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小学到大学毕业的学生时代是文学创作的萌芽；第二个时期是从1968年参加工作到1992年右眼球摘除为创作的准备期；第三个时期是右眼球摘除以后到现在为文学创作期。

    第一个时期，学生时代是文学创作的萌芽。

    在这一时期中，我定下了走文学创作道路的决心，立志要当一名作家，从小学里就有这样的思想。有了这个理想和没有这个理想大不相同。有了这个理想就有了努力的目标，就会朝理想方向抓紧时间学习，几十年如一日，无论发生多大的变化，也不会动摇目标；没有理想，生活无目标，努力无方向，白白地浪费时间，无所作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虽然白头到老，但却一事无成。下面我讲讲小学阶段爱好文学的几则小故事。

    5岁的时候，母亲带我到七里外的集市张甸玩。我闪进了文化站的书摊，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小人儿书，心里激动极了。后来回家时，不知怎么搞的，竟把一本反映抓伪军的小人儿书揣在口袋里。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做贼。读小学的时候我很调皮，有一次上学路上，我发现瓜地里有一条近一丈长的蟒蛇停在瓜叶旁边注视着我。我喊家里人来打死那条蛇并剥了皮。我用竹竿挑着蛇肉往学校走去。走到一条小沟旁，我将蛇放进了沟坎上的洞里。三天以后，我骗班上的一个同学说，那洞里我放了一条鱼，要他用手去摸。他一摸是块蛇肉吓了一惊，手臭了几天，告到校长那儿去了。结果我被校长带到了办公室面壁而立。语文老师看到我在那儿，情不自禁地拿来我的作文读给校长听。校长听着听着，原来恨我咬牙切齿变形的脸渐渐地露出了笑容。临走时校长要我期中考试，语文、数学都要考99分。解放初，一般小学校里都有一块黑板报。别小看这块黑板报，对童年的我影响可大呢。我写的第一首诗就用粉笔发表在黑板报上。我在黑板报旁走来走去，总忘不了要看看自己那首诗。那几天我最担心下雨。那时候，我没书看。有天晚上不识字的母亲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本《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七字段小唱书，她躺在床上，让我在煤油灯下读。我读得结结巴巴，母亲听得有滋有味。父亲在常州工作，母亲经常让我写信，她总嫌我写得短。她说：“我如果会写信，我要写板门大！”所有这些活动使我从小萌发了爱好文学的幼芽。

    初中我在梅垛中学读书，那是一所1958年新办的中学。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当时读书的条件，最大的困难是吃不饱肚子。半夜值日洗胡萝卜，洗不干净，锅底一滩泥。有个同学在教室桌上来尿，那时候晚上吃得很稀，睡在拼起来的课桌上，来尿的人把桌子底下流了个小尿塘。刮桶子上的粥吃。那粥是用勺子沿着桶的圆周一勺一勺刮的。桶是用1958年深翻时挖出的棺材箍成的。所以那粥既有棺材味又有木屑，这样的粥还是值日生的特殊待遇。当时社会上饿死的人很多。许多村庄家家过年时贴白对子。有的庄上连续死人，这儿运死人的船刚想撑下田安葬，庄上又喊：“等一等，还有一个。”有时候连撑船的人也饿倒在船上。有的村庄除了上营养食堂的病员外，村里空无一人，村头上只有一只凶恶的红眼睛的狗。我有个农民朋友告诉我，那时，他划小帮船送干部去江都吴堡检查栽秧情况，看见二十五个妇女下趟栽秧有二十三个头上扎着白布。在马庄吉庄一带，1962年以后生的不少孩子乳名都叫萝卜小。在这以前，由于吃不饱肚子，妇女没有了月经，不能生孩子。后来刘少奇推行了“三自一包”，萝卜田分到了户，萝卜救了这些妇女的命，才有了生育能力。为了纪念，因此这些孩子取名叫萝卜小。在这样生活困难的情况下，大部分同学胸无大志，我曾经问过班上一位成绩较好的同学：“你的理想是什么？”他拍拍干瘪的肚子说：“吃饱肚子。”我就是在饿着肚子的情况下读书的。那时候，梅垛中学虽然穷却舍得买书，我要感谢毕业于南师大中文系的那位女教师，那些书不对学生开放，对我却实行了特殊的优惠政策，在初中有机会读到了当时流行的二十多部长篇小说。

   这些长篇小说留给我印象最深是两部，一部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部是《创业史》。其中最深刻的不是书中生动的细节描写，而是影响了整整几代人的那两段至理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但紧要处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读了这些长篇小说，对我世界观的形成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当时读这些长篇小说时，是被小说故事情节所吸引的。但是后来这些作品所表达出来的那种精神境界，人格力量规范了我的行为，影响了我的一生。

   初中时，我写了一篇关于一个生产队长的作文，在《我们的班级在前进》墙报上采用了，后来考高中写作文时发挥了作用。考高中的作文题是《我的母亲》。1961年考高中比较难，因为1958年乡乡办初中，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七左右。当时，《我的母亲》作文题一出，满考场都是“沙沙沙”的声音，有十分钟我无法动笔。我想，我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有什么值得写的呢？我又想如果将母亲写成一个生产队长，那不就有材料写了？鬼使神差我将一个生产队长的事迹摇身一变，变成了我母亲的事迹。将母亲写成了生产队长，再加上一些母亲特有的细节，完成了作文《我的母亲》。将典型人物的典型细节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描写，这篇作文大概是我小小说处女作吧？有一次，在初中时我的作文得了90分。这种分数当时在学校里是很少的。借书给我读的那位语文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批评我的作文用的惊叹号太多，致使她读我作文时精神很紧张。她当着我的面读作文给另一个班上的语文老师听，办公室里的十几个老师都停下了手里的工作。

