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东三省，建立伪满洲国。 1935年，在天津，日军要员梅津美治郎与国民党要员何应钦签订《何梅协定》，把国民党军主力部队撤出华北，让位给日军。
4，全面侵华
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全面侵华，天津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桥头堡，大面积市区和南开大学被炸成火海，天津大学（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师资力量和各种实验器材十分丰富）被劫掠一空，占为兵营，大学实验室的器材运回日本。
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屠杀30万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军人。
1938年，成立“联合准备银行”，通过印钱（银联券）进行经济掠夺。
此后，日本向中国全面推进，国民党正面战场与之进行了一系列战役，有胜有负，以负为多，损失惨重，可歌可泣。如“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会战、徐州会战、台儿庄之战”等一系列大型会战，涌现了张自忠、孙立人、戴安澜、李宗仁、杜聿明、佟麟阁、赵登禹等一系列抗日名将。八路军建立敌后根据地，以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以及百团大战多种方式，林彪部队的“平型关大捷”，杨成武的部队在太行山区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等等，涌现了吉鸿昌、杨靖宇、彭德怀、刘伯承等诸多抗日名将。
抗战中存在“亡国论”与“速胜论”，毛泽东进行了批驳，著有《论持久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文章。指出：“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蒋介石则提出“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从1928年开始，聘请德国军官当中国教官，训练军队，大量购买德国武器，长达十年，1934年，蒋介石计划建立60个“德械师”，但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时只完成20个，中国兵工厂的武器“中正式”和“汉阳造”，也是德国人帮助建造的。
抗战中的力量对比：日军350万至370万，伪军（汉奸）300万，国民党军530万，八路军90万，民兵200万。汪精卫伪政府军9万。日军士兵大多数是小学以上文化，中国军队大多数是文盲，不识字；日军士兵每人配发400发子弹，中国军队大多数只配发4发子弹（为什么中国文盲多？因为清政府搞文字狱，限制汉人文化普及，清末识字者只是千分之一，抗战时期八路军根据地大力普及文化，识字者总体达到百分之一）。没有文化，加之配发武器不够，作战必然吃亏。也是中国方面损失惨重的主要原因。
具体到天津，抗战期间早期活动着四股力量：日伪方面，共产党地下党方面，社会各界具有抗日倾向的人，还有国民党军统领导下的一支年轻队伍“抗日杀奸团”。而共产党的地下党，是在华北局领导下，领导人是刘少奇，1936年1月他来天津亲自部署了具体工作。当时日军驻屯军司令部就设在天津的海光寺。伪政府建立的“华北联合准备银行”总经理程锡庚，就被抗日杀奸团除掉。
我的《成色》和《地下交通站》两本书，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展开描写的。《成色》一书，写的是1935年《何梅协定》签署前后发生在天津的故事，那时日本军队已经大面积驻扎在天津，日本商人随机进入天津商界，他们依仗军队的优势，欺行霸市，杀人越货，无恶不作。一个叫王长生的老太监，从清宫出来后到天津落脚，因为手里有一枚高价值的翡翠扳指，引起日本商人的觊觎，他们采取各种卑鄙手段要攫为己有，因为签订了《何梅协定》，天津人民不敢公开对抗日军和日本商人，于是，各种冒死的斗智斗勇依次展开。这本书是以一枚翡翠扳指开篇，引出后面惊心动魄的一系列故事。日本人口口声声说中国人是劣等民族，中国所有的资源理所当然应该能送给日本，不给就抢。这本书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究竟谁是劣等民族，日本人的逻辑和所作所为算是什么成色？
