朝南，进深是两幢七架头连着的，而且门头是大户人家才有的墙门。据母亲说，那是老祖宗太公建造的，太公曾是太平天国王府厨师。太平天国主政宜兴是1860年至1864年，期间征兵人数很多，优秀者如今丁蜀镇人范汝增还被封为首王。太公是哪个王的厨师，如今已无从查考。

太平天国失败，太公回家。当时因清军、太平军交战，宜兴人口锐减，土地大片荒芜，一、二斤盐钱就可买一亩土地。也是地方当权者好生，没有因太公曾参加“洪杨叛乱”评为四类分子。太公依靠几年做厨师的积累，买田买地造屋，后来还做了陆家族长，并又在我们村建造了陆氏宗祠（解放后，祠堂分给无房户居住，后又改建成了生产队公猪舍，直至分田到户后才逐渐拆除）。我们生产队十多户人家有陆姓、孙姓、蒋姓三姓，其中陆姓也是红塔乡大姓之一，所以下里坝的陆氏宗祠也是陆姓主要分祠，红塔徐家桥村、八房村陆姓人是从下里坝宗族发展出去的。

太公离世后，由我公公陆行昌担任陆家族长。我家房屋的房梁阁楼板都是极好的木料，在我记忆中，门前砖石场只有我家和堂兄家有，堂兄陆金元保家卫国当了志愿军，1950年参加了抗美援朝。门前砖石场还是全生产队争着要借晒谷的地方，其它人家门前则是土场。全村只有我家里有口大浴锅，也是全生产队人来洗澡的地方。那时洗澡不换水，男人洗了女人洗，自家人只好排在最后，每次我去洗澡，水都已经浑浊了。那时没有自来水，用的是河水，河水不要钱，但烧柴紧张呀，所以男人洗过后不换水。这个现象不是我们下里坝特有，宜兴农村各地基本都如此。

我家也有田地，但祖父母每每见人家落难，特别是有外地逃荒来的，总要帮上一把，包括借地搭屋居住。时间一长，地也就算别人的了。解放初评成份，我家是贫农。

我祖父母生养了几个儿女，因旧社会各种条件差，有些子女先后夭折，仅剩下一男一女，即我父亲和我姑妈。因我家经济上还可以，父亲小时候上过学。新政府成立后，父亲积极参加活动，听从领导安排做事，不久就被培养入党，后来做了田舍大队大队长，母亲说他算盘打得非常熟练。可惜1968年患上伤寒病，那时缺医少药，宜兴不会医治，我堂嫂王荣仙的姐姐在无锡一家丝厂做党委书记，我大哥就与亲友摇着船将我父亲送去无锡，请她帮联系医院。但时值“文革”动乱，医院正在忙着批斗，无心接收病人。街上工人阶级武斗，子弹满天飞，一颗子弹竟从我大哥腿边擦过，无奈之下只得回家。父亲没有得到很好治疗，就早早离开了我们，那年我只有5岁。

我兄弟姐妹5人，其中大姐是我母亲继女（干女儿），她原是氿南归径人。大约1949年前后，父母死了，年仅七、八岁无依无靠她，居然会自己想起我母亲，凭着来过的记忆，饿着肚子步行到我家。到底是走了一天还是两天没人知道，到我家时，几乎就要晕倒了。1960年，正是粮食最紧张时，一位嫁在浙江德清的高塍妇女，路过我村时在我家小歇并讨水喝。她见我姐便说，这样瘦小的身体怕是要饿死，如愿意去德清，我可以帮联系找养蚕的事做。不久，根据她留下的地址，我母亲就为姐姐做点饼子当干粮，这样，我姐就独自一人步行出门。白天干粮充饥，晚上星星作被。到了目的地村上，不知高塍女人是哪一家，就问路上一青年，后来这个青年成了我姐夫。