    高中阶段数理化作业压力大，我虽然考文科，但没有时间看文艺作品，也没有文艺作品看，也没有看到有人看文艺作品。

    盼望每两周一次的作文评讲。老师评讲作文时常常给我带来春天的气息，作文课上老师读我的作文，发下来的作文上在老师认为写得好的地方有许多小红花一样的圈圈。我记得我有一篇作文写了个人物叫周二穷，几辈子穷，几辈子都是拾粪的。有一次他经过集体玉米地时被人怀疑是偷玉米。周二穷有一段很精彩很人格化思想闪光的语言：“我周二穷祖祖辈辈穷，我又穷了一辈子，这不假，农业社上哪个不穷？我穷虽穷，从来没有拿农业社一根草棒儿，我人穷志不穷！”

     写《谈打奴才》文章的前后。高中班上有个学生是前三名，还是个生活委员。但是这个学生思想品质不好，老是嫉妒别人成绩比他好。他恨不得班上只有他一个人考取大学，其他的的人全他妈的回去挑泥挖沟当社员。有一次我感冒发高烧，没有能去上课，躺在宿舍里休息。高烧刚退后，我拿起了历史书翻了几页，被这个同学看见了，他立即到班主任那里告了我一状，说我片面升学思想，缺乏一颗红心两种打算。我知道情况后，当时那个气呀。我想到这个同学平时的所作所为，班上同学对他议论纷纷，一怒之下，提起笔写下了一篇杂文《谈打奴才》。平时写周记没有材料，这次洋洋洒洒千余字的文章一挥而就。这篇文章的大意是：世界上一切反动派是帝国主义的奴才。国内的阶级敌人像《夺印》中小陈庄的瘸爹爹也是帝修反的奴才。那么，在我们革命阵营内部有没有奴才或者说有奴才思想的人呢？有，我们班的生活委员，括号具体地说扫地委员就是一个。文章的结尾尖锐提出：有什么办法能帮助这种人清除奴才思想呢？办法很多，其中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夏天瓢泼大雨的时候，让他站在厕所旁，冲掉身上的奴才气。文章的最后一句还来了一个号召：让我们在全国掀起一个打奴才的运动吧！这篇文章的观点是错误的。我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批评。而且一直到现在，我都是心服口服的。这个同学后来考取了同济大学。很可惜由于他思想作风不正派，加上文革前隐瞒了父亲是个富农分子在文革中暴露出来了，父亲受到批斗，结果连锁反映又引起婚约的变故，有了神经病，学校取消了学籍，一直疯疯癫癫流落在社会。到现在他还说那句疯话：“我要做苏联大使！”这当然是个历史悲剧。

     高考作文时那段语录。我们1964年高考时，作文是写一篇读后感。试卷题目叫《干菜的故事》，说的是丰收地区的群众如何支援灾区人民，灾区人民如何自力更生。在考试的上一天晚上，同学们在宿舍里复习到半夜，我躺在铺上也复习得头疼，随便翻了一本《谈谈青年修养》的书，书中有一段很长的毛主席语录，其中大意是要对青年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我将这段语录很巧妙地用在我的读后感里。由于语录长，不一定引用得全对，因此，我没有用引号，而是在前面作了这样的处理：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后面用了一个逗号。我想，1964年正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高潮，这一段语录的引用对那篇作文一定增色不少。

     大学阶段。当第一次走进南师大图书馆时，为她那浩如烟海的藏书所吸引。当时，我形容自己的心情，我说我像一只饿了三天的小羊突然闯进了人家的菜园，每年寒暑假都要拎好多本砖头般厚的小说回来。

    挂校徽的故事。当时由于极左路线的流毒，教师的地位低，不少同学不愿当教师。这跟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教师的地位大大提高了，社会上以教师为荣。当时学校里提倡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自己想当作家不想当教师，因此外出时不愿挂校徽。有一次上街，我要跟我一起的同学也挂校徽，两个人都挂，似乎腰杆子硬一点。因为那时南京满城都是南大南工的校徽，而且都高高地斜挂在胸部口袋之上，那份傲气天下莫非王土。而我那位同学，校徽是挂了，可他挂在中山装口袋里面，上面那个袋盖正好遮住了校徽，本来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有不愿当教师的思想的，谁知文革一动乱，一夜之间造反的同学们砸烂了南京师范学院的牌子，有的说要改成修反大学，因为南大改成反帝大学。后来大家一致赞成叫“东方红大学”。因为来不及做牌子，就叫印刷厂印成“东方红大学”的字，白纸加上红字，于是一夜之间，所有同学都将“东方红大学”的字条贴在原来的校徽上，高挂在胸口上走南闯北进行“革命串联”去了，这种怕当教师的思想一直延续到粉碎“四人帮”之后。1968年12月，我毕业后分配在俞垛公社龙沟大队劳动。那地方属水荡地区，教师十分缺乏。公社三番五次跑县委组织部要借我到俞垛中学代课，其实代课代课，代一代就留下来了。我不愿意，公社万人大会后，组织科长找我去谈当教师的工作。我那时真年轻幼稚，不向组织反映家庭困难，却回答了一句又硬又臭的话：“你要我当教师，我会让你失望的。”结果胳膊拗不过大腿，我还是被借去做了小学戴帽子初中班的教师。那所小学在一座空旷的破庙里，放学后只有我一个人吃睡在里面，买一斤小鱼当菜吃三天。

   名利思想受到了批评。当时中央有个九评苏共中央的来信，我们学习了九评之后，不知怎么搞的，学校里要学生联系实际，结果我的名利思想在班上受到了批评。

     偷着写文章要上《新华日报》。

    见缝插针背诵唐诗宋词。1965年进行教育革命，学校在句容牛奶场办了个耕读分院，实行半耕半读。当时我觉得这样下去学不到什么知识，因此夏天午睡时不睡觉，强迫自己每天背二到三首唐诗宋词。星期天我就到旷野里去背古文，背《离骚》。当时我晚上散步时和同学背《离骚》，一句一句轮着背。古诗词读到什么程度呢？排队买饭时看不到同学，头脑里全是李白、杜甫们。

