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馍的日子
文/胡光荣
这念头是突然冒出来的——我想吃一口当年的馍。不是如今食堂里松软雪白的馒头,而是那种硬邦邦、能敲出声响的玉米面馍。我闭上眼,努力回想它的滋味,舌尖却只泛起一阵空旷的、属于记忆的酸涩。
一九七六年,我们来到邻大队的仁张初中上学。由于离家太远,便成了住校生。每周三和周日,我们都要做一件重复的事——回家背馍。“回家背馍”,这四个字,只有我们那一代人懂得它的全部重量和内涵。那不是简单的回家取干粮,而是一场周期性的迁徙,一次与土地、与家庭的短暂重逢,更是青春里最深刻的饥饿与温饱的辩证法。
我们的馍,是玉米面做的,黄澄澄的,瓷实得像块砖头。夏天,它放上两天就会长出星星点点的绿霉;冬天,则硬得能崩掉牙。我们发明了各种吃法:或者用开水泡软吃,或者蘸着从家里带来的辣子面拌盐吃,或者就着咸菜一点点地啃。每个周日傍晚,我们回到学校,肩膀上挎着的布口袋里,装着未来三天的口粮。那口袋的重量,就是家的重量,是母亲目光的重量。谁的馍里要是掺了白面,甚至夹了白糖,那便是了不得的奢侈,能引来一片羡慕。
如果说背馍是为了填“饱”肚子,那么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却给我们带来的是精神的浪漫。校长杨可富,是个严肃而精干的人,走路带风。他讲话声音洪亮,每一句都像钉钉子,锤锤入木。他主张“学以致用”,于是我们的课余时间,便去参加生产队的各种劳动。
拾棉花是最常见的,秋日的田野,一望无际的白。我们弯着腰,指尖在棉桃上翻飞,腰酸得直不起来,但看着雪白的棉花堆成小山,心里竟也有种奇异的充实。还有修路,扛着铁锹,排着队,唱着歌,把坑洼的土路填平、狭窄的路拓宽。汗水滴进黄土里,瞬间就不见了,仿佛我们的青春,也这样无声无息地渗入了这片土地。
我们的老师,是一群在今天看来颇为传奇的人物。数学老师贺亚萍,不但篮球打得好,而且拉起二胡来刚柔并济,收放自如。讲课更是逻辑严密,一丝不苟,能把复杂的几何题拆解得清清楚楚。语文老师刘天锡,弹得一手好琴,课余时间他的办公室,时不时就传出“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八年前”等样板戏的经典唱段。刘老师的肚子里有讲不完的故事,他念“落霞与孤鹜齐飞”时,眼睛望着窗外,我们便也跟着他,神游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物理老师王桂子,是个爽利的老师,讲课幽默风趣,他能用最生活化的例子解释杠杆和浮力。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年轻的化学老师郝玉民,他穿着当时最时兴的“的确良”衬衫,做实验时,试管里变幻的色彩,仿佛就是我们懵懂世界里,最初的科学之光。团支书惠苏芳老师,是个非常精练的姑娘,干活总是冲在最前面,嗓门亮,笑声脆。她像我们这群散兵游勇里的大姐姐,督促我们学习,也带领我们劳动。
然而,少年的胃,终究不是几只硬馍就能轻易打发的。饥饿的,又何止是肠胃?还有眼睛,还有耳朵,还有那颗在胸腔里躁动不安的心。于是,便有了那些“翻墙之夜”。不知是谁先打听到的,学校几里外的盖村,偶尔会放露天电影。消息像风一样,瞬间就传遍了男生宿舍。等到夜深人静,查寝的老师脚步声远去,我们便像一群夜行的狸猫,溜到校园最僻静的那段围墙下。心跳如鼓,手脚并用,翻过那堵象征着秩序和管束的砖墙,双脚落在墙外松软的土地上时,一种混合着罪恶与狂喜的自由感,便瞬间攫住了我们。我们在月光下的田埂上飞奔,去看那些看了无数遍的《地道战》、《地雷战》、《奇袭》、《闪闪的红星》等。银幕上的英雄在战斗,银幕下的我们,也在进行着一场与枯燥日常的微小“战争”。
如果说翻墙看电影是地下的“秘密活动”,那学校的文艺宣传队,就是我们光明正大的精神盛宴。乐队主要由老师组成,演员有张联盈、惠军楼、杨勇强、惠新明、贾玉风、惠渊锋、惠冬梅、贺蓉丽和我等二十几个同学,我们排演了眉户剧《春兰打貉》,主角是张联盈和贾玉风。至今还记得贾玉风扮演的春兰,穿着一身军装,英姿飒爽,却掩不住那股子乡野的泼辣与娇憨;张联盈演的春兰的哥哥春山,憨厚而老实,给生产队看管梨园。他们的一唱一念,一招一式,在我们眼里,丝毫不逊于任何名角儿。除了这出戏,还有快板、舞蹈、三句半、合唱……各种形式的节目。同学们最期待的,就是宣传队“到田间地头去演出”的日子。他们会把舞台搭在打谷场上,或者一片刚收割完的麦田边。台下坐着的,是卷着裤腿、沾着泥星的乡亲,和我们这些同样灰头土脸的学生。当锣鼓家伙一响,整个田野都活了。台上的“春兰”在打貉,台下的我们在叫好,笑声、掌声和着晚风,飘出去老远。在那样的时刻,劳动的疲乏、硬馍的粗粝,似乎都被这热烈的气氛融化了。艺术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东西,它就从这土地里长出来,带着泥土和汗水的气味,喂养着我们干渴的心灵。
初中只有两年,时光快得像被大风刮走。一九七八年,中考来了。那像是一道分水岭,平静的校园生活底下,涌动着无声的激流。煤油灯下熬夜苦读的身影多了,相互提问背诵的声音也密了。我们都知道,这一次,背的不再是馍,而是自己的未来。
发榜那天,学校沸腾了。一部分成绩优异的同学,被初中专录取,这意味着他们即将跳出“农门”,端上“铁饭碗”。另一部分,则考上了县里最好的美原中学,向着大学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仁张初中,我们这所普通的乡村学校,在那次中考中,成绩在全镇名列前茅。杨可富校长脸上的皱纹笑成了菊花,老师们也个个扬眉吐气。
许多年后,我们这些同学,散落在天涯。有的成了工程师,有的当了教师,有的做了公务员,有的成了企业家,也有的回到家乡,成了致富带头人。每当聚会,我们总会谈起那段“背馍”的岁月。我们调侃着彼此的饭量,回忆着谁翻墙时摔了跤,谁在演出时忘了词。但我们心里都明白,正是那些硬馍,教会了我们什么是坚韧;那些劳动,让我们的筋骨接触到了大地的真实;那些偷偷去看的电影和田间地头的演出,则在物质最匮乏的年代,为我们保守了最后一点精神的慰藉与体面。
我终究没有再吃到那样的馍。它和那个年代一起,被封存在记忆的深处,坚硬,粗粝,却有着支撑生命的最原始、最强大的力量。它提醒着我,我们是从哪里来,我们这一代人,精神的底色,最初是由什么塑造的。那不是黄金的年代,那是馍的年代。而馍的滋味,就是成长的滋味,是中国的滋味。
2025年冬于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