我姐近一米七的个子，人也长得漂亮，当然姐夫长相也不差。我姐在德清，果然找到了养蚕的事做。我姐夫母亲就去求着高塍妇女帮做介绍，终于成就好事。我姐写信回来说那里很好，饭能吃饱。我姐夫很能干，除了种田，还能捕鱼、打野鸡、做小手艺等等。当地人看不起投奔而去的外地人，得知他们要结婚时，我父亲用上祖留下的荷木做了一套子孙桶（马桶、脚盆、水桶）送去。父亲去当然也是走去的，路上也是吃干粮睡桥洞，挑着担，一头是子孙桶，一头是洋葱子。路上把洋葱子卖了，就在德清街上买了新被新床帐。这样一担，给我姐撑足了场面。我姐夫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后来谁要说看不起我姐的话，她能追着打人家。

我姐夫捕来的鱼，大的舍不得吃，夫妻两人就上街去卖，换了钱贴补家用。小的鱼才自己吃，有时还晒干了寄来。我姐知道家里粮食不够，每年和姐夫回来，总要装一箩粮食（另一箩放小孩，这样成担），粮食不是纯大米。如果是纯大米，路上一定会被没收（不能带粮食跨省）。只能做些团子、饼子、炒米粉，再带点山芋等等，偷偷避过检查，就这样有时也会被没收。

他们是乘船回来的，从德清途经太湖到宜兴要到晚上8点多钟。提前一天买好船票，先打电话到红塔，红塔邮局的小林总会跑到我家告诉我母亲。这样第二天晚上，我母亲和二姐就带着桅灯（防风煤油灯）去宜兴接站。宜兴到红塔没有车，10多里路全靠步行，到家要近11点，每次母亲去接大姐，我就坐在门口等着，期盼早点看到桅灯火。大姐回家，就帮着我二哥二姐和我做冬衣，做完了再帮她自己孩子做。回到德清，还要说孩子衣服是外婆做的，显得娘家阔气。

再说我大哥，他原是邻村人，他母亲共生了2个女儿4个儿子，家境十分困难，我大哥出生后，他母亲到上海做奶妈了。他哥姐抱着他哭着到我们村讨奶吃，可谁家正好有奶呢？我母亲实在看不过去，就抱下来，用粥汤喂养，当时我母亲生的两个儿子都夭折了，就特别怜爱孩子，这样他就成了我大哥。我父亲去世不久，18岁的大哥当兵去，三年后复员回家。

也是运气好，正好是1966年在十里牌异地重建、1971年扩建的宜兴化肥厂招工，大哥被政府安排进了化肥厂。其后当兵的，基本是回老家种地。那时八本样板戏是文艺主流，每年年底，厂里有样板戏剧照宣传画发，大哥就把家墙贴得满堂生辉，全村人都来欣赏。我大哥喜欢文艺，当兵前就是田舍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所以1979年《大众电影》杂志复刊不久就去自费订阅了。那时基本每个大队都有这样的宣传队，不仅唱歌跳舞（当然是“文革”特殊时期的歌舞），还能排练和演出全本样板戏。我们生产队的晒谷场比别队大，就成了大队宣传队排练和演出《智取威虎山》和《红色娘子军》的首选地。

大哥当工人，月月有工资，成了村上第一个有自行车、第一个有手表的人，后来八十年代初第一家有电视机也是我家。每天晚饭后，电视机就搬到大门外，供全村人观看。这之前，第一家有有线广播的也是我家，那是我大哥进厂不久，在范道邮电所工作的表兄，帮我家买来装的。一个碗口大的纸盆式外轭铁永磁体扬声器广播，每天早中晚三次，能听宜兴广播电台节目。引得邻居蒋家老太用手掀开眼皮，盯着广播稀奇惊叹：“这么小，人是如何进去说话的？而且还有男有女，还会在里面唱歌唱戏。”

