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文/叶中
漳州月港作为明朝对外开放的重要港口,其历史地位举足轻重,但关于月港的地理范围却长期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月港仅局限于今海澄地区,另一种则主张"大月港"概念,认为石码及九龙江上游龙溪、平和、南靖、华安乃至龙岩、漳平等沿江水运节点均属月港体系。这一争议不仅关乎历史地理的界定,更深刻影响着对明朝海洋贸易史的认知,甚至直接导致了龙海月港申遗的失利。深入梳理这一历史争议,秉持实事求是原则还原月港全貌,对史学研究与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一、申遗失利背后的历史界定困局
龙海曾与泉州捆绑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却在关键阶段遗憾出局,核心症结在于对月港核心区域的界定出现了偏差。国家文史局长在考察龙海海丝文化研究会钦定的豆巷月港时,抵达容川码头后便掉头离去,省文史局后续调查也同样失望。耗资两亿多元修缮的"核心遗址",竟未能找到任何可证明其经营东西洋贸易的实物遗存,这成为申遗失败的直接导火索。
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源,在于龙海海丝文化研究会对月港范围的片面界定。他们仅依据明朝万历年间右侍郎吕旻修撰县志时的记载——"海澄旧月港也,为龙溪八都、九都之境,一水中堑回环如偃月,万室攒罗,列队百重,自昔号为巨镇",便将龙溪月港的核心区域锁定在海澄豆巷。这一界定看似有文献依据,实则忽略了三个关键历史节点,割裂了月港发展的完整脉络。
首先,无视唐朝时期漳东南林边埠的存在。林边埠作为闽西南与东洋贸易的早期据点,早已奠定了区域海洋贸易的基础,是月港文化的历史源头。其次,忽略了明成祖三年(1405年)林边埠乡民随郑和下西洋这一关键事件。正是这一历史契机,推动了龙溪月溪地区海洋贸易的兴起,若以此为起点,豆巷月港的所谓"核心地位"在时间线上便难以成立——总不能认为龙溪人民参与郑和下西洋168年后,才建起所谓的"海丝豆巷月港"。最后,漠视弘治元年(1488年)锦江埠的建立这一重要节点。成化末年(1487年)明朝关闭泉州港,直接促成了龙溪月港与泉州港的兴衰交替,而锦江埠的建立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实物见证,其时间比正德年间儒山月港的记载早78年。
更值得商榷的是,豆巷并不在吕旻所记载的龙溪八都、九都范围之内,将其定为月港核心缺乏文献的直接支撑。福建水运机构的历史资料早已明确"海澄港、石码港(古代统称月港)",其中海澄港泛指当年同安县厦门码头、海澄县浯屿港、港尾港等多个货运津渡,石码港则涵盖九龙江干支流的数十个码头节点。而所谓的八都、九都儒山月港,因地质活动早在1567年开海禁时便已远离江岸五里有余,其贸易功能已转移至南溪卓港,与豆巷无涉。这种以权力强行界定历史地理范围的做法,违背了历史客观事实,申遗失利也就成为必然。
二、史学研究应坚守实事求是原则
龙溪月港申遗的失败,本质上是史学研究中权力干预学术的悲剧。史学研究的核心准则是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客观存在,这也是党和国家对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脱离这一原则,仅凭权力意志界定历史、篡改事实,只会导致学术研究的僵化与失真,权力越大,其负面影响也就越严重。
龙海海丝文化研究会的片面界定,不仅无视了林边埠、锦江埠等重要历史遗存的存在,更割裂了月港与泉州港兴衰交替的历史逻辑。泉州港关闭于成化末年(1487年),而若按照豆巷月港的界定,其兴起时间晚于泉州港关闭近百年,这与"兴衰交替"的历史规律严重不符。事实上,三个关键历史节点共同构成了月港发展的完整链条:林边埠的唐代基础揭示了月港的历史根源,郑和下西洋的参与推动了月港的初步兴起,锦江埠的建立则标志着月港正式接替泉州港成为区域海洋贸易中心。这三个节点相互印证,为明朝商业经济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也清晰勾勒出"大月港"体系的形成过程。
历史研究中的学术争论本是正常现象,不同观点的碰撞有助于还原历史真相。但龙海月港研究中出现的权力干预、围攻打压不同意见的做法,不仅闭塞了言路,更扼杀了学术研究的活力。我们并不否定豆巷作为月港体系中十六个码头、四十一个津渡之一的历史地位,但将其拔高为月港唯一核心,显然违背了历史客观事实。福建四大港区之一的月港,其价值恰恰在于其依托九龙江水系形成的庞大贸易网络,这种网络性、辐射性的特征,正是"大月港"概念的核心内涵。
三、"大月港"概念的历史合理性
从历史地理与贸易体系的视角来看,"大月港"概念更符合明朝海洋贸易的实际情况。九龙江作为福建第二大河流,其干支流贯穿闽西南地区,形成了天然的水运网络。月港能够在明朝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关键在于其依托这一水系网络,整合了龙溪、平和、南靖、华安、龙岩、漳平等地的物产资源与贸易需求,形成了"众星拱月"的港口体系。
石码港作为月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明朝便已形成十五个码头,辐射范围涵盖浦头、新桥、碧湖、镇门等数十个货运节点,北至南靖山城、华安浦南,南至漳浦官浔,形成了贯通九龙江流域的贸易通道。这些码头如其中的浦头港,不仅是漳州城的重要港口,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南靖、龙溪等地的货物出海必须经过这里,通往沿海口岸、台湾及东南亚地区。同时,沿海的鱼盐也由此入城。这使得浦头港成为漳州东部周边地区重要的商品物资集散中心;承担着货物集散、转运、存储等功能,共同构成了月港的贸易网络。海澄港所属的浯屿港、港尾港等,則凭借其临海优势,成为远洋贸易的直接起点,与石码港等内河港口形成互补。这种内河港口与海港协同发展的格局,正是月港区别于其他单一港口的独特之处。
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月港的兴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非突然出现的单一港口。唐代林边埠的海洋贸易活动,为月港奠定了早期基础;明代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机遇,激发了区域民众的航海热情与贸易需求;泉州港的关闭,则为月港的崛起提供了历史契机。锦江埠的建立标志着月港贸易体系的正式形成,而此后九龙江流域众多港口节点的联动发展,则让月港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最终成为明朝"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
这种多节点、网络化的"大月港"体系,不仅符合明朝海洋贸易的发展规律,也得到了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的间接印证。尽管部分实物遗存因历史变迁遭到破坏,但九龙江流域众多古码头、古街道、古商号的遗迹,以及地方志中关于贸易活动的记载,都在无声地诉说着月港体系的庞大与繁荣。忽视这一体系的整体性,将月港局限于单一地点,无疑是对历史的片面解读。
四、结语
龙溪月港的历史争议,本质上是史学研究中实事求是与权力干预的碰撞。申遗的失利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必须建立在严谨的史学研究基础之上,尊重历史的客观存在,而非屈服于权力意志。"大月港"概念所蕴含的网络性、辐射性特征,更符合月港作为明朝对外贸易港口的历史实际,也更能体现其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
(备注:本文部分资料及照片参考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