文革期间调到江苏省红总文艺批判联络站写批判稿。当时，联络站设在总统府，由于武斗被赶了出来。

到上海作家协会看巴金、吴强。那次，我们几个文学爱好者到上海作协，工人作家胡万春正在作协礼堂主持大会，我们上台找胡万春，说要批判巴金、吴强。胡万春笑嘻嘻地说，他们在外面擦窗户呢。我们叫来了巴金、吴强，让他们站在草坪中间。其实那不是批判，而是在进行好奇的答记者问。

    第二个时期是从1968年参加工作到1992年右眼球摘除为文学创作的准备期。

    毛遂自荐到宣传部报道组。我毕业后在劳动快结束时，向组织部写了封信，当时组织部里我谁也不认识。我在信里直道其详地说明我喜欢写文章，组织部就将我调到了宣传部报道组，当时我24岁。1972年3月，《新华日报》第三版几乎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我替寺巷镇军甫大队第八生产队队长写的《我是怎样搞好路线教育的》体会文章。

搞地下文艺创作。1976年前，中国政治舞台上反复变化比较大，我在宣传部搞党员教育工作难以开展，在办公室闲着的时间比较多。有一个从乡下调上来的团委书记，政治上是很上进的，到宣传部后一个月无事干，寂寞难耐，就向科长要求分配工作他干。科长两手一摊说：“我倒没有事情做了，你还干什么呢？”有人说宣传部大门关半年有什么事？在这种背景下，我不肯浪费时间，和城建局设计室主任一起搞创作，我写他抄。他是东南大学土木建筑系毕业的，因为当时建筑工程少，他写的字好，所以我们合作创作。当时我是偷着看小说写小说，上班的时候拿着一张《人民日报》，领导在时看政治时事的文章，领导刚一离开，立即调过来看《大地》文学副刊。当时我退稿很多。我不愿领导看到我在搞创作，也不愿他看到退稿，于是每篇稿件后面我都写着我的老家“泰县梁徐人民公社同心大队第一生产队”的地址。母亲每次从老家来姜堰都用猪草篮子背着一大捆退稿问我：“荣株，你哪来那么多信？”我的处女作是1976年《扬州文学》上发表的《耳光》。接着《黑皮嫂》、《光棍堂轶事》等在省级报刊相继发表。

    当一把手八年没看一篇小说，更没写。有朋友问我当官不是远离了文学吗？我的想法是：人民群众是创作的母亲，丰富多彩的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生活永远大于创作。作者应当深入生活。我把任职当做全身心的投入生活，为将来的创作做好准备。工作30年来，我记录了五十多本笔记，有故事情节和生动语言的地方都画了着重号，现在这些笔记还完好地保存着，偶尔翻翻，如同徜徉在历史的长河里。

    作者要写出好的作品必须要深入生活熟悉生活，在这一点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上的讲话》没有过时永远也不会过时。所以，组织上安排我去港口镇工作跟我热爱文学创作并不矛盾，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生活，而不必像老一辈作家赵树理、柳青他们为了深入生活挂个县委副书记的头衔。我和组织上一拍即合。在港口的三年任期中，为了同群众打成一片，我始终把自己看成人民公仆，生活在群众之中。港口有一万多亩水面。1983年9月我去时，当时群众养鱼怕偷怕漏，水面荒着。发动群众挑千亩大鱼塘时，老百姓思想不通，说什么：“挑剩下裤头儿，吃不到鲢头儿。”我和群众一起挑鱼塘，吃住在工地上。有一天晚上，我在工棚里刚刚睡觉，突然听到溪东村鱼塘口的抽水机抽不上水了。深更半夜工地上的人都睡了，机手想把柴油机抬到塘口更低的地方抽水，可是由于人手少，搀不动柴油机。柴油机不能及时将水抽干，第二天群众到工地就要窝工。我起来帮忙，可是柴油机在烂泥里，要赤着脚搬。当时正是12月底，外面下着霜，河风又大，河边上的土块冻得又硬又尖像把刀。我光着脚踩在上面疼得钻心。为了减轻痛苦，我用路边的稻草裹着脚，用野草藤扎着，和大劳力一起抬柴油机。挖土时，我挖不动，就在龙沟里用手把那些碎泥团成块向上甩。经过四千多人十几天的努力，鱼塘初步形成了。可是有一天早晨，大堤出现了筛子那么大的漏洞，鱼塘和外河水位形成巨大的压差使汹涌的外河水沿着洞口冲向刚要挑成的鱼塘，眼看十几天的劳动成果就要报废。我们组织群众用簸箕、用芦竹、用麻袋塞也塞不住。有人建议用水泥船塞住越来越大的洞口。我跳上了一只水泥船，群众不讲任何代价让我撑向洞口。洞口巨大的水流将水泥船吸进去了一半，船直直地戳进洞口，眼看连人带船全要吸进大坝洞口。大坝一塌，船和人就要埋在坝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被一个农民推出船舱，跌倒在洞口外。大坝终于保住了。群众说，出现大漏洞的地方叫杨家湾，那地方原来有个土地庙老犯怪，弄不好大坝塌下来能把你书记的命玩掉。后来群众说，幸亏缪书记福大命大，土地神只伤了他一只眼睛。

    龙溪港鱼塘挑成后，群众夸赞我们镇上四个书记说：“龙溪港挑成鱼塘一片，四个书记人人有一张黑脸，嘴唇上还有一颗红点。”后来，农民承包鱼塘发了财，他们高兴地说：“白皮规划黑皮挑，算算收入还是黑皮高。”现在人们到了港口都说到了鱼窝。