《地下交通站》一书最初的动议，是我有一位朋友给我讲过她父亲的故事，她父亲的化名是“辛二牛”，在北平、天津和保定三处开着杂货铺，三地来回跑，其实是三个地下交通站，承担着传递情报和输送货物的任务，因为工作出色，给敌人造成极大威胁，日军在前门楼子上张贴布告：抓住辛二牛赏大洋十万。当然始终没有抓到。解放后辛二牛去世后葬在八宝山公墓。这一切，给我带来写作的灵感和冲动。
天津做为当时北方工业中心和经济集散地，承担着为根据地输送棉布、药品、五金和电器零件等任务。在日伪严酷统治下要把货物运出天津，有多么困难，可想而知。当时天津估衣街有个“中西大药房”，就承担了筹集药品的任务，办事员叫“尤真”，解放后当过天津副市长，后来调到全国人大任职。天津五大道之一的睦南道有一家米栈，也是地下交通站。是我《成色》一书的原型，很多故事发生在这里。
当时天津做为沦陷区，是被封锁的。要把货物运出去，一方面要打通上层的关节，另方面要打通地方的主管。当时天津往外运输主要走水路，通过大红桥水路到达冀中的胜芳，再转移出去。天津是九河下梢，水路多，码头也多，那时很多码头被“青红帮”把持。大红桥水路的码头是被“红帮”把持的，地下党就打入了红帮。当时红帮首领是姜般若。这个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后来和张伯苓、严修创办南开大学南开中学，所以还是周恩来的老师和朋友，具有进步倾向。地下党的很多货物，经过他把持的大红桥水路，运送出去，为抗战立下汗马功劳。
《地下交通站》一书还写到了天津当年有名的“三不管”，天津的商业中心“劝业场”，写到日本人对天津的经济统制，老百姓只能吃杂合面（三成粮食，七成杂质），写到日本人征集铜铁，写到征集慰安妇，写到日本人强迫普及日语教育，当然也写到如何除掉罪大恶极的日伪人员，以及夺军马、夺棉纺厂、拔掉害人的卡口等一系列行动。其中塑造了周旋于各派势力之中的杂志社编辑、地下党外围成员梁海涛，塑造了深入敌伪套取情报的女作家翟小倩（这个人的原型是“上海三才女”之一的关露）等。因为她的特殊经历，解放后上级领导不同意她与梁海涛结婚，造成人生极大缺憾。
梁海涛因为父亲的主张，只做为地下党“外围成员”参与各项活动，他的哥哥是冀东八路军的团长，弟弟死在日军刺刀下。父亲为了留他这条根，不让他到地下党的抗日一线。但他在当时情境下，按捺不住，虽是“外围”却比一线干得更起劲、更精彩，因此也更危险。之所以干得起劲，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出生入死，义无反顾，就因为，他有知识，能够看清日本人虽猖狂却不可能长久，中国人是日本人的好几倍，只要团结，一定能战胜侵略者，取胜只是时间问题。
那一时期，与天津市区抗日斗争相对应的，有冀东、蓟州的抗日武装，领导者为李运昌和包森等人，他们在1938年曾经组织了20万人的冀中抗日大暴动，后来被打散，又化整为零组织了抗日游击队，与天津市区内的地下党组织互相呼应，互相支持。1939年包森指挥部下巧妙活捉前来捉拿自己的日本天皇表弟、宪兵大佐赤本，这件事和击毙“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一样，极大震动了日本朝野。1942年包森在战场中弹牺牲。后人写作冀东抗日的时候，都会写到包森。某些人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说辞纯属无稽之谈。只是因为八路军人少枪少，不可能像国民党军那样大规模作战。这一切，我在《地下交通站》一书中，以好几个角度予以表现。
这本书的开篇就写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一个地下交通员打算为冀东游击队送情报，过卡口的时候被发现，他吞下了情报，被日军杀死后剖腹，又用磨盘将他磨成肉泥，并张贴布告广为宣传。日军的残忍和无恶不作激起广大天津人民的极大仇恨。民间孕育着地火、岩浆一般的抗日情绪。
