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情尚义勤任事

——怀念赵福治先生，又一位英年早逝的诗友

作者：北塔

一、他从发病到长眠才一个多月

6月20日，我得到福治病倒的消息，立即给他发微信询问。他夫人用他的微信号回复说：“他现在ICU，昏迷状态，昨天做了手术6个多小时。”我再问是什么病，嫂子说是“脑出血”。我问具体手术情况。嫂子回答说：“医生说手术还算顺利，没有大的波动，开颅能看到的地方淤血都清理了，血管瘤夹住了，清理不到的地方打溶血药慢慢吸收。”我安慰嫂子说：“上次福治在北京发的是同样的病，治疗顺利，相信这次他也能渡过难关。好人有好报的！”上次大概是10年前吧，他在家里突然觉得头疼欲裂，立即到医院，医生诊断颅脑中毛细血管破裂，还好程度是轻微的，抢救是及时的，所以做了微创手术后不久，就慢慢恢复了。我当时去医院病房探望他，他忍着病痛跟我说话，但挺乐观的，他说只是以后恐怕不能陪哥们儿喝酒了。福治原先酒量比较大，而且酒风特别实。那次脑出血之后，他有几年滴酒不沾；即便后来他觉得自己身体恢复正常之后，也只是喝点啤酒。

我曾调侃他说，在酒色方面，他自我控制得非常好。因此，这些年我对他的健康是比较放心的。我以为这次他也能涉险过关。

此后一个多月里，我隔三岔五询问福治的恢复进程。当他夫人回答说，他眼睛动了一下，或嘴巴动了一下，或脚动了一下；我就暗暗为他高兴、鼓劲。我是多么希望这个好兄弟的病情能好转啊。但同时，我也一直隐忧，因为他始终没有恢复意识。

7月27日，我最亲近的诗歌兄弟福治在重症监护室坚持了一个多月后，终于离开了他热爱的家人、朋友和诗歌。当我在查干湖诗歌采风群里发布这个噩耗时，朋友们尤其是在湖上一起喝过酒磕过头结过义的兄弟姐妹们，都感到万分惊讶、惋惜。是啊，福治才56岁，他还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要做、很多有意思的作品要写。我想，如果最后时刻他有意识，他自己也肯定是万分不舍。

去年我写出悼念诗友柳忠秧的文章后，先请福治提提意见。他认真提出修改意见，还帮我发在网络上，还叮嘱我说：“忠秧跟我俩都是同龄人，多多保重啊。”结果，不到一年，他就走了。

福治与我同龄，论月份比我还小一点；所以，在查干湖十三诗友结拜时，我列十一，他列十二。从此，我俩的名字是紧邻，我俩的情义是兄弟。我们相互扶持，在诗歌江湖上行走。他扶持我更多一些，因为他比我能干肯干，通过热忱、爽快、仗义的人格魅力和勤奋、细致、求精的做事风格，通过大量的写作、办刊，通过比赛、采风、研讨和朗诵等活动，他积攒了全国各地的大量人脉，新冠瘟疫之前他每年要在多地张罗多场全国性的活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请我，多数情况下我都乐观其成、躬逢其盛。另外，他对我办的活动也支持甚多。

吉林诗人静川先生是查干湖十三位结拜诗友之一，也重情重义，他得到福治往生的噩耗后，自己急就了一首情意深沉而且意象生动的悼念诗，还在一周之内组织了几位福治生前好友写了纪念作品，在微信公众号上推出图文并茂的专辑，很好地告慰了老友的在天之灵。

我没有参与那个专辑，一是我痛而未定、无法急就；二是我那时忙于几个诗歌活动，三是我忙于还几个急要的笔债，最重要的是我想写一篇比较长而且细的怀念文章，系统性地回忆我俩的交谊，我想通过这种追述文字，让更多的人了解福治的为人为文及其为何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敬重他、佩服他、感念他。

静川先生在那个纪念专辑里有关福治的简介中说，福治曾在杭州、北京、河南、查干湖操办诗会。其实不止这些地方。下面仅就我俩一起参与的一些活动做一个简单的盘点，以地域为单元，以交往为视点。

二、北京：我俩结缘于《2008北京奥运诗选》的编选工作

我跟福治最初是在哪里因何认识的，我已经记不起来。大概是中诗网总编辑周占林介绍的吧。占林是我更老的哥们，跟福治是河南老乡。好像是2006年吧，福治为了他从小钟情的诗歌大业，模仿占林，辞去老家的工作，毅然来北京发展，自然先要找已经在京城诗歌界占得一片林子的占林。

2008年奥运会举办大概半年前，我原先在北京理工大学时期的老同事、诗人王贵明教授曾委托我面向全球征集奥运主题诗歌作品，我又转托给占林。后来在全国多位朋友的协助下，我们成功编辑出版了《2008北京奥运诗选》。

他俩让我当主编，我请辞了，只挂副主编，而且用的是本名“徐伟锋”；因为，第一：我的实际工作量不如他俩；第二，这个活动和这本书主题性太强，不太符合我的诗歌写作基本理念。

整个过程中，占林请福治帮忙，所以，福治是本书的编委之一。他参加了我们的编务会议，还参加了在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举办的新书发布会。这是福治跟我深厚交谊的开端。