     三年的农村生活使我从农民身上学到许多可贵的品质。《中华散文》以及多家报刊刊登我的散文《农民朋友》写的就是那个时期的真实故事。港口下溪村农民夏宝鱼在1983年底响应党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的号召，在荒湖滩上用粪桶排水，除了大年三十夜、正月初一、下大雪、几个大忙不挑泥，其他时间都在挑鱼塘。在挑鱼塘的过程中受尽了冷嘲热讽，过往的行人说他把米粮吃贵起来了。最后花了三年时间，挑成了十四亩精养塘，两个肩头上留下了馒头大的疙瘩。镇党委支持他，并请他在全镇冬训会上作介绍。我在港口工作时他和我没有什么来往，可当我退二线后，每年都有三 、四次，骑将近一百里的自行车来看望我。十来年了，年年都是这样。他是个性内向、木讷少言的人。他在镇江焦山定慧寺的和尚朋友送了一本《三世因果经》给他，并动员他出家。他虽未了尘缘，对因果经却大彻大悟。他把党的富民政策看成我个人对他的恩惠，实际上我应当感谢他这个典型对推动港口当时群众致富奔小康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十分动情地对我说：“缪书记，几个月看不见就想你。”来的次数多了，时间长了，我就问他养鱼有什么困难没有？我可以在资金上帮助。他摇摇头说：“我只有一个希望，将来我去世的时候，你去看看我！”2001年他的老伴去世后，鱼塘的权利移交给了儿子了。他觉得到我家来没什么礼物好带，好长时间不好意思来。其实，我不希望他带那些家养鱼来，我喜欢吃野生鱼。他不来我家，我放心不下他一个人的生活情况，经常打电话询问。2002年春节，我让80岁的老父亲带上一百元骑了一百里的自行车代我去看望他，并带他道我家里。现在我们一直保持着固定的经常地密切的联系。我觉得我们之间的感情已经超越了金钱和物质，已经超越了寻常人之间的感情。他说：“缪书记啊，看来我这辈子补不到你的恩情，来世再报答吧！”我眼眶里满含泪水。我说什么呢？我要说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民变了许多，不变的是我中华民族农民的忠厚、善良和正直。宝鱼这样的人是我们的民魂，也是我们的国魂。他的这些高尚品质烙印在我的脑海里，融入我的血液中，指挥我的每一根神经，是我文学创作的主心骨。而这些东西从书本上，浮在上面是学不到的。

   我在任时，以《创业史》中的主人翁梁生宝买稻种为榜样廉洁自律。在全镇千人党员干部大会上，我做报告时说：我在港口当书记是“一个背包来，一个背包去。”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港口刚开始的一年，我是自费招待来港口办事的朋友的，每个月的工资有三分之一花在招待上面。

   我的小妹妹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家务农。父亲找过我多次要我将妹妹安排到港口厂里工作。当时要安排自己的亲属进厂，只要嘴动一下，就会有人帮忙的。我婉言拒绝了父亲的要求。父亲想不通，在他的头脑里，也像许许多多的人一样，儿子当官有权总要沾点光的，没有支持儿子当官替老百姓干实事，干一番事业那种思想境界。因此父亲想不通，就让我妹妹写了一封人民来信告到县委书记那儿。信的内容照录如下：

     后来我妹妹自己闯荡世界，到化肥厂做过棒冰，伺候过妇女结扎后遗症的病人，集资进毛纺厂做过纺织工，后来凭她自己的德才在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当了中层干部，入了党。我到现在还完整地保存着人民来信的初稿，经常拿出来给家里人看，使大家从中受到教育。1986年我调离港口的时候，全镇一百多名干部群众在夏天正午的烈日下，送我上轮船，我的行李不是我在大会上讲的“一个背包来，一个背包去”，而是多了两样东西。这些东西不能丢在港口，它是我的无价之宝，它使我永远不脱离农村，永远不脱离群众，永远不脱离艰苦。它就是我文学的根。多出来的东西不是别的，是我挑龙溪港千亩鱼塘时，自己花钱买的一副簸箕和扁担。

到农村任职，熟悉基层生活对于创作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我觉得在火热的四化建设第一线努力向群众学习净化自己的世界观同样很重要。要出好作品必须净化世界观。人品和文品互相关联互相影响，有好的人品才能写出好的文章。

   最近给中学生讲文学创作课后，上百的孩子们将我像歌星一样团团围住让我签名，我又一次感到了文学的价值，人生的价值。当那些年轻稚气的脸围着我时，我内心感到我创作的文学作品要对得住这些纯真的孩子。文学泰斗巴金给他的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题词：掏出心来。要对得住读者，作家就要说真话，说心里话。小说虽然是创作的，但它也是浓缩的大千世界。唯有真情实感才能打动读者，打动心灵，才能经受住悠悠岁月的考验。

作家心底流露的真情又必须是健康的，才能陶冶读者的灵魂。文学是人学。要陶冶别人，首先得陶冶自己。所以文品受人品的影响，作家塑造艺术作品人物健康的灵魂，净化自己的主观世界实在太重要了。     近来读书读到，江苏宜兴城郊有个南岳寺，寺边有个洗肠池。传说很久以前，南岳寺有年轻和尚耐不住寺院的寂寞——还俗了。还俗以后开始一阵子结婚生子，小日子还可以，后来觉得处处不顺心，又想回寺院。于是，他又来到南岳寺，恳求方丈让他回来当和尚。但是，由于他已经还俗，按寺院的规矩不能再出家。他想来想去，不就是我还俗后开了荤吗？为了表示自己再次出家的诚心，他来到寺后一个水塘边，用刀割开了肚皮，将肠子、胃子全部掏出来，在池水里彻底洗了一遍。然后他来到寺内，方丈见此情景，深为他的诚心所感动——将他又收下了。我们搞文学创作的人对社会，对读者奉献出的是精神产品，尤其要有纯洁的心灵，高尚的人格。虽然没有必要像洗肠洗胃的和尚那样，但文学的责任感应该驱使我们时时不要忘了主观世界的净化。

   现在一些纯文学作品卖点远不如通俗文学。我这里有邮政局发行股2000年的一个统计，这个统计不包括特购的。2000年全国纯文学比较权威的刊物在我市发行的《人民文学》4本，《小说选刊》34本，《当代》24本，《十月》21本。全国通俗文学订购情况《故事会》1200本，《古今故事报》257份。再从江苏来看，《青春》9本，《雨花》10本，《钟山》7本，通俗文学《乡土》97本。在纯文学中，小小说却独领风骚，《小小说选刊》291本，《微型小说选刊》323本。新华书店营业员告诉我，他们每次进纯文学方面的书都是10本10本的进，生怕卖不掉。那些纯文学刊物发行量越来越低，阵地越来越小，读者越来越少，究其原因，编者作者缺乏深入生活是一个重要方面。

