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朝圣司马迁祠
张兴源
我并非一个热衷于四处游历的人。老实说，延安的黄土，那干燥而醇厚的气息，已经深深浸入我的肺腑，成为我呼吸的节律。我有着沉静的一面。然而，有些地方，仿佛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的召唤，你是非去不可的。韩城，芝川镇，那座屹立在黄河西岸高岗上的司马迁祠，于我，便是这样一个所在。
这趟行程，与其说是游览，不如说是一场酝酿了半个世纪的朝圣。
车行原上，视野渐渐开阔。当那条被无数诗文赞颂过、也被无数血泪浸染过的黄河，如同一匹疲惫而苍黄的巨练，在远处天地间缓缓地铺展开时，我知道，近了。梁山在右，沉默地绵延着，像一道青灰色的巨大屏风；芝水在前，蜿蜒着，似一条清泠的丝带。就在这山环水绕之间，一座祠宇，依着山势，迤逦而上，闯入眼帘。它没有那种皇家宫殿式的金碧辉煌与严整对称，它的屋宇、台阶、牌坊，仿佛是顺着山脊的筋骨自然生长出来的，与这黄土、这河风、这高天，浑然一体。那是一种古朴的、内敛的庄重，像一位退隐的巨人，不言不语，却自有千钧之力。
祠前的路，是漫长的。我没有细数，但脚步踏在那由岁月磨得光润的石阶上时，心里却清晰地响着一个数字：九十九。九十九级，象征“步步高升”。这愿望自然是好的，可我想，对于祠中的那位主人而言，他一生所经历的，何尝不是一种更为酷烈、更为悖谬的“步步高升”？从一个承袭父志、意气风发的太史令，一步步“升”入那幽暗的蚕室，承受那蚀骨腐心的奇耻大辱。这“高升”，是用坠落换来的；这台阶，每上一步，都仿佛踩在他的命运节点上，沉甸甸的，令人心悸。
终于，我立在了一片较为开阔的平台上。献殿就在眼前。殿内森然，收藏着自宋以来的六十六通碑碣。我的目光从那些或清晰或漫漶的文字上滑过，那上面刻着的，是历代文人墨客、官员士子的敬仰与感怀。他们是幸运的，可以用笔墨堂堂正正地书写自己的心声。而太史公呢？他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浩荡心声，却是在怎样的屈辱与压抑下，一字一句地凿刻出来的啊？这些石碑，是后世的回声，是对那旷野中孤独绝响的、迟来的应和。
穿过献殿，后面便是太史公的墓冢了。这是一座元人用砖砌裹的圆形墓，像一颗巨大的、扣在华夏大地上的青灰色纽扣，仿佛要将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紧紧系住。最令我心神震颤的，是墓顶那株古柏。它虬枝盘曲，皮若龙鳞，倔强地指向苍穹。据说已逾千年。它不就是太史公本人的化身么？根系，深扎于黑暗的泥土——那是他承受的苦难与污名；而树干与枝叶，却拼尽全力，挣脱而出，直刺青天——那是他不屈的意志与不朽的著作。这生与死，屈辱与崇高，就在这墓与树的共生中，达成了惊心动魄的和谐。我绕着墓冢走了三圈，风过处，柏叶萧萧，如作人语。我仿佛听见了两千多年前，那个颤抖而坚定的声音在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站在这高岗上，东望黄河，汤汤而去，逝者如斯。我的思绪，也便顺着这河水的流向，逆流而上，飘向了那更为久远的时空。我想起的，不是《史记》中某一篇具体的华彩章节，而是那构成了华夏历史骨架的“十二本纪”。从何处开始？正是从那开天辟地的帝王，与这条大河纠缠最深的人开始。
黄帝、尧、舜。 太史公将他们置于卷首，笔下流淌着的是理想的“大同”之世。黄帝“修德振兵”，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舜耕于历山，“人皆让畔”。那是一个德行与功业浑然一体的时代，是华夏文明的晨曦。然而，太史公在描绘这片晨曦时，心中是否也怀着一丝对当下“浊世”的悲悯与批判？他所处的，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是一个皇权日益集中、士人风骨渐被摧折的时代。他写古圣先王，何尝不是在为后世立一面镜子，照出当下权力的狰狞？
思绪顺着本纪的脉络流淌。夏、殷、周。 王朝兴替，如同黄河改道，有其必然的轨迹。夏禹治水，功垂万世，然其子启却开启了“家天下”，是福是祸？殷纣暴虐，酒池肉林，而周文王演《周易》，拘而作《春秋》，以德服人。太史公在这些叙述里，反复强调着“德”与“民”的重要。“顺乎天而应乎人”，王朝的合法性，不在于天命神授的虚妄，而在于是否施行德政，赢得民心。这是他作为史学家的卓识，更是他作为思想家的胆魄。他将历史的评判权，从虚无缥缈的“天意”，部分地拉回到了现实的“人事”之上。
然后，是那波澜壮阔的《秦始皇本纪》与《项羽本纪》。始皇帝奋六世之余烈，横扫六合，建立起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他封禅泰山，刻石记功，自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然而，太史公笔下，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赫赫武功，更是严刑峻法、焚书坑儒的酷烈。那巍峨的阿房宫，是用多少白骨垒就？那统一的文字与度量衡，又沾染着多少思想的血迹？紧接着，是那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悲剧英雄项羽。他骁勇，他重诺，他有着贵族最后的骄傲与天真。巨鹿之战，破釜沉舟，何等气概！然而，他刚愎，他多疑，他不懂得“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垓下之围，四面楚歌，乌江自刎，又是何等的苍凉！在《项羽本纪》的结尾，太史公写道：“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在这看似平静的评价里，有惋惜，有赞叹，更有对历史偶然性与个人性格悲剧的深刻洞察。他写项羽，何尝不是在写一种与自身命运相通的、不屈而又注定失败的悲剧之美？