此后，我们在北京有许多次一起雅聚、喝酒、开会。他在北京一共生活、奋斗了十多年，我们见面得有几十次，包括互相到家里串门——尽管我俩的住处相隔不近。我俩参与策划并实施的诗歌活动，一般都会相互邀请参加。除非是不在京，一般我们都会相互捧场。

这里列举几场我记得的比较重要的吧。

诗友柳忠秧每次来京，都要张罗聚会甚至诗会，地点就在我家附近。我不仅自己尽量参加，而且还会请福治一起聚聚。

2014年10月4日，我们在北京世纪金源大厦举办柳忠秧创作的《圣美大江》长诗研讨会。福治作为评论家出席，他侃侃而谈，多层面地分析、品读，赞扬了柳诗的艺术成就、诗性品格，也指出了其不足。忠秧、福治和我是同龄哥们。忠秧早在8年前即2017年就因突发心肌梗死而去世。参加那个研讨会的评论家熊元义于2015年西归，诗人洪烛于2020年羽化。他们也都英年失命于血管突然破裂问题。如今福治也丧于此魔，怎不令我痛心唏嘘？！

2014年12月20日，我的诗集《滚石有苔——北塔“石头”诗选》新书发布会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的作家网会议室举办，来自北京、广东、山东、山西、陕西、江西、江苏、黑龙江、福建、河南等10个省份的诗人、学者近30人出席。会议由世界诗人大会中国办事处、作家网共同主办，北岳文艺出版社、中国诗歌万里行组委会和中诗网协办。福治非常积极地前来为我擂鼓助威。

2017年2月13日下午，首届旗袍文化酒文化诗歌论坛在北京朝阳公园草原文化部落举行。本次活动也是由我们世界诗人大会中国办事处主办的，而且其中一个环节是研讨由我任主编、陈泰灸任副主编的汉英双语版《中国诗选2016》。我们请了周瑟瑟、安琪、黑丰、王妍丁、梅尔、杨北城、福治等30多位来自京内外的诗友莅临。

2017年2月28日，由中国诗歌网主办的纪念中国新诗百年“当代诗人系列研讨”之《柳歌诗选》研讨会在京举行。参会的有：黄亚洲、叶延滨、张陵、吴思敬、张富英等。柳歌先生是福治的商丘老乡，也是我的老友；所以，我俩都受邀分享了柳歌诗歌生涯中的高光时刻。主办方还请了不少文学官员，官员们临时赶场说了些“七不到二十五”的话。相比之下，布衣评论家福治的发言知人善论，质量优胜。

2017年7月，由中诗网主办的重庆诗人崔荣德诗歌研讨会在北京草原文化部落举行，我拉上福治一起去。崔荣德是朴实执着的优秀乡土诗人。后来他在重庆跟朋友们一起办了份叫做《红土地文学》的民刊。有时，他们会同期刊发福治和我的作品。比如，2020年3月4日（第28期）有福治的《在宁陵，与葛天氏杯酒释梨花（组诗）》，也有我的《病毒》（组诗三首）。那时，正值新冠大瘟疫全面严格管控期间，我这些隐喻社会现象或治理问题的病毒诗，能够及时发出来，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对《红土地文学》这份来自乡间的小刊物一直保持一种敬意和谢意。

2017年10月20日下午，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作家网联合主办的《中国诗人生日大典》（2016卷）首发式暨研讨会在草原文化部落举行。该书是由诗人、艺术家王爱红先生主编的诗歌年选。杨志学、谭五昌、冰峰、安琪、黑丰、张庆和、赵福治和我等作为作者代表受邀出席。

贵州诗人阿诺阿布是我们世界诗人大会的老会员也是中国办事处的骨干成员。2020年1月8日，他的诗歌研讨会在北京灯市口举行。我们请了潇潇、叶匡政、刘不伟、老巢、艾若、周占林、王长征、王妍丁、夏露、赵福治等诗人参加。

三、吉林：查干湖上救我急

2010年7月16号，在福治的诗友、吉林省松原市查干湖旅游经济开发区时任党工委书记焦洪学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福治带着我等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作家及记者开拔到了松原市，参加“《中国诗歌在线》中国诗歌地理万里行走进查干湖活动”。《中国诗歌在线》是他一手创办的刊物，“中国诗歌地理万里行”是他模仿祁人等朋友创立的中国诗歌万里行品牌活动而仿立的活动品牌，曾经在全国各地做过多场，“走进查干湖活动”可能是首届，是由查干湖旅游经济开发区与《中国诗歌在线》期刊联合举办的，作为“2010中国·吉林查干湖蒙古族民俗旅游节”的一个环节。

福治极为重视，提前两天就去松原，配合当地加紧筹备。他为人谦虚热诚，做事踏实勤恳，所以人们都放心把事情交给他。我一个人先乘坐动车到长春。那时，从长春到松原只有1980年代用到现在的绿皮火车，而且没有直达的；我只好先买到农安县火车站的票。绿皮车几乎敞开着所有的窗户晃晃悠悠、呼哧带喘地总算挪到了农安站。站房是两间小平房，很显眼的黄色，据说还是伪满洲国留下来的。售票处居然没有人，我立即跑去值班室，才算买着去松原的车票，在人可指算的候车室等了个把小时，才登上另一辆慢车——像是一头趴在户外热得吐舌头的大狗。