     向市委书记要求到文联去工作。在社会上许多人把当官当作追求的第一目标，我因病调上来时，并不像有些人梦寐以求的到有实权的单位做官，而是一心热爱文学，向组织上要求到没有任何权力的县文联工作。县委书记笑笑说：“不会让你到那个地方去工作。”我到人民银行后没有写小说，但结合工作实际，单独以及和他人合作写了十四篇金融理论文章在省级以上金融报刊发表，并主编《泰县金融志》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工作期间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利用少许的业余时间，利用工作调动间隙，前后发表了十几篇小说。

   第三个时期，右眼球摘除后为创作初步取得成绩的时期。

    如果说，以前的文学创作只是一种忙里偷闲的业余爱好的话，那么在退二线后，就有时间进行文艺创作了。我后半生的命运，我正式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是和摘去右眼球联系在一起的。好好的一颗眼球怎么会摘除呢？我想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我缺乏基层领导岗位台阶式的锻炼。我原来在宣传部工作14年一直是个普通工作人员，宣传部的工作相对轻松，提拔后任党员教育科副科长，上面还有一个科长，半年后一下子委以重任，担子太重了。

      第二个原因是工作责任心太强，报国心切。在邓小平同志没有上台之前，我们这些“臭老九”在机关里至多是个写作匠，有个军代表说我们搞新闻报道的是“报道员儿”，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因此入党难提干难。只有粉碎“四人帮”，小平同志上台后才会重用知识分子。我是机关第一批下去任职的。这是我这个学子报效祖国施展才华的机会，当然我要拼着身家性命干工作了。

     第三个原因是港口工作担子太重。我去之前，1983年9月份前的港口镇是一个工作基础较差的地方，两千多个定量户口居民，许多人拿不到工资，脱水厂、综合厂倒闭。老百姓说：“港口西头一条边,四个工厂不冒烟，群众天天来要钱，干部心内如油煎。”蔬菜脱水厂亏损一百六十多万元，厂长跑到我那里要求对上对下报两本账，我坚持实事求是。群众去蔬菜脱水厂要钱，要不到就用柏油涂在支书脸上，拖支书下河说：“你不要脸，我也不要脸，我们一起投河吧！”脱水厂差供电所的几年电费，动不动就要拉电闸。电一停就意味着正在烘道里的洋葱、蒜头变黄变质，外贸收购由一万多元一吨降成几千元一吨，这就意味着工厂亏损，就意味着债主盈门，就意味着破产，就意味着工人下岗，就意味着社会不安定。脱水厂不仅差本镇群众多年欠下的五十多万元卖蔬菜的钱，还差兴化垛田地区群众的钱。那个地方的群众要债更威武，几条机帆船开来，上百的青壮年静坐在镇政府大院里，胸前后就差贴一个“勇”字。脱水厂还欠银行一百多万。银行的贷款是受规模控制的。港口的信贷规模本来就很紧，这一百多万元信贷资金不能流转，就影响到其他厂的流动资金，拖了全镇的后腿。在我去之前，港口将机的粮食、烧的砖块统算工业产值，我去之后就统统去掉了。这样刚去的几个月，县里月月报产值时，港口工业增长为负数。我们打报告向县委呼吁帮助解决困难，解决流动资金。你们说说看，我见到拉电闸，心里是一种什么感受呢？电一停我的心一惊，像被人用手把心狠狠地向下攥一把那样一种感觉。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作为一个当家的怎么能睡得着觉呢?我睡觉的时候，老是考虑工作，越考虑越睡不着觉，越睡不着觉越是考虑工作。长此以往形成恶性循环，半个头常常疼得厉害，结果得了甲亢病。甲亢病又叫做内分泌失调病，长期得不到休息内分泌系统怎能不失调呢？

   甲亢的主要症状之一是突眼。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右眼球突出闭不拢，容易生角膜炎。调到人民银行后，只顾工作，眼睛有了毛病，既没有时间，也怕去医院看病。结果在一个星期日发现眼睛生了角膜炎怕光，到上海眼耳鼻科医院用针缝合上下眼皮保护右眼球。医生边做手术边唠叨：“这只眼角膜发炎保不住了！”我不敢相信医生的话，我边接受手术边问了医生许多为什么我的右眼球保不住？缝合上下眼皮就是拿缝衣针绞肉，每绞一下都钻心地疼痛。15天后拆开线一看，角膜炎没有好转。那个手术的医生熟悉我眼病的情况，他在上班时我请求他看，他看都不看一推了之。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专家说没问题，可以回家看病。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晚上，1991年9月20日夜，公安部上海的一个招待所里，风暴扑打着门窗到处发出怪响，外面瓢泼大雨，我的右眼经过一阵疼痛之后，从里面流出一种液体。深更半夜，妻扶着我顶风冒雨来到医院急诊室，医生说角膜已穿孔，需立即摘除，否则会影响左眼。这时侯我才真正理解了晴天霹雳的意思。我还心存侥幸，不肯摘除，坚持到第二天再找专家会诊后决定。第二天，护士打开右眼上的纱布再遮盖时，就像用瓦片击了我的眼球，疼的碰都不能碰了。下午，我坐上了手推车，被推进了第七手术室，当经过前面六个手术室时，我像推进了深不见底的吃人的魔窟，摘除了右眼球。挖眼球这么痛苦的事情啊！一块厚厚的白布遮在脸上，闷得喘不过气来，只听得刀子割肉的声音，铲子铲肉的声音，一刀刀，一铲铲听得清清楚楚，我疼得大汗淋漓，两条腿轮流跷起来，似乎这样能释放疼痛。西藏农奴主挖农奴眼睛的酷刑也不过如此啊！挖好眼球后，我对医生说：“你们检查的仪器很先进，你们开刀的方式太原始了！”我在摘除右眼球时只听两个开刀的医生在对话，一个医生说：“往里面铲，这边再铲掉一点。”听得出来，开刀的是个学手儿，师傅教徒弟，我当了试验品。哎，我妻子早就做好了准备，将我送给她的一只戒指带在身上防备要送礼。无奈，我这一辈子不会收礼也不会送礼。我的右眼球摘除的过程，虽然痛苦了些，但也培养锻炼了开刀的接班人，也是一种奉献吧。摘除右眼球留给我肉体和精神的创伤是永恒的。以后，我经过摘除右眼球的医院时，心不由自主地一阵颤抖，我怕看到那块医院的牌子。为了避免我内心的痛苦。我出院后，带着右眼是一个窟窿的满眶伤痕又在上海瑞金医院的病床上整整躺了三个月。儿子在听到我摘除右眼球的消息后，痛苦得边哭边以头撞墙。小女儿听到这个消息后哭着说：“我爸眼睛瞎了一只了！”我70岁高龄的老母对老人说：“我儿子长得书生模样。”一年后，她患了食道癌去世。据《中国养生全书》调查表明，食管癌病人中56.5%有忧虑、急躁等消极情绪，52.5%发病前有重大精神创伤。在那段时间里，妻子的体重减轻了13斤。

