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束有春
三．朝鲜“甲申之难”，日本趁机逼走清政府戍朝军队
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朝鲜大院君李昰应煽动乱兵杀害了朝鲜执政者数人，又焚烧了日本使馆，将七名在朝鲜当“练兵教师”的日本人杀害，引起了事端。
日本驻朝鲜大使花房义质在暴乱中逃命，最后步行回到日本长畸。
朝鲜与日本从此正式结下了梁子，两国外交开始交恶对立。
朝鲜再次面临着被日本随时报复的危险，只有依靠清朝政府的力量，才有可能化解危机，处理好国内国际矛盾。
而此时，原先在朝鲜的清朝政府官员马建忠、丁汝昌已经率舰船回国了。
李鸿章因“丁忧”暂时辞官回家尽孝，北洋大臣由张树声接任。
张树声电令已经返回国内的马建忠，让他会同丁汝昌，迅速率威远号、超勇号、扬威号三艘军舰返回朝鲜，“东渡观变”，防止日本把事态扩大化，防止朝鲜被日本进一步拿捏。
六月二十七日，中国三艘军舰奉命，迅速抵达朝鲜仁川，停泊在月尾岛。谁知日本海军少将仁礼景范乘坐的金刚舰已经先到了。双方不期而遇，剑拔弩张。
而朝鲜臣民则惶惶不可终日，“望中国援兵”，亟盼中国军队尽快到来救难，他们不希望见到日本兵。
中国军队到达后，马建忠上书北洋大臣张树声，要求将部队快速开进朝鲜王京汉城，以捉拿叛逆者，如果延误时机，很容易引起动乱事态扩大，给日本造成口舌。如果日本人阴谋得逞，那就会“损国威而失藩封”。
与此同时，丁汝昌也暗中回到国内，搬兵增援。
七月初三，日本兵舰又陆续来到朝鲜仁川，陆兵快速登岸，占领了仁川、济物浦。
逃命回去的日本大使花房义质又亲自带领部队，攻占汉城。
四天后的七月七日，中国兵舰威远号、日新号、泰西号、镇东号、拱北号到达仁川。接着，提督吴长庆率领的南洋号两艘轮船3000名士兵也到达，中方至此有了7艘船舰在朝鲜海域。
中国这支由3000人组成的队伍到达仁川时，也于当日登岸，快速向汉城进军，与日本军队抢占有利地形。
到了七月十三日，中方军队将朝鲜叛乱头目、大院君李昰应抓获，押送到天津；余下叛乱人员很快落网。朝鲜终于依靠中国的力量，平息了“乱党”。
经调查，李昰应是朝鲜国王的“本生父”，秉国政十年，等到小国王李熙长大亲政时，王妃闵氏怂恿亲属削弱李昰应权力，致使李昰应心生怨望。后来又出现闵妃亲属克扣军饷、逮捕军人一事，军人奔赴李罡应处诉求，李罡应就以“国太公”身份再次总揽国权。但他对乱党人物又不捕治，缺乏政治手腕，更缺少铁腕，致使祸害根子没有及时除掉，对朝鲜社会不稳定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一直到光绪十二年，清政府才将李罡应从天池释放，回到朝鲜。朝鲜国王李熙奉表谢恩，并向清政府贡方物。当然这是后话了。
再说日本大使花房义质进入汉城后，以朝鲜乱党“焚馆逐使”为由，要挟朝鲜，提出许多无理要求，致使双方谈判难以继续下去，中方代表从中斡旋，也无济于事。
日本大使花房义质“恶声去，示决绝”，骂骂咧咧的离开谈判桌，要与朝鲜断绝外交关系。
朝鲜人十分惧怕，只好赔偿日本黄金五十万两，允许日本军队“宿兵王京”，并开通杨华镇市埠。
中方亦以提督吴长庆所部留镇朝鲜，以维护朝鲜的和平稳定。从此，中国与日本都在朝鲜汉城驻兵了。
但是，到了光绪十年（1884年）十月十七日，朝鲜再次发生暴乱，“维新党”向“守旧党”即当今政府发难，冲入王宫，杀害大臣，挟持国王，要兴废立之事。
日本完全站在“常游日本、暱日人”的亲日派“维新党”一边，并乘机让军人持枪占领朝鲜王宫，日本兵与“维新党”都持有枪械。
中方提督吴长庆应朝鲜臣民呼请，出面进行平乱。吴长庆指责日方行为不端，图谋不轨，要求日方军队迅速从朝鲜王宫撤兵。但日方根本不予理睬。
对此，朝鲜臣民再次呼请吴长庆直接带兵进入王宫救人。清政府作为朝鲜的“上国”地位，已经深入朝鲜民心，遇到困难时，朝鲜人总是想到中国，想到请中国出来帮忙斡旋调停，平息事端。
由于害怕伤及国王，中国军队开始没有开枪。但日本兵却不按常理出牌，“连发枪毙华兵甚夥”，致使许多中国军人中弹身亡。这种历史上的教训，我们一定要代代吸取。与日本强盗相邻相处，有时是没有常理惯例可言的，因为他们血流里流淌的就是侵略掠夺。
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在朝鲜领土上开战了，双方在王宫门外交火，最后是，日本人在自焚日本国的使馆后，跑到济物浦那个地方去了。
朝鲜国王在混乱中逃进一座寺庙，后被中国军人寻找到而安全脱险。
在这场暴乱中，日本不仅与朝鲜构怨日深，而且也对中国军队开了火，打死了许多中国士兵，中日两国矛盾开始激化。
在接到朝鲜方面书面报告后，光绪皇帝任命吴大瀓为办事大臣，赴朝鲜处理善后。
日本亦派全权大臣井上馨来到朝鲜，同时还开来6艘兵舰壮威，军舰所载的陆军也由济物浦登陆上岸。中日战事，在朝鲜半岛上，可谓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呀。
在日本强硬的军事力量威逼面前，清朝政府无能为力，最后反而让日本占了上风。日本强迫朝鲜接受五项条款：
一．朝鲜向日本修书谢罪；
二．抚恤日本被害人十二万元；
三．将杀死日本太尉林矶的凶手处以极刑；
四．重建日本驻朝鲜新使馆，由朝鲜出二万元充当建设费；
五．日本增加在王京汉城的戍兵数量及军事装备，兵房由朝鲜负责建设。
这就是朝鲜的“甲申之难”。
第二年即光绪十一年（1885年），日本又派遣宫内大臣伊籐博文到天津，与清政府就朝鲜问题进行交涉。
清政府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吴大瀓为副手，与日本进行谈判。
经过李鸿章与伊籐博文“再四磋商”，最后达成双方都从朝鲜撤兵协议，致使“中国戍朝鲜兵遂罢归”。
日本正在逐步推翻中国在朝鲜的“上国”地位，以最终达到由日本来控制朝鲜的战略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