福治在忙乱中，不忘不断地给我打电话、发短信，确定我抵达松原站的时间后，转请主办方派车去接我。我抵达宾馆时天都已经黑了，还好，赶上了开幕式晚会。开幕式后，由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朱军、卫晨霞主持的“红星艺苑”走进前郭尔罗斯大型双拥文艺晚会在舞蹈《盛世欢歌》中拉开帷幕。闫维文、殷秀梅、佟铁鑫、刘斌、陈思思等歌唱家纷纷登台献艺。

7月18日，与会诗人全天在查干湖景区采风。福治总共请了来自全国13个城市的15位诗人，有胡茗茗、于江龙（静川）、张绍红等。晚宴后，我们翻过一道门，来到停泊在松花江北岸边的一条游船上。诗人陈泰灸专程从黑龙江肇东市驱车数百里跨省来跟我们夜宵。这是我跟泰灸认识之肇始。我觉得这哥们太哥们了，而且酒量奇大，酒风绝佳，不负其“满沟酒仙”之尊号。可以说，我跟泰灸是因福治而认识，因酒伯而定交。且说，那晚，我们和着月光吟诗，随着波浪把酒，就着马灯啖鱼。席间，福治提议在座的朋友们拜把子。众人附议。于是，大家论年齿。我这才知道，看起来比我大几岁的福治比我还小几个月。

查干湖采风活动结束后，来自吉林的静川等诗友还请我们去了趟松原北部的白城考察。

这次采风只是福治为查干湖旅游经济开发区策划的“吉林省‘查干湖，我们的母亲湖’全国散文诗歌大奖赛”系列活动中的一个热身环节。此次大赛从2011年5月底就开始征稿了，至11月20日结束。焦洪学先生全权委托福治在北京操持评选工作。福治请占林和我等几个朋友迅捷而认真完成了此项工作。

一个多月后，福治又应主办方委托，请占林和我等评委和获奖者代表前往松原，参加大奖赛的颁奖仪式。那时期正值一年一度中央电视台直播的“中国吉林查干湖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简称“查干湖冬捕节”。2011年已经是第十届。“冬捕节”期间有许多活动环节，颁奖仪式只是其中的一项，而且是较小的一项。不过，在福治的精心安排下，搞得还是相当隆重。我记得，除了福治、占林和我之外，颁奖嘉宾还有时任《作家》杂志主编宗仁发和吉林省大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洪波等。

颁奖仪式是2011年12月28日上午举行的。仪式期间，我忽然接到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电话通知，要我第二天参加一个重要的会。我本来是打算第二天跟福治一起回京的。这下麻烦了。我得请主办方改签车票，还得请他们单独派司机送我到车站。

那时正值隆冬，查干湖冰面上的气温是零下20多度。我穿着厚厚的靴子、厚厚的棉衣，带着厚厚的绒帽，还是冷得直跳脚，同时又急得头冒烟，几乎把厚重的帽子都要冲掉。我在整个松原人生地不熟，自己是没有任何办法可想，只能求助——不，抓住福治。福治当时要处理好多会务上的事。上午我不好意思多打扰他，只是说请他帮忙协调改签送站事宜。快到中午了，他说还没顾上处理我的事，还问我能否向单位请假、按原计划第二天跟他一起回京。我急了，我说，现代文学馆领导一向对我的出勤比较放松；越是这样，一旦有重要的需要我做的事或出席的会，我就越是不好意思请假。如果我当天晚上走不成，那么第二天就到不了北京，问题就有点严重了。我带点恳求的口吻请他老兄帮忙加大协调力度。在冰天雪地里，福治只穿着一件老式皮大衣，只戴着一个毛线帽、一双毛线手套，冒着刺骨的寒风，在处理别的要事的同时，哆嗦着手开始帮我协调。

由于“冬捕节”仪式还在进行中，周围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发声、成百上千的车在发动，高音喇叭里还有音乐声、说话声、口号声，现场环境相当嘈杂。福治不得不在手机里大声喊叫，让对方也扩大声音。就这样，他哈着重气，帮我打了十几个电话，终于搞定。午饭是在湖边一个类似于农家乐的饭馆吃的全鱼宴，所有的鱼都是冬捕收获的，鲜美、鲜嫩、鲜香。我真舍不得提前离开啊。饭毕，主办方安排送我的司机师傅就来接上了我，把我直接送往长春火车站；因为松原到北京没有直达车，倒车麻烦。那次，我能赶上车，能第二天上午出现在北京的会场；全赖福治的全力协调。

四、黑龙江：知我诗者福治也

在查干湖夜宵时候的陈泰灸是黑龙江肇东市的信访局局长，他每年有相当多的时间要在北京处理棘手的信访事宜。他一旦忙完工作，就会找我和福治等朋友小聚，一般是在他的驻地——黄寺附近的一家小宾馆；有时也来我家这里。福治只要在北京，一般都来参加。那时我俩酒量都不错，都能陪泰灸喝个痛快。

三年后，泰灸转任文广新局局长，再后来，他退居二线担任作协主席，来北京的机会少了，但请我们去肇东的机会多了。因为，他在文化口当领导，做文学活动师出有名、名正事成，做诗会也会给他的政绩加分呢。泰灸和他的肇东的文友们做了许多文化活动，他们最得意的手笔应该是每年一届的冰雪诗会，已经举办了10届，一般都是在元旦之后、春节之前举行，其捕鱼的目的主要是为广大老百姓的年夜饭增添美味。