  在住院的日子里，妻在病床边读长篇小说给我听。我口述金融理论文章，让女儿记录下来，寄给《金融时报》。为了参加评定技术职称的考试，我用录音机将自己读得俄语单词录下来在病房里听，用放大镜看俄语单词。后来临时出院到扬州参加了考试。医生不让我出院参加考试，说你病未好，出院后再来不一定有病床。我知道医生说话的分量，因为我不知求了多少人才得住进医院的。

    参加了扬州考试后我又回到了上海医院。我躺在病床上，总结我为什么会摘除右眼球呢？“时间长马虎了，工作忙耽搁了，身体好掩盖了。”

     真是祸不单行。就在我右眼球摘除出院后不久，讨厌的左眼球也突出闭不拢。也就是说，左眼有可能也要遭到右眼同样的命运。当时，上海的内分泌科医生为了让我突出的左眼球能够缩进去，就让我长期服用强的松药。强的松的副作用使我眼压升高，视力下降到0.1。我检查视力时，医生拿着指示棒指着第一行脆饼大的“E”时，我都看不见。医生问看不看得见指示棒？我说指示棒在哪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我到内科看病时，绊倒了医生对面的椅子，差一点跌倒在坚持给我吃强的松使我眼压升高的那个医生身上。那时外滩广场上那么高大的陈毅塑像也看不见，喂小孙子常常找不准嘴。当时好多医生为我可惜。北京同仁医院有个一级教授当着我的面在谈论我的左眼前途时漫不经心地说我的左眼：“慢慢地，慢慢地就会……”，以下用了省略号。我并不呆。我脑海里立即出现了农村常有的由儿女们用棒子搀着，边走边敲着“叮当”的算命先生；出现了大街上过马路时用竹子在前面试探着，像扫地雷一样的盲人；出现了流落在街头拉着“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音调的二胡艺人。难道说，他们就是我的未来？为了避免这样的命运，我四处求医。当时医生给我的左眼提出了四个医疗方案：一是将上眼皮通过开刀向下拉长，像放下窗帘一样，遮盖眼睛保护眼球；二是在眼睛上打一种进口针，每针一千多元，还是一种试验，这是全国最权威的眼科专家提出的；三是照光，但要杀伤大量的视神经；四是凿去部分眼骨腾出位置将突出的眼球放回去。当时，在北京协和医院，我已经办理了入院手续，只等医院通知去凿眼骨了。当时，没有一个医生能鼓励我说，说我的左眼是有恢复正常视力的可能。

     笨人自有笨办法。我没有能力请医生会诊，但我多跑几家医院，多请几个医生看病也等于会诊。根据大多数医生的意见，不要再折腾这只病眼，我采取了保守疗法，好好地保护它。那时候我每天躺在床上十几个小时，躺得头疼腰疼，听收音机、听电视听得头发涨。那时候，我不看新电视剧，而是专听过去眼睛好的时候看过的电视剧，这样听得懂。我没有事时，哪怕坐着也将左眼闭上让它休息。每天晚上睡觉时，将左眼涂满大量的药膏，用一块纱布遮在上面。

    我这里所说的还只是疾病对我身体的折磨，还有那看不见的对我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折磨和痛苦。当时，我是主持工作的。    

    在现实社会里，凡是有权的地方总有那么一些人眼睛老盯着权力，平时心思不是放在工作上，而是放在人与人关系的摩擦上，放在权字上，这方面我受得的窝囊气，所饱尝的痛苦，所经受的磨难，所遭遇到的风暴，并不比眼睛小，今天这里我就不讲了。

    我从岗位上退下来的时候只有47岁。当时各方面的感受真是一言难尽。过去在工作时忙得我得了甲亢病，忙得我摘去了右眼球，现在无聊时倚门而立，听市井之声，闻婆妈絮语。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县里，买官卖官被后来判刑十四年的那个县委书记搞得一路行情看涨，而我恰恰在这时从官位上退下来。世态炎凉，人言可畏。在这种大起大落面前，我的情绪变化挺大，血压超过180/100毫米汞柱，医生甚至要妻子扶我回家，生怕摔一跤就报销了。我的甲亢病高血压最忌情绪激动。      我为什么会遭此厄运呢？我自己也不知道哪一天会变成瞎子了。朋友说，你身上的油水已经被工作榨干了，你闪光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也对得起共产党了，还是吃吃玩玩吧。说句老实话，我们夫妻俩都是公务员，收入并不低，够吃够玩的了。但是，人生在世不光是为了玩，而是为了干点事业。我想起保尔·柯察金那段名言，想起《创业史》中的话，我追求文学创作，不是生存的需要，金钱的需要，而是长期以来个人的兴趣爱好，实现人生价值的需要。除眼睛有毛病以外，我还有一个基本健康的身体，我总要干点什么呀！我天生愚拙缺少打麻将、打扑克、钓鱼的智慧细胞。当时我想，在我国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许多残疾人做出了不平凡的事：

