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历史文化名人：李端棻

1898年的6月11日，清朝第十一位皇帝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决定对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皇帝专制体制进行改革，“一切维新，基于此诏；新政之行，开于此日。”史称戊戌变法。100天后的9月21日，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囚禁。戊戌变法失败。

在戊戌变法中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康有为称他“抗疏维新冠九卿”，梁启超称他是“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他是举荐康有为梁启超的朝廷一品官员，是康梁等维新人士和光绪皇帝联络的纽带， 他是近代中国从旧体制内部站出来挑战旧体制的改革先驱。他就是百日维新的领袖，中国近代教育之父，贵州人李端棻。

李端棻，字苾园。1833年九月初十，生于贵州贵阳。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其祖父征调入黔，落籍贵阳。族中士子大多为官在外，是一个游宦之家。其父李朝显为李氏入黔的第四代，其母何氏，也是出身名门，何氏家族有着“一榜三进士，五代七翰林”之称。

但是，当李端棻还在年幼之时，父亲李朝显病逝，母亲何氏的父亲李端棻的祖父也获罪流放，李氏家族和何氏家族两家相继衰败，李端棻从小便开始品尝生活的艰难。何亮清，字大懿，号湘雪，是仅比李端棻年长五岁的舅舅。他不仅是李端棻贫苦生活里最好的朋友，更是他成长道路上的一位老师。

何家作为贵州最著名的科举世家，其严谨的家风和治学之道代代相传，何亮清从小就耳濡目染，有着扎实的传统儒学的基础。道光25年（1845年）何亮清的父亲病逝，在为父守灵的 3年中，端芬每日必来问候，亮清则悉心教授，那时李端棻十二岁，何亮清十七岁，尤其在诗词、古文方面，何亮清给李端棻极大的教诲。

何亮清之后，李端棻又跟从叔叔李朝仪，学习了《诗》《书》《经》《史》。叔父督促甚严，端芬勤奋好学，学业精进。

1862年，十九岁的李端棻中举，次年会试联捷成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至此，李端棻的人生轨迹，已然沿着舅父何亮清和叔叔李朝仪的足迹，踏入学而优则仕的门槛。在随后的日子里，他相继担任山西、顺天等地的乡试主考官，并在1872年出任云南学政。

冯祖贻 贵州省社科院原副院长、研究员，贵州省文史馆研究馆员：

1872年，李端棻39岁时出任云南学政，这个时候的云南正值回民起义的时候，由于回民起义，社会比较动乱。过去的学政，是不可能到州县一一去巡视的。只有李端棻冒着很大的危险，一样的到各地去主持考试，当时他曾经说过，以期使在边远的边民能够沐浴到中原文化的教化，这在当时来说是很了不起的。当时的云贵总督刘岳昭和云南巡抚岑毓英也给了他很大的支持，并且把他在云南的表现都及时上报给朝廷。所以朝廷也及时得到了，李端棻在云南学政期间的一些作为。

政绩突出的李端棻于1878年重回翰林院，被擢升为内阁学士，成为从二品的朝廷大员。

1889年，李端棻再次以大学士的身份出任乡试主考官。这时的李端棻，正欲通过他主持的乡试，发现选拔急需的人才，科举考试被注入新的内容。

在阅卷的时候，李端棻被一篇“镕金铸史”的文笔所折服，决定以第八名的成绩录取这位学子。他就是他就是日后举世闻名的广东新会人梁启超。当时梁启超只有十七岁。李端棻对梁启超特别赏识，不仅给予合格的考评，更断定他日后必成大器。欣喜之余的李端棻做主，让堂妹李蕙仙和梁启超联姻。

两年后, 梁启超前往北京与名门闺秀李蕙仙完婚。在京期间,李端棻与梁启超的关系可谓情同父子。梁启超由一个未经世事的年少书生成长为倡导变法维新的领军人物, 与李端棻的一手栽培提拔息息相关。李端棻与梁启超建立密切的关系, 为策划维新变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1894年甲午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后, 光绪皇帝“欲兴庶政而图自强”, 降诏征求“通达中外能周济时用之才”。不料时过数月, 应者寥寥。朝中大臣只有李端棻竭力保荐了十六位意图革新的人才。至此可以看到，李端棻的思想已经超越了儒家圣人之道的视野。