福治和我是2014年开始参加肇东市大似海渔猎冬捕文化节暨冰雪诗会的。后来至今，我几乎每届都参加，福治少一些，但也参加了几届。他每次参加后，都会及时创作有关主题的诗作，并积极推广。比如，2017年1月，福治作为嘉宾出席第四届冰雪诗会。2017年2月，他就在他主编的《国家诗歌地理》杂志上发表我们的诗会新闻和采风作品，包括他自己的作品《那一世，我在肇东绿梦湖边留下了一个梦》。

最让我感动的是：2020年的那一届冰雪诗会举办期间，泰灸加了一场我的新诗集《巨蟒紧抱街衢——北京诗选》的研讨会，因为这部诗集是由黑龙江的北方文艺出版社在当年慷慨精粹出版的。会议的时间是1月4日，出席者是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名诗人、编辑和朗读者，包括时任北方文艺出版社社长宋玉成先生。

由于瘟疫大流行，在河南老家的福治没能参加，但一直在网上关注着，而且倾心构撰了非常生动而高明的一大段评论文字。他说：“以城市诗歌地理为题的诗集是不多见的，它的承载决定了诗集的创作难度及思想向度。写浅了无关紧要，写深了现实会压弯了笔尖。读北塔《巨蟒紧抱街衢——北京诗选》这部诗集，我有一种深深的压抑感，这种压抑感首先来自大城市高楼林立、汽车遍布的城市属性。城市一方面是文明的标志与集合部，一方面又是文明病态的滋生处，迫使人性扭曲的所在。在快餐文化泛滥的时下，我一直认为写诗和读诗都是极其奢侈的事情了。在这种境况下，我喜欢阅读的是带有自我麻醉功能的唯美小我题材；还有一类诗歌文本我是最不喜欢阅读，但又是最令我沉迷其间的，这类诗歌语言内敛、晦涩，不细读品不出其中三味，北塔的诗歌大概就是属于此类作品。这类作品没有‘小我的意淫’和阅读的快感；只有沉重压在读者胸怀引发深思。有人说，城市里没有乡愁，只有现实，不无道理。北塔的这部诗集，明显跳出了这个范畴，他在城市里生活，在城市里写作，渴望‘不可再生的灵魂’拥有‘阳光和土地’，这应该是属于城市‘新乡愁’的主题属性，他说‘可在灯光熄灭之前，却不能当众把面具摘掉’，他说‘今夜，有多少马由于劳累而睡去，又有多少马企图逃离而一夜无眠’，他更说道‘在整个城市、整个院子，被称为花园的时候，花园正在离我们而去’。北塔先生这样的文本可视作当下以城市诗歌地理新乡愁为题的第一部诗集，而诗集由此引发人们关于城市的思考，无疑有着积极的探索意义。城市很多了，但一些不可或缺的精神与文化传承却‘或缺’了。城市作为文明的标志，也是一座围城，围住了许多，文明却正在离我们而去。也许，诗歌是跨越病态文明的最后一个物语，这或许也是北塔先生创作这部诗集的意义所在吧。”

福治的评论为我的诗集提供了重要解读视角，强调我对城市文明病态化的批判性思考。后来，他还把这段文字分成多个小段，配了多张美图，题为《北塔：在灯光熄灭之前，却不能当众把面具摘掉》，发表在河南的文旅视界网上。知我诗者福治也。

泰灸作为肇东市文化界的领袖人物，不仅在冬天联合朋友们举办冰雪诗会，有些年份还在其它季节利用各种资源举办诗歌活动，有时也会邀请我和福治联袂参加。比如，2015年9月11日-13日，由北方华录文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肇东市文广新局、中国诗歌万里行组委会、《诗歌地理》杂志社等单位联合主办“天河之旅——中国华录诗歌地理肇东行”活动。肇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吕鑫，肇东市政府副市长孙绍辉，肇东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党委书记、局长陈泰灸，肇东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旅办主任李晓东，北方华录副总经理孙广龙，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吴宝三，中国诗歌万里行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祁人，中诗网主编周占林、《诗歌地理》主编李犁、《现代青年》杂志社社长总编辑雁西等领导及诗人、作家参加了本次活动。

福治和我也一同享受了这次非常凉爽的诗会。会后，李犁还邀请我们去他的老家辽宁省抚顺市参观了清永陵。该陵位于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西北的启运山南麓，是清朝皇帝的祖陵，始建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葬有努尔哈赤的六世祖至父亲等先祖，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作为明清皇家陵寝扩展项目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至此，我算考察过了所有的满清皇陵——东陵、西陵和永陵。

五、江浙：我们俩互为嘉宾

福治和我曾在浙江和江苏张罗过多场诗歌活动，其中大部分我俩都相互邀请捧场。

浙江安吉县作为江浙一带最美丽、最富饶、最安静、最吉祥的县域之一，从官方到民间，社会各界人士都很重视文化建设，因此十多年来诗歌活动层出不穷。

2012年，我曾帮安吉最有名的景区“中南百草园”成功策划并实施过一场诗歌活动，即中南百草原纳凉诗会暨世界诗人大会·中国·百草园创作基地挂牌仪式。至今在他们那里还矗立着创作基地的大石头。这是世界诗人大会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建立创作基地，具有开创性和示范性的意义。中南百草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崔世豪先生专门挑了8月8日这个最好的好日子。只不过，那两天不幸遇到安吉史上最强的台风，路边许多树枝甚至树干被刮断，连路被遮断了。我们冒着暴雨站在大石头四周，完成揭牌仪式。我不喜欢操办盛大活动，所以这次我只请了10个安吉之外的嘉宾，其中包括福治。