我的目光，再次投向脚下这片土地，这韩城的原野。祠旁有“耕牧园”，复原着古老的农耕场景。太史公在《自序》中追忆：“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他并非一个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文弱书生，他年少时，就在这黄河之畔、梁山之下，亲身经历过稼穑的艰辛，感受过土地的厚实与风雨的无常。这早年的“耕牧”经历，赋予了他的史笔一种难得的泥土气息与生命质感。他写陈涉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写刘邦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写那些起于微末的英雄，都带着一种深切的、源于土地的理解与同情。
去过韩城的人都知道，韩城的风很硬。我在想，是不是早在两千多年前，在司马迁的那个时代，这里的风就是这个样子？
风更大了些，带着黄河水汽的腥甜。我的思绪，终于无可避免地，落在了那个对太史公而言，最为沉重，也最为光辉的时刻——李陵之祸。
那该是怎样的一个朝堂？汉武帝刘彻，这位在《孝武本纪》中，太史公不惜笔墨记录其求仙问药、迷信方士之事的皇帝，其晚年性情之猜忌、手段之严酷，可想而知。李陵，一代名将李广之孙，率五千步卒深入匈奴腹地，浴血奋战，终因矢尽粮绝、救兵不至而被迫投降。消息传来，满朝文武，一片诋毁之声。唯有他，司马迁，毅然站了出来。他凭着对李陵人品的了解，凭着一种书生的正直与史家的求实精神，在武帝盛怒之时，为李陵辩解。他陈说李陵的苦战之功，推测其降敌或许是权宜之计，以待将来报效汉室。
这一番话，触怒了龙颜。于是，天威降临。是死刑？还是……
“诟莫大于宫刑！”
两千多年后，我站在这里，默念着《报任安书》中的这句话，依然感到一股寒气从脊椎升起，直冲颠顶。那是比死亡更可怕的屈辱，是对一个士大夫人格最彻底的摧毁。他并非没有选择。他可以用钱赎罪，可以一死了之。然而，他选择了那条最艰难、最痛苦的道路——忍受宫刑，苟活下来。
为什么？
“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是为了那部“草创未就”的史书！是为了父亲司马谈临终前拉着他的手，嘱咐他“无忘吾所欲论著矣”的殷切目光！是为了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的历史，以一种不虚美、不隐恶的笔法，流传下去！个人的荣辱、身体的残缺，在这样一个宏大的文化使命面前，被他以一种近乎残忍的理性，搁置了。他把自己从“士大夫”的行列里放逐，成了一个“闺阁之臣”，一个被世人侧目、被自己灵魂日夜拷问的刑余之人。他将所有的血泪、所有的悲愤，都化作了笔下的力量。
从此，他的史笔，不再仅仅是记录，更是审判。他写刘邦的雄才大略，也写其无赖与猜忌；写吕后的残忍，也写其干练；写汉武帝的功业，也写其荒唐。他为一群失败的英雄、仗义的刺客、市井的游侠、卑微的商贾立传。他的笔下，有着前所未有的包容与深邃。因为他自己，就从人性的最黑暗处走过，他懂得在极端境遇下，人性的复杂与光辉。这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记》，最终成了一部关于“人”的伟大史诗。它是不朽的，但这不朽，是以最惨痛的牺牲换来的。
夕阳西下，将黄河染成了一条金红色的熔流。整个司马迁祠，都沐浴在这悲壮而温暖的光辉里。祠内游人渐稀，愈发显得空阔、寂静。我缓步走下高岗，心中充塞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是悲伤，是崇敬，是慨叹，仿佛刚刚与一个伟大的灵魂进行了一场跨越两千年的漫长而无言的对话。
归途中，我忽又想起整整五十年前，在志丹县城台村的土窑洞里，我第一次系统地开始读王伯祥先生撰著的《史记选》时的情景。那本书的纸张粗糙而发黄，但里面的文字，却像一道道闪电，劈开了我懵懂的精神世界。从那时起，中华书局的各种版本《史记》便成了我案头常备、翻阅最勤的书籍之一。我很难说我最爱中国古代的哪一位作家和史家，但司马迁，毫无疑问是我最熟悉、最敬仰，也最感亲近的一位。他的痛苦，他的坚韧，他的博大，早已通过那些沉默的文字，渗入了我的血液与灵魂。
如今，我终于来到了他的祠前，完成了一场迟到已久的拜谒。这座祠宇，与其说是供奉着他的神灵，不如说是守护着他的精神。它依山傍水，不尚对称，与自然融为一体，这本身不就是他史笔精神的写照么？真实，灵动，不拘一格，源于自然，高于自然。
黄河在车窗外渐渐远去，但那奔流不息的声音，却仿佛一直回响在我的耳边。我想，太史公的笔，就是一条文化的黄河。它从远古奔流而来，裹挟着泥沙，也闪烁着金砾；它有过九曲回环的沉郁，也有过“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决绝。它滋养了华夏两千年的文明史，塑造了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历史观与价值观。
那座占地四平方公里（注意,是“平方公里”！）的司马迁祠，用一种无言的方式，世世代代讲述着司马迁与他笔下那三千年时光、数千个人物的纷繁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