农业生产离不开天气情况，那时我母亲就成了义务传声筒，每天上工，先要把从广播里听来的天气预报传声一下，直至几年后家家有了这种纸广播。我大哥当兵时，我二姐15岁，我二哥13岁。说起我二哥，我大姐初去浙江那时，我7岁的二哥饿得站不起来。村上人都说送了吧，我母亲就抱着他送去育婴堂，结果看到育婴堂门前躺着很多死去的小孩。母亲说：“放在这里也没活路，还是抱回去吧，起码死了我还能寻个地方葬呢。”这样我二哥终于度过了一劫。后来我二哥受大哥影响，也参加宣传队活动，台上能扮演杨白劳这样的角色，台下能吹竹笛，还去考过小京班。我是1963年出生的，其时中央推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农村才从浮夸风的灾难中走出来。其前几年，大部分农村妇女饿得例假都没有，生不了孩子。

三年饥荒，宜兴包括红塔是重灾区，刻意回避不说过去的失误就会重蹈覆辙。毛主席说“世界上最怕‘认真’二字，共产党最讲认真。”今天的好生活，就是认真总结历史教训，走上改革开放道路换来的。我出生前，因母亲身体尚未恢复，胎儿营养不良，食欲不振浑身无力的她以为自己病了，经邻居劝说母亲，最难也要到医院看看。我母亲拖着乏力的身子走了10多里来到宜兴医院，一查才知道怀孕。考虑到没粮食养不活，我母亲哭着说要引产，但月份大了，医院也无能为力，我这才逃过了劫难，回家路上母亲哭了10多里。后来我早产出生，母亲说我简直没个人样，很小，腿就像父亲拇指般粗，而且还发热。大家都说没用了，但我母亲没放弃，初时没奶，竟是用温开水喂我。没想到我命大，竟然挺过来了。

挺过来的我，一直很瘦小，也有人说我熬不到成年。父亲死后，家里只有母亲挣工分，而我们兄妹三人都是长身体的时候，为了填肚皮，我母亲几年工夫把家里的楼板都慢慢拆下来卖了。那楼板都是厚厚的上好荷木材，最后母亲还是舍不得全卖掉，留了一大块，放上一张床，我们睡在上面，天天感受着清代老祖宗留下的恩德。记忆中很少能吃到白米饭，午饭是干山芋丝加米煮的，山芋丝因储存久，看着发黑，吃着发苦。晚饭总是蔬菜粥、山芋丝粥，甚至纯山芋丝。米没了，就蔬菜下面，而且没油，吃到厌。山芋是自家种的，收山芋季节，队里下工后，母亲再去挖，挖回来洗干净再刨成丝，而且还舍不得去皮。当然我们也帮忙，还是总要弄到半夜。母亲常常累得要倒下，但天一亮，又要去上工了。山芋丝不耐储，时间一长就会变质。生产队劳动，忙时想休息一天是不许的，闲时休息，会错过了容易挣的工分。

米总不够吃，还不是好米，而是出虫米。从生产队领的粮是稻，稻拿到加工厂加工成米才能煮饭烧粥。稻不会天天拿几斤去加工，一次肯定不少，拿回来的米就放在用稻草扎制的圆形米囤里，时间一长，就容易生虫子。还有老鼠咬洞偷米，老鼠多得猫也捉不过来。俗话说老鼠进了白米囤——开心，它吃起来“嗤嗤”声直响，像有人数钱一样。老人说老鼠数钱不吉利，家中会出灾祸事，我小时候听了非常害怕。猫也有讨人嫌的地方，有几次母亲炒菜，我坐在灶窝帮烧火，突然抓柴就从柴堆里抓出一条死蛇或者死老鼠，吓得惊叫起来，这就是猫的杰作。它抓蛇抓鼠当食物，吃不完藏着当点心呢。

作者简介：

路边，实名朱再平，江苏宜兴人，1959年生。20世纪80年代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历。喜好文字，著作有小说集《陶女》、散文集《烟雨龙窑》《在氿一方》、主编本《悠悠岭下》《周济诗词集》《周济遗集》《宜兴武术》《阳羡风物》等。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