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文/叶中
漳州月港作为明朝对外开放的重要港口，其历史地位举足轻重，但关于月港的地理范围却长期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月港仅局限于今海澄地区，另一种则主张"大月港"概念，认为石码及九龙江上游龙溪、平和、南靖、华安乃至龙岩、漳平等沿江水运节点均属月港体系。这一争议不仅关乎历史地理的界定，更深刻影响着对明朝海洋贸易史的认知，甚至直接导致了龙海月港申遗的失利。深入梳理这一历史争议，秉持实事求是原则还原月港全貌，对史学研究与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一、申遗失利背后的历史界定困局
龙海曾与泉州捆绑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却在关键阶段遗憾出局，核心症结在于对月港核心区域的界定出现了偏差。国家文史局长在考察龙海海丝文化研究会钦定的豆巷月港时，抵达容川码头后便掉头离去，省文史局后续调查也同样失望。耗资两亿多元修缮的"核心遗址"，竟未能找到任何可证明其经营东西洋贸易的实物遗存，这成为申遗失败的直接导火索。
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源，在于龙海海丝文化研究会对月港范围的片面界定。他们仅依据明朝万历年间右侍郎吕旻修撰县志时的记载——"海澄旧月港也，为龙溪八都、九都之境，一水中堑回环如偃月，万室攒罗，列队百重，自昔号为巨镇"，便将龙溪月港的核心区域锁定在海澄豆巷。这一界定看似有文献依据，实则忽略了三个关键历史节点，割裂了月港发展的完整脉络。
首先，无视唐朝时期漳东南林边埠的存在。林边埠作为闽西南与东洋贸易的早期据点，早已奠定了区域海洋贸易的基础，是月港文化的历史源头。其次，忽略了明成祖三年（1405年）林边埠乡民随郑和下西洋这一关键事件。正是这一历史契机，推动了龙溪月溪地区海洋贸易的兴起，若以此为起点，豆巷月港的所谓"核心地位"在时间线上便难以成立——总不能认为龙溪人民参与郑和下西洋168年后，才建起所谓的"海丝豆巷月港"。最后，漠视弘治元年（1488年）锦江埠的建立这一重要节点。成化末年（1487年）明朝关闭泉州港，直接促成了龙溪月港与泉州港的兴衰交替，而锦江埠的建立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实物见证，其时间比正德年间儒山月港的记载早78年。
更值得商榷的是，豆巷并不在吕旻所记载的龙溪八都、九都范围之内，将其定为月港核心缺乏文献的直接支撑。福建水运机构的历史资料早已明确"海澄港、石码港（古代统称月港）"，其中海澄港泛指当年同安县厦门码头、海澄县浯屿港、港尾港等多个货运津渡，石码港则涵盖九龙江干支流的数十个码头节点。而所谓的八都、九都儒山月港，因地质活动早在1567年开海禁时便已远离江岸五里有余，其贸易功能已转移至南溪卓港，与豆巷无涉。这种以权力强行界定历史地理范围的做法，违背了历史客观事实，申遗失利也就成为必然。
二、史学研究应坚守实事求是原则
龙溪月港申遗的失败，本质上是史学研究中权力干预学术的悲剧。史学研究的核心准则是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客观存在，这也是党和国家对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脱离这一原则，仅凭权力意志界定历史、篡改事实，只会导致学术研究的僵化与失真，权力越大，其负面影响也就越严重。
龙海海丝文化研究会的片面界定，不仅无视了林边埠、锦江埠等重要历史遗存的存在，更割裂了月港与泉州港兴衰交替的历史逻辑。泉州港关闭于成化末年（1487年），而若按照豆巷月港的界定，其兴起时间晚于泉州港关闭近百年，这与"兴衰交替"的历史规律严重不符。事实上，三个关键历史节点共同构成了月港发展的完整链条：林边埠的唐代基础揭示了月港的历史根源，郑和下西洋的参与推动了月港的初步兴起，锦江埠的建立则标志着月港正式接替泉州港成为区域海洋贸易中心。这三个节点相互印证，为明朝商业经济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也清晰勾勒出"大月港"体系的形成过程。
历史研究中的学术争论本是正常现象，不同观点的碰撞有助于还原历史真相。但龙海月港研究中出现的权力干预、围攻打压不同意见的做法，不仅闭塞了言路，更扼杀了学术研究的活力。我们并不否定豆巷作为月港体系中十六个码头、四十一个津渡之一的历史地位，但将其拔高为月港唯一核心，显然违背了历史客观事实。福建四大港区之一的月港，其价值恰恰在于其依托九龙江水系形成的庞大贸易网络，这种网络性、辐射性的特征，正是"大月港"概念的核心内涵。
三、"大月港"概念的历史合理性
从历史地理与贸易体系的视角来看，"大月港"概念更符合明朝海洋贸易的实际情况。九龙江作为福建第二大河流，其干支流贯穿闽西南地区，形成了天然的水运网络。月港能够在明朝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关键在于其依托这一水系网络，整合了龙溪、平和、南靖、华安、龙岩、漳平等地的物产资源与贸易需求，形成了"众星拱月"的港口体系。
石码港作为月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明朝便已形成十五个码头，辐射范围涵盖浦头、新桥、碧湖、镇门等数十个货运节点，北至南靖山城、华安浦南，南至漳浦官浔，形成了贯通九龙江流域的贸易通道。这些码头如其中的浦头港，不仅是漳州城的重要港口，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南靖、龙溪等地的货物出海必须经过这里，通往沿海口岸、台湾及东南亚地区。同时，沿海的鱼盐也由此入城。这使得浦头港成为漳州东部周边地区重要的商品物资集散中心；承担着货物集散、转运、存储等功能，共同构成了月港的贸易网络。海澄港所属的浯屿港、港尾港等，則凭借其临海优势，成为远洋贸易的直接起点，与石码港等内河港口形成互补。这种内河港口与海港协同发展的格局，正是月港区别于其他单一港口的独特之处。
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月港的兴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非突然出现的单一港口。唐代林边埠的海洋贸易活动，为月港奠定了早期基础；明代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机遇，激发了区域民众的航海热情与贸易需求；泉州港的关闭，则为月港的崛起提供了历史契机。锦江埠的建立标志着月港贸易体系的正式形成，而此后九龙江流域众多港口节点的联动发展，则让月港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最终成为明朝"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
这种多节点、网络化的"大月港"体系，不仅符合明朝海洋贸易的发展规律，也得到了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的间接印证。尽管部分实物遗存因历史变迁遭到破坏，但九龙江流域众多古码头、古街道、古商号的遗迹，以及地方志中关于贸易活动的记载，都在无声地诉说着月港体系的庞大与繁荣。忽视这一体系的整体性，将月港局限于单一地点，无疑是对历史的片面解读。
四、结语
龙溪月港的历史争议，本质上是史学研究中实事求是与权力干预的碰撞。申遗的失利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必须建立在严谨的史学研究基础之上，尊重历史的客观存在，而非屈服于权力意志。"大月港"概念所蕴含的网络性、辐射性特征，更符合月港作为明朝对外贸易港口的历史实际，也更能体现其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
（备注:本文部分资料及照片参考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