鳌鱼的形象与意蕴
庞 进
2025年11月9日晚，一条长近30米、呈畅游状的巨型鳌鱼在中国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上惊艳亮相，引起海内外观众广泛关注。
鳌鱼是中国人发明、展现的，以龙头鱼身为形象，具有容合、奋进、福生、谐天、理水、镇火、辟邪、美居等文化蕴涵的龙族神物。这是笔者在考察、甄别古往今来相关资料后，给鳌鱼下的定义。
对这个定义，笔者有以下阐释：
一、鳌鱼与“鳌”不同
“鳌”是具有神性的巨龟，鳌鱼是龙鱼结合的神物。《说文解字·卷十四·黾部》“鳌：海大鼈（biē）也。”“鼈”为“鳖”的异体字，指生活于水域的龟类爬行动物；“海大鼈”，即可理解为生活于海洋中的巨龟。出现在古代典籍中的“鳌”，一般指的都是巨龟。《淮南子·览冥训》：“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意为：上古神话中的创生神“女娲氏冶炼五色的石头修补苍天的漏洞，砍断海里巨龟的四只脚作为天的四根支柱”。显然，将这则神话中的“鳌”，与龟类动物相联系才能讲得通，因为龟类动物有四足，鱼类动物无足。《列子·汤问》：“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其中有五山焉……帝恐流于西极，失群仙圣之居，乃命禺强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而龙伯之国，有大人……一钓而连六鳌，合负而趣（cù），归其国，灼其骨以数焉。”这则神话，大意是说：在渤海以东的无底深谷，有五座仙山，按天帝指令，这五座仙山由十五只巨鳌负载。而龙伯国巨人，竟将十五只巨鳌中的六只鳌钓走了。由此，产生了“巨鳌负山”“龙伯钓鳌”两个典故。之后诗人笔下的“灵鳌戴方丈，神岳俨嵯峨”（曹植《远游篇》）、“临穷溟以有羡，思钓鳌于沧洲”（唐·李白《悲清秋赋》）“三山巨鳌涌，万里大鹏飞”（唐·李峤《海》）等句，都用的是上述典故。而上述典故以及诗中的“鳌”，指的都是具有神性的巨龟。还有出自于元·无名氏《陈州粜米》剧词“殿前曾献升平策，独占鳌头第一名”的成语“独占鳌头”——科举时代，进士中状元后，立在殿阶中浮雕巨鳌头上迎接皇榜，其“鳌”指的也是巨龟。
上述资料显示，“鳌”的形象与功能，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灵物“赑屃”接近。汉代张衡《西京赋》有“巨灵赑屃，高掌远蹠”句，三国吴人薛综注曰“赑屃，作力之貌也”（《文选详注》）。晋代左思《吴都赋》中，出现“巨鳌赑屃，首冠灵山”句，将“赑屃”与“巨鳌”连在一起。至明代，学者杨慎在《升庵集》里，言“赑屃，形似龟，好负重，今石碑下龟趺是也”。
二、鳌鱼体现着龙与鱼的亲密关系
笔者在研究龙文化的过程中，创用了“容合”一词，意为“包容、兼容、综合、化合”。龙就是中华先民对自然界中的蛇、鳄、蜥、鱼、鲵、猪、鹿、熊、牛、马等动物，和雷电、云、虹、龙卷风、星宿等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发明、展现的，具备长身，大口，大多有头、有角、有足、有鳞、有尾等形象特征，具有喜水、好飞、通天、善变、显灵、征瑞、示威等神性，和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等精神蕴涵的神物。鱼是龙的重要的“容合”对象之一。从形态上看，鱼鳞为龙鳞提供了取材参照。从生态上看，鱼的能隐能显、能静能动、能大能小，能幽能明，以及“喜水”“多子（繁殖力强）”等品性、功能，为龙提供了取材参照。
龙与鱼的结合，即“鱼龙”出现的起始时间，可以追溯至先秦时代。《山海经·海外西经》：“龙鱼陵居其北，状如鲤。”郭璞注：“或曰龙鱼似鲤，一角。”角是龙的形象特征之一，鱼生角，是谓“龙鱼”。到了汉代，以龙头和鱼身组合而成的“鱼龙”形象，出现在宫廷的“百戏”演出中。《汉书·西域传赞》：“孝武之世……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渝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
