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幸生
腐朽帝国的理想主义悲剧
对于明末士大夫尤其是东林党人的行事执拗言论矫激，尤其在内忧外患的王朝政治中，不顾内外交困的现实，偏执于理教空谈的做派，史家历来有争议。当然，对于儒家理想主义者们的空谈和偏执，首先离不开的是王朝政治的腐朽和活力的衰竭所引发的种种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上的危机，王朝已经完全丧失了自我修复的机制，体制的衰亡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任何偶然事件的发生其实都有客观规律所遵循。才可能引发各种政治危机，朝堂上喋喋不休的争论，只是社会矛盾在政治高层的碰撞，此类看上去旷日持久相互各不相让的争论碰擦出的火花，足以烧毁整个殿堂，他们的执拗既有性格方面的因素，也有体制困局给王朝政治带来的危机。
理想主义者总是非常执着的，他们天生不会见风转舵，两面三刀，明哲保身，因而往往是大义凛然地面对各种威胁，义不容辱地宁折不弯，直至舍生取义，走向死亡而求取节义千秋，万古流芳。
因为这样，他们知道勇往直前，不知拐弯抹角地寻求妥协，在实际上分化了朝廷上下左右的团结，破坏了帝国同仇敌忾抵御内贼外寇的共识。统治集团的内耗客观上大伤了朝廷的元气，使得朝野丧失了有效抵抗外敌入侵、流寇蜂起的凝聚力。导致了王朝统治结构的松散，面对外来的强大压力，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然而，在朝堂政治昏暗中的混战中，又怎么可能寻求一团和气的凝聚力呢，因为帝国的整个基础已经从根本上腐朽，趋于松散。仅靠儒家官僚的改良建议又怎么可能修复帝国千疮百孔的大坝？当帝国内部改良主义的建议被残酷封杀之后，能够等待的只有社会革命的巨浪扑面而来。洪水冲决，浊浪滔天，泥沙俱下，受害最深的依然是沦陷战乱兵燹中水深火热的民众。
旧朝儒宗名臣和一批知识分子的改换门庭，重新成为新朝权贵走狗和鹰犬的变节者，史不绝书。如洪承畴、钱谦益、龚鼎孳、吴梅村等等不都投降了新朝？由原来的乌紗换取了顶戴。尽管是屈辱地苟活，他们在保持荣华富贵功名利禄的同时，却背负着沉重的道德十字架，这就是儒家理想主义的忠君报国理念时时在追问着他们在道义良知上对于朝廷的背叛。他们痛苦的心灵在炼狱的大火中被炙烤，因为这些理念已经融化在血液中，凝固在头脑里。新朝的权贵们依然把他们列在《二臣传》中，并不把他们当成可以依赖的股肱之臣，他们只是改朝换代的工具。无论如何作为工具是悲哀和痛苦的，但是他们已经没有了选择。
儒家设计的天道只能是某种玄幻，其实也只不过是某种民意的表达，民怨沸腾中英雄和枭雄轮流登台表演改朝换代的闹剧，结果依然难以突破王朝轮替的怪圈，民意只是被借用的工具而已，本质上和儒家知识分子的美好理想一样，都是王道轮替的工具。
近代政治家们曾经冷冰冰地说过一句至理名言，知识分子只不过是依附于体制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史不绝书了宋代和明代灭亡之际，那些孤城孽子们不是纷纷殉国而成为帝国的忠臣了吗？这就是残酷无情的历史，血流漂杵造成了帝国的轮回。
识者认为，这帮自以为是的儒家知识分子们在朝野的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意气用事，自以为是，毫不留情的矫情过激言论，有违中庸平和的君子之道，也是朝纲紊乱，乱局不可收拾的负能量。
儒家学说在汉代系统性推出，在宋代又进行创造性变革，促使儒学华丽变身为道学，支撑起统治集团的大一统帝国，在凝聚人心方面其意识形态的工具作用不可低估。也就是把符合专制帝国利益的政治观、道德观、价值观，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起到规范社会各界人士的言论和行为的积极作用。
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帝国最高元首——皇帝的言行也必须符合儒学规范，以确保帝国纲常礼教从上到下的纯洁性。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名教，但是随着儒教的独尊和神化、圣化，其作为协调和维护封建统治等级秩序的功能，也就在社会不断地发展和变革中逐渐虚伪化、空壳化、教条化，很难适应生产力发展和商品经济崛起的现实，逐渐演化为各级官员表演的程式和礼仪。在世俗化浪潮袭来的时候，这道堤坝已经被统治者自身的贪婪腐败，变得千疮百孔，蚁穴丛生，不堪一击了，千里大堤即将为内外矛盾的合力所冲决，届时洪水破堤，泛滥成灾，社会动乱就会不期而至，新一轮的整合在血火兵燹中完成。