    孙膑因挖去髌骨写下了《孙子兵法》；左丘明失去双眼写《左传》；司马迁因处宫刑而写《史记》；张海迪患癌症高位截肢，在轮椅上写作而成为作家；埃及的文化部长双目失明但是个作家……就在这时侯，我的朋友离休干部丁超给我送来了1988年全年的《中国微型小说选刊》，引导我重操创作之笔。我冷静地分析了自己创作的有利条件；我毕业后一直扎根基层，生活底子厚；从小对文学不懈的追求为创作练出了基本功；47岁时因眼疾过早地离开了官场，却为我留下了创作的时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很难把握社会，把握他人，但不难的是，我们能把握自己。换句话说，在人生的道路上，与世无争，与人无争，与自己争。我把自己有眼病退二线后要从事文学创作的想法向县委书记作了回报，他支持我的想法。但是，读书和写作对病眼是不利的。我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努力读书和写作。我怎样读书的呢？

    一是请妻子读。我们谈恋爱时，第一句我就问她：“你喜欢文学吗？”她回答说：“我喜欢读小说。”她在没有退休之前每天忙里偷闲给我读一个小时的书。她因为有腰椎病，戴着老花眼镜躺着读，我则闭目养神，边剥豆子、花生之类边听，       二、三斤重的青黄豆荚儿轻轻松松就剥好了。有时因为她忙，没有按时读还为我补课。中午午睡前，我有听读书睡觉的习惯，她给我读，听到我的呼噜声才悄悄地离开去洗碗或干别的活儿。有时候我们一起讨论读过的作品，她也是我小说的第一个读者。她还积极地为我提供小说的创作素材。有一次她下乡一个星期检查计划生育工作，提供的素材我写成三篇小小说，有两篇被省级刊物采用。

   二是请两个小外甥利用双休日、寒暑假读。两个小外甥现在读初三。为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给予适当的报酬，每篇小小说标价两毛钱，有时候他们一天能挣十几块钱，我还管饭。我出书时，他们帮助找错别字，第一校时两毛钱一个字，到第三校时涨到十块钱一个字。

   三是听收音机。30多年来，我已养成了习惯，坚持收听中央台、江苏台、姜堰台新闻节目，小型收音机我用坏了二十多台。这样，我就通过收音机完成了政治学习。我写的长期收听中央台新闻联播的散文被中央台采用了。 

    我是怎样写的呢？由于我不适宜长时间动笔写，所以我在创作时充分地构思酝酿，到很成熟了，在头脑里搬了很多遍，呼之欲出用毛笔写出来，放在那儿冷处理，有时候想到某处要修改，立即动笔改。有一次半夜，想到《我做了回大仙》要修改某处就起来了。因为书中是写鬼魂的，有点害怕，顿觉得浑身冷飕飕的。        我是怎样深入生活的？

    港口和我的老家是我熟悉农村生活的基地，是我创作素材的仓库。每次节假日回家都要走访群众，港口家乡每次来人作客都要细谈。为了保持我和老家群众的联系，下乡便于贴近群众，我长久地在老家保留了两间空屋。发表在《青春》、《小小说选刊》上的《梦缠紫金藤》，发表在团中央办的《希望月报》、《微型小说选刊》上的《红唇误》都取材于家乡。

     广交朋友是提供素材的情报站。我的朋友，家属的朋友每月定期聚会，从中搜集生活素材。六八届大学毕业的同学三次聚会，都提供了不少素材。

     县城坝口老年人活动的地方是创作素材的批发市场。我学蒲松龄写《聊斋志异》搜集素材的方法。有人把我在坝口老年人活动的地方搜集素材总结为读社会，或者叫采风，我想都对。最近读到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写《裤裆巷风流记》电视剧的范小青，也是这个办法经常转悠在苏州观前街玄庙观观察老人们聊天。去年《民间文学》、《民间故事》、《民间传奇故事》、《文学故事报》、《故事会》、《上海故事》、《古今故事报》等刊物采用的作品都来自坝口。

    我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集中思想集中精力，一心一意搞创作。就在我创作取得初步成绩，我的左眼视力渐渐地提高时，1998年泰州市人民银行安排我任泰州金融学会副秘书长的职务。说老实话，我在家养病多年，党组还这么重视发挥我的作用，我从心里感到很高兴，很感激。安排的职务和岗位我也满意感兴趣。再说，市人行的福利待遇比县人行好得多。看着那些有权的人常常出入高级酒店，看着人家小车来来往往、门庭若市，看着人家在主席台上风光，看着人家住别墅，看着人家利用职权将子女一个个安排到好单位，我没有想法是不现实的，但是我没有动心，特别是我对文学的追求没有动摇。在我找到了文学创作这种精神生活后，我很欣赏我们邻县兴化人郑板桥厨房门框上那副对联“青盐白菜粯子粥，瓦壶天水菊花茶”的生活。我向领导打招呼说明了实际困难，得到了领导的谅解。我又一次选准了目标，在文学这块阵地上坚持下来了。我既然和文学结缘，看来这一辈子卖与文学了。我要在这寂寞无奇的人生中，干我钟情的文学创作，在人世间留下痕迹，哪怕是萤火虫的光。

     8年来，我在中央省市级报刊发表了二百多篇文学作品，小说出版后，省内外媒体做了报道，我收到几百封热情洋溢的信。许多人鼓励我，有的说我是“落难英雄”，有的说我是“生活的强者，”有的说我是“一个大写的人”，有的说我是“当代保尔”，有的说我是不向命运低头坚强的男子汉……