福治跟当时的安吉县文广新局局长彭忠心（笔名雁远）是文友。雁远先生是一个勤于善于大手笔做事并重情义之人。福治和我一起曾经协助他策划“2018美丽安吉全国散文诗歌作品大展”活动，为中国美丽乡村建设增添了浪漫诗意。福治也为雁远先生诗集写过重要诗评。他得知福治英年早逝十分痛惜，立即写了挽联“功名尘与土口碑永流芳/归去云和月诗魂存大地”，深深悼念。

这个活动由中国散文学会、《国家诗歌地理》杂志、安吉县文联、安吉县文广新局、安吉县作协联合举办。

7月23日，福治组织我们几个评委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评选参赛佳作。除了他自己和我，另外两位是中国散文学会秘书长红孩和《中诗网》总编周占林。黑龙江的苏美晴、浙江的晓弦、河南的柳歌等三十五位作者分别获得此次征稿评选的一、二、三等奖和创作奖。

紧接着，8月1日，组委会在安吉举办颁奖仪式。福治邀请评委们前往颁奖。红孩因故没去，我和占林参加了全程活动，与安吉县委宣传部、县文联、县文广新局、县作协部分领导分别为与会的获奖作者颁发了奖金、证书。颁奖仪式结束后，组委会还举办了朗诵、采风等活动。彭局安排我们参观安吉多个精华景点，其中最令人震撼的是八亩墩古墓，这座古墓位于安吉县递铺镇古城村古城遗址东南侧约850米处，是龙山越国贵族墓群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当时正在挖掘，我们看的是考古工作现场。后来，当地政府建成了特别高端的专题博物馆。我还受彭局邀请去观赏过。

紧接着，8月18日，福治就在其主持的《国家诗歌地理》杂志上推出此次安吉采风专刊。除了我们俩之外，还有车延高、陈中海、周占林、陈泰久、陆大庆、程红梅、赵峰等的作品。

2016年11月11日—13日，福治主编的《国家诗歌地理》杂志编辑部、中国艺术家专项基金诗歌委员会与浙江临安东天目山风景区联合举办“中国诗歌地理万里行走进东天目山”采风活动。福治请我等来自全国各地的23位诗人参加。天目山植物繁茂，有许多野生果子。于是，风景区管委会自酿果酒。其中有一款是猕猴桃酿的。我们报到的当天晚上喝的就是这款。我知道自酿酒的厉害，或者说我一向不胜土酒的力道，所以没敢多喝，也就喝了三、四两吧。餐厅就在宾馆的楼下。等我上楼回到房间，那酒劲果然上来了，一时天旋地转，我出了一窝小猪（我老家方言，意思是“吐得一塌糊涂”）。从此之后，我对自酿酒尤其是自酿果酒避之唯恐不及。不过，我没有耽误接下来两天的采风行程，还及时写了作品，算是没有给福治太丢脸。

我的故乡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自古以来盛产丝绸，因此，我曾为父母官们策划“丝与诗”采风研讨活动。2020年10月28日-29日，第二十一届中国盛泽丝绸旅游文化节暨第四届中国绸都盛泽“丝与诗”采风研讨活动顺利举行。这次活动我也只请了10个苏州之外的嘉宾，张况、雁西、王桂林、倮倮、晓弦、冰峰、毕福堂等，当然还有福治。

左四、六为北塔和赵福治

六、河南：福治两度请我去他的老家商丘

福治来京后，与家乡的联系颇为频繁。比如，他曾介绍给我商丘诗歌界的翘楚人物柳歌先生。柳歌的诗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深得多方面的喜爱。我曾在我主持的北京地铁四号诗歌坊中不止一次展示。

柳歌来自商丘所属最大的县区永城市，永城因为拥有大煤矿而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在柳歌等人的热心推动下，在福治的大力支持下，2010年，该市成立了诗歌学会。2010年12月18日至19日，他们举办了“中国诗人‘走进永城·诗意芒砀’采风活动暨永城市诗歌学会成立大会。嘉宾有好几十个，绝大部分都是河南各地的尤其是商丘本地的诗歌界人士，如马新朝，高金光，李传申等，还有在京河南籍的诗人周占林、杨志学等。只有洪烛和我是特邀省外嘉宾。

仪式结束后，柳歌和福治带着我们浩浩荡荡地去参观了芒砀山，尤其是北邙山里的汉墓。我们在宽大的墓室里盘桓良久。后来，我写了一组探讨死亡主题的长诗，就叫《北邙山》。所以，我非常感谢那次采风活动。

晚饭后，有些嘉宾出去享受多彩的夜生活；我跟福治在宾馆里喝清茶聊大天，聊诗歌、聊人生、聊社会。

在这之后，我与柳歌和福治互动颇为频繁，包括我请他们去过我老家参加诗歌活动。2011年5月1日，我请他俩一起参加了我们世界诗人大会中国办事处在北京林翠书院举行的成立仪式。

