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人生观

文/顾正庭

下个月我就满94周岁了，算是高龄了。有些老人说“我老了，活一天就少一天”，但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说：“我的想法不同，应该反过来想，我是活一天多一天。每天都是赚的。”

2002年周有光的夫人去世，他写了一篇《我的生死观》的文章，我看后受到启发。他在文章中写道：”张允和的去世，对我是晴天霹雳。我们结婚70年，从没想过会有一天二人之中少了一个。我在纸上写：‘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允和火化那天，我听从了晚辈们的话，乖乖地待在家里，没有去送葬，我只是吩咐孩子们，天气太热，不要惊动高龄亲友，简单处理了一切就好了。我想，形式不重要，对张允和最好的纪念，是出版她的遗作《浪花集》和《昆曲日记》’。”

我的老伴袁文娜去逝的前一天，我还去医院看望她。可是，第二天就得到文娜不幸去世的消息，我的女儿、女婿去帮忙办后事，要我待在家里，不让我去送葬。我和周有光的想法一样，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整理她的遗稿。文娜去世仅两个半月，《东方艺术》2024年第三期开辟了“怀念袁文娜”专栏，编者按中提到，“特邀三位不同身份的专家，通过他们的视角和文字，纪念这位为河南戏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艺术家”。

袁文娜的书是她自己写的人生回忆录，如果加上熟悉她的人从不同侧面描写她的事迹和感怀，这本书就更全面了。我征得文娜女儿的同意，把这三篇文章编入袁文娜写的书中。最近，在袁文娜去世1年半之际，我写了一篇“纪念老伴袁文娜”的文章，我想这比形式上的祭奠更有意义。

我的发妻戴萍1993年初去世时，正值全国掀起陵园建设，我和孩子在上海徐泾西园公墓，为戴萍买了一个双人墓。在我去世以后，理所当然将我的骨灰盒也埋在那里。我的父母、岳父母、我的弟弟和弟媳妇都安葬在那里。

然而，在我看到《求是》杂志副主编朱铁志在生前写的短文，我改变了我原来的想法。朱铁志提出：“死后遗体上有能用的器官免费捐赠，然后将遗体供医院解剖，火花后骨灰埋入树下作肥料”。我深受启发，人死就表示生命的终结，不存在灵魂之类的东西。死后火花，抓一把骨灰，放入骨灰盒，埋入墓地。这是活着的人的精神慰藉，对死者没有什么意义。除极少数名人的陵墓，可以供人瞻仰和游览，烈士陵园可教育后代，我们普通老百姓陵园，已将人满为患，早晚也得平掉。

所以我想，如果我得不治之症或衰老到生活不能自理，必须要人长期护理时，就交给医院，不进行治疗，平静去世。死后由医院处置，家人就不再参与。有器官能用就捐赠，解剖后送火葬场火花，不留骨灰。其实留一把骨灰，埋到树下和火葬场处理没有什么区别，因此树葬也可以免去。我对女儿、女婿说：“和戴萍埋在一起只是一种形式，你们不用买骨灰盒，也不用把我的骨灰送去上海埋葬。我前不久写过一篇《回忆上世纪50年代的生活》的文章，就是我怀念发妻戴萍的文章。以前，我也写过怀念戴萍的文章。如果你们怀念我，就读读我写的书籍和文章。”

现在我生活能自理，头脑还不糊涂，就不想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总想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周有光说：“85岁那年，我离开办公室，不再参加社会活动，回到家里，以看书、读报、写杂文为消遣。”我现在学会了在电脑上写文章，但我是学工科的，写作水平不高，得到表弟毛韬的帮助，他还帮我修改，并送到网上发表。能在网上发表，更引起了我的写作兴趣，也是我现在活着还能做的一点儿事。

“人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曾经在中国社会上广泛讨论过。

年纪稍大一点的人都还记得，1980年一篇署名潘晓撰写的文章《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这篇文章引起了一场持续半年之久的全国范围对“人生观”问题的大讨论。人生观就是对人生目的、人生态度和人生价值等方面体现出来的观点。在困难面前是退缩、躺平，还是努力奋斗，改变现实，就出现不同的人生观。

人类从诞生之日起，生存是第一位的，每个人活着，就要为生存和养活家人而努力工作，工作就是为社会作贡献，每个人的衣食住行也离不开社会，实际上人类活动就逐渐形成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在潘晓文章的讨论中流行一种观点：“人们努力工作，实际上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

人来到世界，先是父母的养育，然后接受学校和社会的教育，参加工作后，应该想到报答父母和回报社会，办事处世时要为别人和社会想想，处处为己是行不通的。

许多革命先烈为了信仰和理想，不惜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他们是为了理想而奋斗；在现在的社会里，许多专家教授、科学家、企业家，以及文学家、艺术家，他们的生活可能并不困难，他们的努力拼搏精神，主观上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自己的人生目标而创造。正因为有这些人，社会才能不断进步和发展。

作者简介：

顾正庭，1931 年出生，今年 94 岁，中共党员，曾经担任河南省中原工学院前身郑州纺织机电专科学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