晚明知识分子过分地谨守名教，不知思想上的与时俱进，有时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凡是理论僵化到了不能随形势发展变化通融的地步，就成为某种教条，变为泛道德主义的空谈，难以和实际相结合，也难以在社会推广落实，形成了某种道德虚化，导致了伪道学两面人格的盛行。对普通人来讲就成为枷锁，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束缚着人们的言行，在文官集团众目睽睽注视之下，贵为帝王的言行同样受到束缚和禁锢，必然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不断加剧。某些纲常礼教的坚定维护者就成了“外易其貌，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见阮籍《大人先生传》）装腔作势的伪君子。
虽然明代的儒生未必都是口是心非的伪君子，有些确实是言行方正怀有儒家理想情怀的君子，他们从内心希望成为帝王老师的正直学者，只是在思维方式上过于教条迂腐，在名节上过于讲究，因而在帝王的个人专制面前，他们只能成为可悲的牺牲品。如宋代的周敦颐、程颐、张载、朱熹等大儒，皆以一介书生，教授学生，奖掖后进，隐然以道统自居而成道德裁判官，难道帝国不是以道统立国的吗？“所谓天不变，道也不变”，然而王朝末路，天子失德，天象示警，天道就要失衡，这就是改朝换代的象征。
诚如董仲舒所言：“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 看看明代历史，那些帝王的所作所为又有多少天道教义贯穿其中呢？更多只是人欲酒色财气的滥觞，酿成了洪水滔天对于堤坝的拍击，此刻外力洪流激荡，只能形成内外交困的乱局。
故而儒生迂腐，也在于对于名教的坚持，有时不惜贡献生命也要充当卫道之士。形成了某种士风，也就是知识分子中坚持的殉道风气。殉道者意味着千古流芳，节义千秋。仔细分析起来，这些所谓的节义之士，也是有着性格缺陷的：耿直有时失之于变通，峻急有时失之于平和，严格有时失之于宽容，好名有时失之于矫激都是他们性格的优势也是他们性格的缺陷。这是一个分币两面，人就是在阴阳两面的人格涅槃中完成自己在人生舞台的形象塑造。这就是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也算着对于人情世故的洞察失落，世人看来也就是人情练达不够，因而入世这篇大文章做得不够圆满。
一是好名不知圆融变通。太祖时，监察御史王朴性耿直，常常与朱元璋在朝廷上辩论是非。皇帝大怒，命令将这个大胆狂徒给杀了。等到真正绑缚市曹开刀问斩时，朱老大又后悔了，命人将其召回，当面问王朴：“你准备改正你的臭脾气吗？”王朴理直气壮地答道：“陛下并不以为臣不好，才任命我担任御史，奈何对臣摧折侮辱如此。如果我无罪，为什么一定要杀我；如果我有罪，为什么又要放我生还？臣今天愿意速死。”朱老大大怒，命令立即行刑。王老兄路过国史馆时大声疾呼：“大学士刘三吾请记住，某年某月，皇帝杀无罪御史王朴。”临死也不忘记损害皇帝的名声。老王之耿直由此可见一斑，就是不肯给老朱一个台阶下。
三是书生意气好争礼仪。明代士大夫，书生习气很重，好争礼节、礼仪往往对与宫廷细节皇帝家事监督很严格，摇唇鼓舌，持论深刻，吹毛求疵，上纲上线，苦苦相争，近乎深文周纳，使得皇帝毫无伸缩余地。对于君主如此，对于君主家属或者首辅重臣也如此。
在后人看来，这些文臣的居心也许可敬，但其手段之操切也或可笑，因为这些争论都无关王朝稳定的根本宏旨，是可以在两可之间由皇帝自行决定的小事。以后神宗年代的张居正“夺情之争”和后来的“国本之争”“挺击之争”都具有相同性质，闹得上下鸡犬不宁。大学士许国不胜愤怒，专疏请求辞职时说：“昔之专恣在权贵，今乃在下僚；昔颠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气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负不世气节，号召浮薄喜事之人，党同伐异，罔上行私，其风渐不可长。”