这本书写完后，起初我一段段发在《天涯》网上，很快来了一位图书公司的编辑，联系我，要求出版这本书。我和他签订协议后，他们用了一年时间，找了十几家出版社，因为里面涉及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问题，都不同意出版，最后，图书公司找到了国务院下属的“中国言实出版社”，他们把握国家政策可能更准确一些，或者说，更敢于承担风险，便顺利出版了。这件事曾经让我感慨了好长时间。也因为初期发在网上一部分，造成这本书的一些情节被抄袭，出现在某部电视剧中。我在看电视剧时，发现他们把发生在天津的事件安在了其他城市头上，虚构的人物对话也是我的原版。从另一个方面讲，说明这些情节比较典型。天津著名评论家夏康达教授也曾经对这本书给予很高的评价。
我写作《地下交通站》这本书，曾经得到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于建的指导，他是我的老同学，是全国12位最知名党史专家之一，曾经接受过国家最高领导的接见，上过“新闻联播”。但我的创作虽然与“史”有关，毕竟是文学作品，毕竟是一家之言。并不能完全反映和概括天津人民的抗日斗争。天津做为日军侵华的“桥头堡”，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具有独特作用和意义，我也期待更多关心天津人民抗战的作家和写作者介入进来，深入研究，精心写作，产生更多更好的上乘之作。
五，关于“抗战文学”创作的几点感悟
1，对抗战大局要有总体把握，如日军侵华的来龙去脉，中国如何被动抗战，国共两党如何表现，社会各界如何表现。
2，对抗战过程中的典型事例有所了解，如国民党方面的，共产党方面的，社会各界的。
3，爱憎分明，带着民族感情，不人云亦云，独立思考。
4，高屋建瓴，在百年历史和千年历史中看抗战，看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坚信：民族解放、国家振兴、百姓民生，是永恒的文学主题，数不清的历史事件，就是文学创作的历史大背景和取之不尽的文学素材。
5，挖掘思想深度。文学就是人学，讲文学深度就是讲人性的描写。那么，抗战与人性这二者关系如何摆布？写抗战文学，人性的描写要服从抗战的大局。抗战涉及民族危亡，是最大的人性。抗战文学，先是抗战，还是先是文学？先是抗战，会侧重事件，先是文学，会侧重人性。但我主张应该侧重事件。没有日本入侵，中国人的人性表现会有不同。也就是说，特定环境下的人性表现会有不同。甚至各种变态的、变异的、离奇的、不可思议的人性表现都可能出现。这方面的思考，还可以继续深入。任何背离历史事实的文学创作，即使喧嚣一时，也没有实际意义。（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作者简介】岩波，原名李重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加拿大中文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长篇小说《理想国》《红星谱》《1943，黄金大争战》《今夜辰星璀璨》《开锁》《狼山》《鸽王》《饮食男女》《那年那些兵》《暗战》等20余部，逾600万字；小小说《健忘症》入选2011“当代世界华文闪小说精品文库”。长篇小说《男上司与女上司》获2011“长江杯”现实文学类季军奖。长篇小说《女市委书记的男秘书》于2011-2014连续四年获《新浪中国·好书榜》前5名。短篇小说《父与子》获贵州文学“2015作家100强”。歌词《延安情》《握住母亲的手》获全国大赛银奖，《天津民谣》获全国大赛金奖，2017年被中国大众音协授予“中国歌曲创作金牌作词”荣誉称号。散文《阿岗昆和毛乌素的两个中秋》获2021加拿大加中文化交流协会“特别荣誉奖”。中短篇小说集《多伦多华人》获中国侨联2021“著述佳作奖”，被米国国会图书馆、加国多伦多大学图书馆、米国杨百翰大学图书馆、米国俄亥俄州大学图书馆收藏。长篇纪实文学《风雨毛乌素》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2022中国农家书屋重点推荐书目》，入选中宣部、农业农村部《2022中国农民喜爱的百种图书》，入选教育部《2023全国中小学图书馆重点推荐书目》。微短剧《多伦多今日有雪》获“美中作协杯”2024全球大奖赛三等奖。长篇小说《成色》《地下交通站》《离婚男人》《今夜辰星璀璨》《古玩圈》为天津人民广播电台保留节目。论文《中外粮食政策比较与启示》获“21世纪中国改革发展论坛”优秀奖；入选“新华文献”丛书《让历史告诉未来》。多部作品行销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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