   南京《东南文化》常务副主编郑奇来信说：“缪老师，来信及大著《苦游》收到。我的眼睛也有甲亢，看书还有些困难，但忍不住努力地看，才看了《大菩萨》、《权局长》、《苦游》和后记几篇，又忍不住要给你写信。说实话读了你的文章，心里很难过，它勾起我对家乡往事一连串的回想。农民太苦，基层干部太苦。尽管他们也有恶习，也有势利，但还是可爱。‘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普渡众生’何日完成？你的文笔质朴，质朴得让我彻底地如临其境。我是从乡下出来的，多年的城市生活使乡下的一切已渐渐地淡漠，现在偶尔下乡都是蜻蜓点水。读了你的文章，乡间的一切又一次刻骨铭心，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刻骨铭心。它有催人泪下之痛，不知道我的哪根神经竟被你触动了。大家的文章我读得不少，产生这样的情感却是首次。由此我更确信：大道无华气，璞玉以朴雕。文学贵在情真、意真、境真。真，便能发人深省，引人深思，使人有所悟，有所得。这种悟又是无有限定的，高人自可悟出更高的境界，一般人也会获得健康的爱和憎。

     我多年从事理论研究，出书不少，曲高和寡，有时给南大、南艺、南师博士生、硕士生上课，我重视的还是育人。我们这代人受毛泽东思想教育，我至今认为是健康的。你的书将为我今后在教育工作中提供更多更生动的内容。很想给你写篇书评，看来要等全书看完，眼病稍有好转。”河北《女子文学》副主编刘毅称赞小说集“与俄罗斯大作家契柯夫的作品在描写基层人物方面惟妙惟肖，幽默风趣，有异曲同工之妙。”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写作学会、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副会长、江苏写作学会会长，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凌焕新在收到我的小说《苦游》后，来信写道：“收到了您的大作，作品还未来得及看，先拜读了后记很是感慨，眼睛有疾，退居二线，仍笔耕不止，把学到的文学专业知识用于创作，写出不少有分量的小说，为世人留下可贵的精神财富，在文化这条战线上发挥一技之长。我为有这样的南师校友而骄傲。感奋之余写上以上数语，聊表心意。另寄上刚出版的拙著《微型小说艺术探微》一书，作为以文会友的信物，留作纪念吧！另可以介绍你参加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世界微型小说研究会秘书长凌鼎年先生在得知我的人生经历后，说我的这种经历“有起有伏，有区有折，其本身倒像一篇极有可读性的小小说，让人读出了苦涩，也读出了甜美，读出了沉重，也读出了轻快。”凌鼎年先生还说：“姜堰应该为有这样一位与众不同的小小说作家而感到骄傲。并且也是我们江苏小小说文坛的骄傲。”

   我们姜堰泰州本地的作家对这两本书也作了很高的评价。姜堰书法协会主席马进先生，有轻度的白内障。他拿着放大镜看完了《一只眼睛看世界》并赋诗一首：“神州抖擞千般愿，自有飞花映日红。独具慧眼看世界，风云变化敢追踪。”溱潼中学诗人王庆农在读了小说后，写出了三十多首诗词和楹联。其中有副楹联这样写道：“一只眼睛看世界，看天看地看人，看美看丑，看善看恶，看真看假，看穿社会百态；千钧笔力写文章，写你写我写他，写古写今，写透灵魂十分。”他作了一首词：《水调歌头·听作家缪荣株先生来溱潼中学作报告有感》

文苑有素书，千尺傲霜株。一腔赤烈肝胆，双袖

滓尘无。共仰坚强保尔，堪比忠诚运铎，钢铁铸英模。

病痛君何惧，沥血写奇书。

为官正，为国勉，为民呼。更携三水春色，化雨

播溱湖。多少传奇故事，独具人生慧眼，健笔做犁锄。

讲席东风畅，校圃百花舒。

姜堰第六中学赵洪元老师在听了“我的创作之路”后作了这样一首诗：

        三十年前，

        儿时曾见您，

        宣传部里，

        风华正茂。

        三十年后，

        马家舍家中，

        再次拜访，

        你仅剩一只眼睛。

        听说您在港口任上，

        最为会捞，

        捞到一支扁担，

        两筐清风，

        湿了多少百姓眼睛。

        又将农友深情，

        再锁进人行金库，

        留着享用百年。

        贪官讥您，

        一生苦游，

        庸者笑您，

        一只患眼看世界，

        怎能黑白分清？

        您用模糊的笔尖，

        饱蘸劫后的血泪，

        给罗塘古镇，

        吹响了一串

        保尔式的长音！ 

泰州无线电视台在《七彩人生》节目里，播放了我的15分钟的专题片《一个在文学海洋里苦游的人》说我是：“一个不想做官的人，一个失去一只眼睛的人，一个在文学海洋里苦游的人，一个失去又得到的人。”姜堰市委宣传部，泰州宣传、文化等单位还为我的第一本小说集《苦游》举行了首发式，我的第二本小说集《一只眼睛看世界》获得地级泰州市组建六年来首届文艺奖三等奖。另外，有一部十万多字的《央行行长》和《泰州民间故事》已写好。

现在我的甲亢病已经得到了控制，各项指标均已正常，突眼渐渐恢复已能闭拢，视力已提高到1.2，不需要别人帮助读书了，并且已经能骑车接送小孙子上学了。也许这是文学创作精神疗法的神效吧。我能有今天的成果，是党长期培养的结果，是我长期生活在农村，农民群众哺育的结果，是家人和众多朋友支持的结果，也是自己长期奋斗的结果。我写作没有天才，发表无背景后台，祖上也没什么根底，离开官场日久无权势，人也不绝顶聪明，全凭自己那股子牛劲儿牛上去的。比起那些大作家来，我属无名之辈，今后的道路还很坎坷，还很长。我的人生道路在年轻时没有因为贫穷，磨掉志气；中年时没有因为在官场上磨掉正气；年纪大了以后没有因为“近黄昏”而磨掉朝气。几十年来走过的历程我悟出一个秘密：人只要根据自身的条件，理想加毅力就能接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