四是东林党与其他派别的倾轧。明神宗时期党争激烈，每遇朝廷议事，吵吵嚷嚷，势同水火。使得皇帝很不耐烦，干脆回避早朝，躲入深宫。以阁臣沈一贯为首的浙江人为一派，掌握了朝中大权，其他山东、湖北、安徽宣州、江苏昆山人附骥其后联合起来针对东林党人。
东林党的兴起与顾宪成有关。顾宪成，字叔时，无锡人。曾为应天府乡试第一名。入仕后担任吏部主事、文选司郎中，（相当于中央组织部的司长），他性格倔强，嫉恶如仇，绝不攀附权贵，大学士张居正生病，朝廷官员均为祈祷，同事也将他的名字签上，他坚决不同意，亲手将自己的名字划去。因敢于犯言直谏，皇帝很不喜欢他，比如在担任吏部考功司主事（中组部副司长）期间，万历皇帝准备封自己的三个皇子为王，他坚决不同意，原因在于他认为在皇后没有嫡子的情况下，必须先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决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地将三个儿子同时封王，不利于国本确立，国家不得长治久安。遂和其他廷臣上疏，对皇帝的旨意毫不留情地进行反驳。
皇上说三子封王是暂时的，以待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他认为“待”字一言大有不可。“太子，乃天下本。豫定太子，所以固本。”所谓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应该根据现实情况而论，待将来再说是错误的。本朝立储的规矩就是，东宫太子不能等待嫡子出生，长子与其他儿子不可并封。朝臣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皇上您一概置若罔闻，岂非您老人家的创见能够高于列祖列宗的规定之上？统治天下的人称为天子，天子的长子称为太子。天子系乎天，皇上和天是同于一体的；天子之位的继承问题，在乎实际上是不是有嫡子，而不是等有了嫡子再封太子。今天您老人家要并封三个儿子为王，长子与太子的关系就不能确定，就难以正其名。皇上以为是权宜之计，权宜也就是不得已而为，长子为太子，诸子为藩王，于道理相顺，于长子的名分相称，于父子情分相安，有什么不得已的？
这就是明代以道学自居的文官，对于皇帝的意见，引经据典，批评得头头是道，毫不留情面，可谓据理力驳，根本没有妥协余地。顾宪成进一步指出：“皇上以《祖训》为法，子孙以皇上为法，皇上不难创其所无，后世讵难袭其所有？自是而往，幸皆有嫡可也，不然是无东宫也。又幸而如皇上之英明可也，不然凡皇子皆东宫也，无乃启万世之大患乎。”这等于是批评皇上不为后代人作出好榜样，乃至贻误子孙后代，导致诸皇子争位而贻害无穷。道理说得明白透彻，而皇帝就是充耳不闻，皇长子的太子名分问题就一拖再拖，朝臣们的争论就旷日持久，待嫡问题一直未解决，立长问题也就成了悬案，直到万历二十九年冬，皇长子的太子之位才算有了结果。
在争国本问题上，朝中阁臣在大方向没有根本分歧，都主张立皇长子为太子。只是在朝当权的阁臣不想因为立储问题和皇帝及其宠妃郑贵妃撕开脸面，主张从长计议，慢慢说服皇帝遵循祖宗成法，立长不立幼，不想过分催逼，免得无事生非；顾宪成一派则有话直说，绝不拐弯抹角，力请不已，进而指责皇帝迎合郑贵妃，两派就在朝堂上公开吵架。阁臣王锡爵愤愤地说：“当今最奇怪的是，便是朝廷有什么决定，天下必然反对。”顾宪成针锋相对地说：“依我看，天下有什么意见，朝廷必然反对。”两派的口水战又延伸到互相贬逐。顾宪成利用自己吏部文选郎的职务和吏部考功郎中赵南星相互串通，党同伐异，暗中操纵吏部尚书孙鑨利用每年对于官员的考核推荐，排斥浙党等派别，扶植同党，万历二十二年，两人因推荐干部问题，不合帝意，被罢官。
即便如此，朝臣们对于福王朱常洵的就藩问题一直和皇帝唧唧歪歪，争论不休，搞得万历皇帝不胜其烦已经有二十六年不上早朝议政，为的也是回避臣子们和君臣之间的争吵。
此时的顾宪成早已为万历皇帝赶出京城，去老家无锡在东林书院聚众讲学去了，按照《明史·顾宪成传》记载“宪成既废，名益高，中外推荐无虑百十疏，帝悉不报。至三十六年，始起南京光禄寺少卿（朝廷管膳食和祭祀用品的部门），这种留都南京的闲职，作为某种象征性对于名士的安抚，顾宪成当然不满意，力辞不就。四十年（1618年），卒于家”也就是说顾宪成从此告别官场，老死林泉了。