2016年9月12日，永城市诗歌学会举办“中秋诗会”。当地老中青三代诗人、诗歌爱好者60多人欢聚一堂。这个活动还是由福治力助。我作为特邀嘉宾，做了一场题为“草原诗学”的讲座，勉励会员们在诗歌创作中注重深度和广度，像挖掘草原矿藏那样在诗歌的土地里挖掘生活素材及创作灵感，汲取精神养料，拓展思维空间，提升创作水平。在互动环节中，我还朗诵了自己的作品《草原上的河流》，不仅为北方的草原诗学张目，还给中原的中秋诗会助兴。

其实，福治从事诗歌评论多年，他的评论既有深刻的见解，又有斐然的文采；他自己举办讲座肯定也非常精彩；但他总是把这样的机会让给我这个“外来和尚”。

七、河北：福治和我联袂为张家口的诗歌大业添砖加瓦

大概是2012年初，诗人、媒体人刘霞在北京东部某处办了一个艺术展览，邀请我去参加。我带福治同去。当时受邀去看展的人很多，一众人在刘霞亲自引导下参观展览快要结束时，她悄悄跟我说张家口的诗人风涛先生来了，让我到前厅去见面。那时，我刚刚为风涛先生的诗集《清水河》写完序。

我们来到前厅，一位穿着藏青色西装的中等个子中年男子迎上来，笑眯眯地，很有力地跟我们握手，很热情地跟我们招呼。刘霞给我们找了个僻静角落，让我们坐下来喝茶聊天。聊了一阵，风涛先生说他还有事，先行告退，邀请我们去他工作的河北涿鹿县考察。他跟大家相互留了联系方式，说后会有期。

福治那时在办《中国诗歌在线》杂志，并以此为平台，在不同地方做一些诗歌活动。不久之后，他跟风涛联系，商定在涿鹿县做一个全国性的诗歌征文比赛活动。标题是第一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全国诗歌大赛，主题是弘扬三祖文化、桑干河文化。

按照一开始的计划，组委会请我和福治等作终评委委员。那时，北京与张家口之间交通不太方便，只有绿皮火车，到了张家口站，还得麻烦涿鹿县政府派车来接我们。福治跟我说，他之前去过一次涿鹿，是从德胜门乘坐长途大巴去的，虽然中间要倒一次车，但能抵达涿鹿县城，还算方便；他动员我也乘坐长途大巴去。我俩同龄，那时正当壮年，那时中国的大巴客运颇为发达，我时不时乘坐大巴旅行；于是，我立即答应。我们哥俩于6月1日下午从德胜门出发，大巴车摇摇晃晃，赶到涿鹿时，已经暮色四合。听说，比我们先期到达的评委苗雨时先生和寇宗鄂先生两位前辈已经用过晚餐，有点疲劳，已经歇息了。苗老最近也驾鹤西游，哎！

第二天，我们四人与张家口作协主席冀海莲女士组成评委会，对参赛作品进行评选。经过一天半紧张而辛苦的工作，6月2日我们就顺利完成了。风涛让我们多留两天，看看涿鹿的美景。我们去看了丁玲的故居，即位于温泉屯的她写作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两间小屋子。

6月3日上午，我们几个评委共同参加了中华三祖堂景区的常态化拜祖活动，我还被安排代表来宾恭读祭文。

2012年6月20日，就在位于涿鹿矾山镇的中华三祖圣地举行了中华三祖圣地——涿鹿端午诗会暨第一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全国诗歌大赛颁奖典礼。正值端午节期间，三祖堂前人山人海。除了评委代表、获奖者代表，风涛和福治两边还分别邀请了不少县内外甚至省内外嘉宾。福治代请的有北京的占林、河南的柳歌、浙江的沈健、福建的罗唐生等。

2012年底，我突然接到时任涿鹿县作协主席、散文家刘存根先生的来电。他首先报告我一个喜讯，在风涛等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他们要成立文学院和书画院。然后呢，他们要请我和福治和中国散文学会时任办公室主任现任秘书长的董彩峰女士去分享这份大喜、见证历史——参加成立仪式。虽然时序已经是隆冬腊月，塞外早已是冰天雪地；但我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了，而且我保证还要带一批书去，表示对文学院成立的支持。彩峰女士也说要捐书。存根他们特别热情，说一定要派车来接我们和书。当时塞北刚刚下了一场大雪，我能想象我们去涿鹿必经的长城一带必然已经是“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既美丽又危险。我想到自己还要带好几箱子书，董主任也要带书；我就同意他们驱车前来接我们。

非常巧的是福治当时与董主任是芳邻。12月28日下午，存根主席和另一个朋友开着一辆私家车从涿鹿出发，到北京后，先穿城而过去南边接上福治他们，待到我家附近，天已见黑。于是，我们摸黑走夜路前往涿鹿。本来路上就有积雪，到了长城一带，突然又下起了雪，而且越下越大。我们到附近的服务区去避了一阵，同时吃了一点热乎饭。等雪小了点，我们继续前行，车速不得不放慢。因此，到达涿鹿时，已是深夜。风涛等朋友还在办公室等着我们，请我们小酌驱寒。这次风雪夜过长城奔涿鹿的经历让我由衷感慨：燕赵多义士也。大言不惭地说：这样的义士包括风涛、存根他们，也包括福治、彩峰和我吧。