还有广为流传的“鲤鱼跳龙门”神话。《太平广记》卷四六六引《三秦记》：“龙门山在河东界。禹凿山断，门阔一里余。黄河自中流下，两岸不通车马……每岁季春，有黄鲤鱼，自海及诸川争来赴之。一岁中，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初登龙门，即有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矣。”这样的“鱼化龙”神话，有“奋进”，即“寄托、反映超越平凡、改变命运的愿望”“昭示、褒扬努力拼搏、奋发进取的精神”“欣赏贺赞成功、激励鞭策后来”的意蕴，作为龙与鱼结合体的鳌鱼，自然禀赋着这样的意蕴。在十五运会开幕式的相关报道中，有“鳌鱼是从鱼化龙的过渡形态”“寓意人生跃升精进”之语，阐说的就是这样的意蕴。至于“在远古时代，金、银色的鲤鱼想跳过龙门，飞入云端升天化为龙，但是它们偷吞了海里的龙珠，只能变成龙头鱼身，称之谓鳌鱼。雄性鳌鱼金鳞葫芦尾，雌性鳌鱼银鳞芙蓉尾，终日遨游大海嬉戏”的传说，则可视为民间对鳌鱼的温情注解。
鳌鱼是龙头与鱼身的结合，称其为“龙鱼”或“鱼龙”皆可。龙头是龙的灵枢系统、关键部位，是龙的“喜水、通天、善变、显灵、征瑞、示威”等神性，和“容合、奋进、福生、谐天”等精神的主导者和主要体现者。鱼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有“富足、繁荣、好运、安顺、和谐”等象征意。故可言，作为龙头与鱼身结合体的鳌鱼，是容合了龙文化精华与鱼文化精华的龙族神物。
说到容合，“十五运”开幕式上的鳌鱼，就是多种元素的“容合”：设计灵感来源于广州番禺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鳌鱼舞，和岭南建筑物上多见的彩绘鳌鱼雕塑。造型、技术、材料、表演方式，容合了造型气囊、仿生科技、传统花灯、大型气球空飘技术、可回收的碳纤维材料、可控制的随音乐变换色彩的LED鳞片、少年武者绳索牵引，等等。
三、摩羯与鳌鱼的出现
在鳌鱼的发明、展现、演进过程中，不能排除来自印度的摩羯的影响。在印度神话中，摩羯（也写作摩竭）是一种长鼻、巨口、利齿、鱼身、鱼尾的水中怪兽，梵文为makara。其来源，大概是古印度人对象、猪、鳄、鱼等动物的集合（头部之鼻、口、齿等取自象、猪、鳄等；身之形、鳍、鳞、尾取自鱼）。佛教经典中的摩羯，具有大、凶、怪的特点、令人恐惧的“吞啖”能力和辟邪护法的功能。唐·释慧林《一切经音义》：“摩羯者，梵语也。海中大鱼，吞啖一切。”
随着佛教的东进，摩竭也来到了中国。最早的文献记载，出自东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卷五》：“河西岸有如来作摩竭大鱼，从河而出。”最早见于画面的是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猪鼻、巨口、利齿、长鳍的“摩羯”相伴在洛神的车辂两侧。
与中华龙文化容合印度naga（哪迦）文化同步，中国本土的鱼龙纹也对摩羯纹进行了容合，逐步形成了中国化的，形象上基本上是龙头龙口、鱼身鱼尾，内涵、功能上已减少，甚至去除了凶恶的令人恐惧的成分，增加，甚至充盈了祥和、祈福的成分的“鱼龙·摩羯纹”。
期间，唐代高僧释慧林在《一切经音义》中以“鳌鱼”释“摩羯”，使“鳌鱼”一词横空出世：“摩羯鱼，此云大体也。谓即此方巨鳌鱼，其两目如日，张口如河谷，吞舟光出，濆流如潮，若欱水如壑，高下如山，大者可长二百也。”。此段话中的“鳌鱼”之“鳌”，没有取“鳌”作为“巨龟”的“龟”义，而只取了“鳌”作为“巨龟”的“巨”义，这样，“鳌鱼”就指的是“巨鱼”。
