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家乡小学
王增实
十几年前，老家的一个亲戚不经意地对我谈起，村里的小学撤销了，孩子们要坐拖拉机到邻村的学校读书。听到这一消息，一种莫名的忧思和惆怅之情，在心里久久挥之不去。
打开记忆的橱窗，家乡小学那熟悉的校园教室，熟悉的老师同学，熟悉的杏树桃树和高挂在槐树枝头的那口声音洪亮的铁钟，就会在脑海里一一清晰地浮现出来。
家乡的小学是当时六汪公社（现称镇）四所拥有一到六年级的完全小学之一，听说1945年解放后不久就建起来了。西向的学校大门两侧的墙壁上，分别书写着“胶南县”、“王家庄小学校”九个苍劲有力的白底灰沙大字。
也许因为有了小学的缘故，村里重视学习的气氛很浓。大多数到了上学年龄的孩子都会被送到学校读书。到1965年，村里就有5个大学毕业或正在大学深造的学生。
1959年初秋，已经7岁的我胆怯地跟着二哥来到学校报名处，一位姓赵的老师问明情况后，用毛笔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了“王增实”三个字，这就是我使用至今的名字。
对于贪图玩耍的孩子来说，枯燥无味的读书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束缚。1963年春，学校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学习雷锋好榜样”成了我们天天必唱的歌曲，雷锋的事迹和精神深深地打动了一个个幼小的心灵，全校很快出现了学习雷锋、争做“三好学生”的浓厚氛围。
个头不高、不苟言笑的校长在师生中有着很高的威信。他的粉笔字写得刚劲公正，对老师和学生的要求十分严厉。下午放学以后，他经常给我们讲“屈原投江”、“寒食的来历”等故事。还有一位老师不但讲历史故事，有时还讲一些《聊斋志异》里的鬼神故事，听了“画皮”这个故事后，我晚上回家时增加了一种恐惧不安的感觉。
升入四年级以后，学校里对教学抓得严了起来。不但增加了写作文，还要背不少课文，还要上早自习。尤其冬天上早自习，实在是一件苦差事。天不亮就要自带煤油灯来到教室，教室里没有炉子，冻得两手直打哆嗦。同学们只好高声朗读课文以驱除寒气。
六年级的学习更是紧张至极。除了要迎接小学毕业考试外，还要参加初中考试。那时，学校对初中考试十分重视，一个小学能有几个学生升入初中是衡量教学质量高低的唯一标志。我们小学连续几年每年只有3名同学升入初中，这让学校的领导、老师和同学都抬不起头来。为了扭转这一局面，知识丰富、要求严格的王老师担任我们的班主任后，在教学上确实想了不少办法。除了加大数学解题难度外，要求我们进行大量的作文训练，有时要求一天写一篇作文。写作要求也很灵活，有的要求写成书面作业，有的要求列出提纲，有的只要求打出腹稿就可以了。
有一次，为了写一篇“破除迷信”方面的作文，老师让班上一个同学下午假装肚子痛，两个同学把他架回家。那位同学的母亲急忙去找村里的一位“神婆”“诊治”，“神婆”装模作样地说，“这是白虎打灾”，“烧烧香纸就好了”。这时装病的同学笑着从炕上跳了下来，藏在两边里屋的20多个同学也一齐跑了出来，“神婆”的骗术不攻自破，我们的这篇作文也有了生动的素材。
勤奋的付出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1965年的升学考试，我们小学有8人收到了初中录取书。从此以后，我离开了那所曾经度过了六年光阴、留下过无数欢声笑语的校园。
家乡的小学终于退出了教学的舞台，也许这不是一件坏事，但我一直深以为憾。我幻想着有一天，一所窗明几净、校园宽敞的小学重新建立在村子东南方，那嘹亮的钟声、琅琅的读书声和孩子们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欢笑打闹的声音，重新回荡在那片熟悉的土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