12月29日上午，涿鹿文学院、涿鹿书画院成立仪式如期举行，包括聘任仪式和捐书仪式。刘存根先生和任利成先生分别被聘任为涿鹿文学院和涿鹿书画院院长。我们捐的书不算多，但也摆了一大片。我似乎有点宿酒未醒，但福治总是把讲话的机会“推给”我。我说，这些书适得其所，给涿鹿比放在我家里更能起作用。我祝愿：涿鹿文学院和书画院是冬天里出生的孩子，来年春归，将茁壮成长。

我跟张家口的诗缘久远而深厚，其中至少一半跟福治有关。我策划的活动请他捧场，他动议的项目我也分享。

比如，2014年新春刚过，福治去康保县拜访刚刚转任到那里的风涛。他俩决定在福治所办的《国家诗歌地理》杂志（其前身就是《中国诗歌在线》）上做一个张家口诗歌专辑。人选由风涛与福治商定，序言基本内容也是由两人商定，不过，由福治执笔。此外，福治还采访了几个“口外”人士对张家口诗歌的概括性看法，其中包括占林、雁西和我。

稍早一些，2013年年底，我跟风涛先生开始策划筹备“康保首届草原诗会”，其重头戏是“中国康保‘佳益杯’海内外诗歌大赛颁奖”。这个活动是我策划的，但具体实施过程中很多事情都由福治帮办。大赛征稿启事在2014年元旦之后就公开广为发布。在六个月的时间里，征集活动得到海内外广大诗人的积极响应，共征集到来自国内27个省、市、自治区和美国、英国等国家275位诗人的作品1031首。

稿子征集结束之后，6月6日，在风涛的召集和安排下，福治、韩文戈、叶匡政、冀海莲和我组成评委会，在康宝开始进行紧张的评审工作。6月7日，我们的评审工作就顺利完成了。6月8日白天，福治和我参加了“诗歌创作与当下生活”论坛，晚上又一起参加了“张家口诗歌创作座谈会”。

2014年8月30日，本次诗歌大赛颁奖仪式在康保县二人台大剧院隆重举行。福治与我联袂而去当颁奖嘉宾。

第一届声势浩大、效果颇佳，于是我们再接再厉。2015年3月，第二届草原诗会优秀作品征集和首届康巴诺尔文学奖作品征集活动开始启动。因为那段时间我在国外访问，第二届的评审工作我没有参加，是由苗雨时、福治、大卫、冀海莲、韩文戈和李楠以及白兰担任评委前往帮办的。不过，我参加了6月18日举行的颁奖典礼。福治和我提前两天就去了。17日，我俩参加了由康保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康保草原诗会组委会共同举办的第二届康巴诺尔与诗歌对话论坛并担任主讲嘉宾。18日，我们又一起担任了颁奖嘉宾。

右二、三为赵福治和北塔

诗人韩咏华是张家口诗歌界的女汉子。2015年8月7日-9日，她操持的泥河湾文化节在阳原县和怀来县丰富举行。福治和我以老友嘉宾参加。这次没有我俩需要操持的会务，行程非常轻松愉悦。

从2012到2015年这四年间，可以说是张家口诗歌史上的高光年份，可以说其中有福治和我的一点心血。福治比我付出的更多——不仅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大量发表张家口诗人写的和口外诗人写张家口的作品，而且他自己也动手写，不仅写诗，还写有关张家口诗歌的评论。比如，他曾为风涛的诗集《内流河》，写过优秀的评论《描述一条内心的河》。

在此需要补述一点情况。

罗唐生先生大腹便便、大大咧咧，颇类“唐僧”；他说他确实用过笔名“唐僧”，但他更喜欢自己被叫做“土豆”。我说我是“石头”，因为我写过许多关于石头的诗——肯定超过他写土豆的。我虽然一直没有启用“石头”这个笔名，但我不久之后，就在北岳文艺出版社推出了我的石头诗选——《滚石有苔》。

期间，唐生与他的哥们张嘉泉一路上都在谈论他们的一个宏大设想。大体的思路是：古有竹林七贤，当代要有丛林七子。我问，七贤们的竹林所在地现在虽然难以考证，但他们是有竹林的；七子们有丛林吗？唐生他们连声说，有啊，已经物色好了，就在福州郊区的一都镇。他们打算在那里建立“诗人村”。他们邀约福治、占林和我加入，说将来我们可以以“村民”的名义去那里长居、写作、活动。当时他们拟定的另外两子是四川的杨然和北京的张后。张后是我的老友，杨然跟我神交已久。于是我说我愿意与朋友们做同林诗鸟。

回到福州后，唐生与嘉泉就加紧推进丛林七子诗歌运动。首先，唐生向我和福治等定向约稿，编就了《一都诗人树——丛林七子诗集》，2013年8月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该诗集旨在强调诗歌应回归自然，通过“丛林”意象传递生态意识与文化传承（与“竹林”文化的继承关系），同时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的结合。著名诗评家孙绍振先生为该诗集做序，评价说该集“具有北斗七星般的指向性”。

紧接着，2013年10月，唐生他们又动用当地广泛的人脉资源，组织举办“中国诗歌万里行走近一都丛林”活动，据说参与人数多达数百。我因为那时正好率中国诗歌代表团在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访问并参加第33届世界诗人大会，所以没能躬逢其盛。好在福治和占林都去了。