这样的改变对鳌鱼形象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在宋、元文人的诗文中，如“持竿江上钓鳌鱼，获却金鳞一颗珠”（北宋·陈抟《河洛理数》）、“方知我是一鳌鱼，素鳞晃日如铺锦”（元·马钰《踏云行·次重阳韵》），其“鳌鱼”就指的是鳞片显见的“鱼”，而非甲盖显见的“鳌”。
四、鸱吻与鳌鱼
鸱吻也称鸱尾、螭吻、蚩尾、蚩吻、龙吻等。唐代苏鹦《苏氏演义•卷下》：“蚩者，海兽也。汉武帝作柏梁殿，有上疏者云：‘蚩尾，水之精，能辟火灾，可置之堂殿。’今人多作鸱字，见其吻如鸱鸢，遂呼之为鸱吻。”此记载将鸱吻出现的初始时间追溯至汉代，言鸱吻的本质是“水之精”，功能是“辟火灾”，工作岗位是“置之堂殿”。宋·李诫《营造法式·卷第二·总释下》引唐·胡璩《谭宾录》：“东海有鱼虬，尾似鸱，鼓浪即降雨，遂设象于屋脊。”此记载表明，鸱吻在唐代已被广泛置用，其形象同与“鱼虬”——“虬（qiú）是古代传说中有角的龙（《说文解字·卷十四·虫部》：“虬：龙子有角者”），故“鱼虬”即“鱼龙”。此“鱼龙”为龙头鱼身，具有“鼓浪即降雨”的功能，其被“设象于屋脊”，是为了“辟火灾”。
到了明代，鸱吻成为一些学人笔记中的“龙生九子”之一。李东阳《怀麓堂集》：“龙生九子……蚩吻，平生好吞，今殿脊兽头是其遗像。”而在陆容《菽园杂记》里，鸱吻与鳌鱼同时出现：“古诸器物异名……螭吻，其形似兽，性好望，故立屋角上。……鳌鱼，其形似龙，好吞火，故立于屋脊上。”这段话表明，明朝时的“鳌鱼”，已属于龙族成员，且已具有与“鸱吻”相同的“吞火”即“辟火灾”的功能，都可作为房屋的脊饰。
综上可见——
鸱吻与鳌鱼之同：1，文化渊源、精神底蕴相同：都是龙头鱼身的结合，都属于“龙生九子”体系中的成员，都蕴涵、体现着龙的容合、奋进、福生、谐天的精神。2，基本功能相同：都位于屋顶正脊，且多置于两端，用来封固和保护屋顶，防止雨水渗入，是为“理水”；都有“吞火”的寓意，是为“镇火”；都是具有神性的祥瑞之物，能起到“辟邪”的作用。同时，也都是建筑等级、风貌，即“美居”的象征、显示。
鸱吻与鳌鱼之异：1，历史流变有异：鸱吻始于汉唐，明清定型，为官方主流形制。鳌鱼之名由唐代僧人变“鳌（巨龟）”而来，其形制出现较晚，明清时期始盛于岭南，可视作鸱吻在南方地区的民间变体。2，形象特征有异：鸱吻突出“龙口大张吞脊”状，其背部有的插一把宝剑（传说为防止其逃遁，并强其镇邪能力），尾部向上卷起。鳌鱼多不作“龙口大张吞脊”状，背部不插宝剑，鱼尾向上呈扇形展开。3，地理分布有异：鸱吻以北方官式建筑为主。鳌鱼以南方民间建筑为主。4，艺术风格各有偏重：鸱吻庄重、威严、规整，造型相对程式化。鳌鱼繁复、精巧、用材多样、色彩鲜艳、动感强烈。
（2025年11月16日写于加拿大；刊于《西安晚报》2025年11月29日第6版）
作者简介：庞进 龙凤文化研究专家、作家。龙凤国际联合会主席，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西安日报社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加拿大中文作家协会副主席，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副总编辑。先后求学于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哲学学士、文学硕士。20世纪70年代起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至今发表各类作品逾千万字，出版著作近六十种，获中国首届冰心散文奖、陕西首届民间文艺山花奖、西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八十多次。有“龙文化当代十杰”之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