这就是帝国敢于犯言直谏的司局级干部，即使皇帝老儿再次启用，加官晋级，老子就是继承先贤孟老夫子“不召之臣”的光荣传统，只当教授为后学授道解惑，不再当你个腐败朝廷的鸟官了，以自己的操守以及儒家理想造就一批志同道合者，与黑暗现实相抗衡，这也算着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气节和情操，亢直伟岸光明磊落和官场的柔媚犬儒工于心计在道德品质上是格格不入的，算作是君子大丈夫。
顾宪成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声名大噪，退隐林下抱道忤时的士大夫慕名前来，讲学所至，听者如云，可见天下归心，仿佛当下的网络意见领袖，代表了民间的呼声，这也是后来的魏忠贤奸佞集团忌怕而残酷加以迫害、关闭天下书院、禁止民间讲学的原因。顾宪成慷慨陈词地说：“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也。”传统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在他们身上得到体现，这派人被称为东林党人，虽然在野，在官场却很有影响力。 东林党骨干分子较重名节，具有相当正义感和政治革新的精神。
以士大夫为主的文官集团形成派别，党派之间倾轧空前激烈，明神宗对之非常淡然，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导致越演越烈。然而，也并不是每一个东林党人都是自我标榜的君子，万历三十八年前后，围绕李三才的评价问题，两派形成恶斗。
万历二十七（1599年）年，李三才以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当时神宗派出的矿监税使横行天下，公然抢夺民财，凌辱地方官吏。李三才上疏直谏：“陛下爱珠玉，小民要温饱，陛下爱子孙，小民恋妻子，陛下怎么能为聚敛财富，就不让小民满足温饱之需呢？怎么能为延年益寿，不让小民享受朝夕之乐呢？朝廷政令、天下情形弄到目前这种样子，还不发生叛乱，自古以来就没见过。”奏疏呈上一个月，没有任何反应，他又上疏说：“一旦众叛亲离，土崩瓦解，小民皆为敌人，风尘满天，，乱众蜂起，陛下将决然独处，这时即使黄金满房，明珠填屋，又有谁来守护呢？”神宗仍然气定神闲，既不采纳，也不驳斥。
流风所及，在崇祯殉国后，依然在南明小王朝上下流窜，直至王朝余绪彻底被扫荡一空。
作为儒林标杆的孔孟之道到汉代董仲舒对于儒学的综合解释运用，完成天道和王道、人道三者的整合，到宋代程朱理学在“存天理灭人欲”完成整个王朝的尊卑等级秩序，王朝体系趋于完善到明代更加上特务统治和专制网络的严密，形成王道霸道、儒家法家杂用之局面，所谓王道和儒家学说日益脱离统治阶级的施政实际而变成王朝专制表面拉开挡丑的屏风和遮羞布，秉持儒家道学理念的官员就成了抹布似的官员，为肮脏残酷的王朝政治掸去灰尘，涂抹油漆，显示表面的光洁美好，而骨子里的下流却是去除不尽的。
这种儒家哲学因为科举制度的延续而保留了表面的主流地位和发挥了主导作用，虽然帝国并不是按照儒家设计的制度运行的。却为文官集团内的儒家真君子们留下了一个表现个人美好理想的舞台。一批仁人志士，始终相信经过他们的不懈的主观努力，一切邪恶的现实都可能改变，因为他们的胸怀是广阔的，其中填充着儒家修、齐、治、平的良知和道德。这些向美和向善之境界是可以教化帝王和民众成为共同追求的美好政治理想。关键在于“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地不懈努力。
残酷的现实，使这些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一次次失落，每次从高空到沧海的坠落都喷溅出血色的浪花，中世纪晚霞中的艳阳，如火如荼炙烤大地，理性和良知只是围绕太阳的云彩，虽然变换着不同的图案，给人以许多遐想，然而终究是虚幻，很快就会融进黑暗。而他们不屈不挠地努力，却似一幅血色浪花拼凑的图腾，这些灿烂的图腾成就了他们在暗夜中仿佛如同星月般的高贵品格，朗照夜空璀璨生辉，为未来指出了方向，于是人们在失落中等待另一次辉煌的日出。此刻，他们的诗魂在风清月朗的夜色里仿佛凝固成一组邪恶年代悲愤者的雕像，一颗颗牺牲了的高贵灵魂不同凡响划过天际的流星，浩然正气凝聚的陨石启一线熹微、开一代新风，成为新时代拓荒的铺路石。悲剧英雄往往是永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