唐生曾向时任福建省作家协会秘书长现任主席林秀美女士推荐我去做文学讲座。讲座的时间定在2017年6月18日父亲节，场所就是2013年10月那场诗歌活动的主会场，即福建省图书馆。这算是唐生给我的弥补，弥足珍贵。当然，这一缘分还要感谢福治的起造和牵线。

八、湖北：最后一次见面

一同参加安吉诗会的程红梅女士笔名艾辛，来自武汉，是一位既温婉又泼辣的巾帼英豪。在她的大力引荐下，福治曾为武汉市新洲区和长江新区策划实施了两场非常有意思的活动。

2018年11月11日、12日，武汉市新洲区政府、区文旅局、汪集镇办事处联合举办了新洲区第三届弦歌节暨“弦歌杯”“我爱汪集”全国散文诗歌征文颁奖典礼。福治请祁人、占林、泰灸和我四个老友担任颁奖嘉宾。11月11号，颁奖仪式在弦歌堂举行。仪式结束后，我们移步堂外，立即被非遗项目新洲区汪集街堤围村徐兴湾“高台狮子表演”所震惊，现场有上千名群众围观，锣鼓喧天，拥挤不堪。

此次采风点位中有问津书院，其前身为孔庙，以《论语》“孔子使子路问津”典故而命名，始建于西汉淮南王刘安时期，自明万历年间，正式以“问津书院”名世。子路是我的始祖，因为我的爷爷姓仲，而且我们这一支的祖先就是北宋灭亡后不久护送宋高宗赵构从金国逃到临安登基的仲基。或许冥冥中我的始祖仲由庇佑我的灵感之泉，我后来写了一组题为《问津书院之问》的诗。

11日晚上，我们下榻在一所老客栈里，隔音效果不佳；福治住我隔壁房间，夜里我不时听见他的咳嗽声和吐痰声，咳得相当厉害，可以想象痰必然比较多比较浓。早上起来见面后，我跟他聊起他的夜咳问题。他说这是老毛病了。我建议他治疗。他说，他正在服用化州橘红，泡水喝，很方便。我那时慢性咽炎其实也在发作，他建议我也服用橘红，说治疗嗓子发痒、咳嗽，效果很好。但我没有服用，因为从他的症状来看，我不太相信他所说的效果，同时我也担心他的身体，因为他的身体毕竟出过比较严重的问题；我脑海里时不时闪现他躺在医院里那痛苦的样子。不过，我看他跑上跑下，忙这忙那，似乎他的身体并无大碍，也就不再太挂碍。

紧接着，福治在2018年12月号的《国家诗歌地理》中既登载了此次活动的详细报道，还选发了“我爱汪集”全国散文诗歌大赛优秀参赛作品及我们的采风作品，包括福治自己的《汪集走笔》（组诗）、占林的《汪集乡下的早晨》（外两首）、我的《汪集及问津书院之问》（组诗）、泰灸的《汪集弦歌》(外一首)、霜扣儿的《汪集组诗》以及红梅的《汪集》（组诗）等。

新冠瘟疫发生之后，福治的“诗歌生意”跟各行各业一样，异常萧条；他不得不退租了北京的房子，回到了河南老家。但我们保持着微信和电话联系。他时不时跟我感叹，现在形势不好，文学活动不好做啊。我安慰他慢慢会恢复的，会好起来的。其实，我内心何尝不知：他的、我的、我们的好时代已经过去。其实，所谓的“好”也是相对而言，“相对的好”也可以理解为“相对的不那么坏”，我们遇到过那么样的一个相对不错的时代，已经算幸运了。

我跟福治的最后一面是去年冬天在武汉长江新区仓埠镇见的。早在2024年初夏，他就跟红梅策划并实施这个叫做2024“靠山小镇杯”“大美仓埠”全国诗歌大赛的活动。策划基本妥当之后，他就给我打电话，说要请我参加。当时，我正在黑龙江给肇东授予世界诗人大会创作基地的牌匾。他说，武汉长江新区也想申请建立这样的基地。我当即口头就答应了。他办的事我一般都放心。

2025年1月22日，过大年前夕，“大美仓埠”全国诗歌大赛颁奖典礼暨武汉长江新区仓埠街2025年春节联欢晚会在靠山小镇举行。除了福治和我，湖北省文联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永泽，武汉市文联副主席陈菁，武汉市文联秘书长付里进，长江新区宣传部长郑玲靓，北京《诗刊》杂志事业发展部副主任蓝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特聘驻校作家刘能英以及来自湖北内外的获奖诗人代表等300余人参加了本次诗会。福治安排我代表世界诗人大会现场为靠山小镇授予“靠山诗歌小镇”原创基地牌匾。

会后照例是采风，在当地的土特产博物馆，我买了风干鱼和酱肉等年货。我们还去参观了仓埠人的母亲河仓溪。作为长江的支流，这条河本来水是相当大的，应该叫仓江或仓河。结果，由于饥馑年代围河造田运动，江萎缩成了溪。我开玩笑说，这条江有这样的命运可能是因为一开始名字就被取小了。

我写了两首采风作品，发给福治。他很快就编发在了美篇里。其中一首就题为《致仓溪》，云：“多少白手帕如白蝴蝶，飞着飞着，就成了孤帆远影”。福治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他的文字、他的情谊将永留在我的脑海里、心海里，如同远影——虽然远了，成了影子，但隐约还在，永远不会随流水逝去。（编辑/爱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