1895年春天，4月22日康有为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 ，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5月2日，由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史称“公车上书”，公车上书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

现存上书的题名录共计 603 人, 贵州即占 95 人, 约占总数的六分之一。作为朝廷大臣的李端棻没有公开支持,但其中李氏一门参加上书的就有李端棻的堂兄弟李端启、李端荣、李端慨、李端检，还有亲戚故旧若干人参与上书。地处偏远之乡、政治相对落后的贵州, 竟有如此多的举人参与上书, 李端棻的作用不言自明。

1897年11月，胶州湾事件发生。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指出光绪皇帝再不变法，国家将面临亡国之祸。对于冒犯邢诛的《上清帝第五书》，无人敢为代递。这时李端棻挺身而出，准备联络九卿上折支持康有为上书，但九卿中竟无一人敢联名，最后李端棻只能一人上折，大言变法。

康有为的第五次上书在经过一番周折后，最终送到了光绪皇帝的手中，光绪甚为感动，认为变法非得有这样的“至诚大忠”的干才不可，并诏谕总理衙门，康有为如有奏折，当即上呈，不许阻隔。康有为的上书之路终于打通。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亲临天安门，大誓群臣，颁布了震惊中外的《明定国是诏书》，正式拉开了“戊戌维新”的序幕。

然而，在光绪帝宣布变法的第5天，慈禧就以“揽权犯悖”为由把支持变法的老臣翁同龢罢黜了，令光绪如断一臂。而朝中的大臣们对变法大多持观望的态度，在这场帝后的权力之争中，皇帝是不被看好的。

李端棻曾经告诫康梁二人：“非康乾年代也。今之行事已不能朝纲独断，可谓如履薄冰。此所以需慎之又慎者也”。应该说，李端棻早已知道变法的风险，在变法一个月，权利集团暗流涌动之时，1898年7月24日，李端棻上呈奏折——《变法维新当务之急敬陈管见折》：请御门誓众，以定国是；开懋勤殿，选通人入直，议定新法；请改定六部则例；请派各省通才办各省学堂。其中除第四项外，都是政治性的改革。梁启超在文章中写道：“李端棻力主是议，梁启超与之极言，乃上言。”看出此折是李端棻与梁启超商议形成的。

9月4日，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被革职，这就是轰动京师、震骇慈禧的光绪革礼部“六堂官事件”。随即光绪擢升李端棻为礼部尚书。

9月12日，变法心切的光绪决定排除干扰，开懋勤殿。光绪皇帝还亲自拟定入值懋勤殿顾问官名单，准备由李端棻担任首席顾问官，领导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顾问官以议制度。

然而，事态的发展已经触探到慈禧的底限。而李端棻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到底他经历了怎样的思想纠结与磨难，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他最后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在9月18日应该赴礼部上任的第一天，李端棻却称病没有上朝。之后又呈上《滥保匪人自请惩治折》，向慈禧承认错误。

9月21日，在慈禧的授权下，荣禄的士兵将光绪囚禁在了中南海的瀛台，风风火火的“百日维新”落下帷幕，慈禧再次撤帘训政。

从此，烟波浩渺的瀛台孤岛与一个万般无奈的皇帝厮守；康有为梁启超流亡异国他乡；戊戌六君子血洒刑场，而年过6旬的李端棻踏上了流放新疆的遥遥路途。

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历史的车轮却滚滚前进。1901年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势力不得不宣布实行“新政”，实施李端棻所提出的教育、政治改革,1905 年宣布停止科举制度; 1906 年, 被迫进行宪政。

李端棻，这位仅做了十八天礼部尚书的清末大臣，这位戊戌变法的幕后推手，这位从旧体制里站出来发出反对声音的改革先驱，终究被权利中心抛弃。年近七旬的李端棻重新回到偏远的家乡贵阳。他的生命再度勃发新的生机。

北京大学，中国顶级的学府之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源头之一，以及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根据地之一，北大为民族的振兴和解放、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先锋作用。在北大校史馆，第一馆便是“李端棻”馆。

1896年6月12日，早朝一如既往的进行着，当光绪皇帝看到李端棻的奏折后，龙颜大悦，他所看的奏折名为《请推广学校折》。

《请推广学校折》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名的纲领性文件，它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提出改革中国封建教育，以西方为榜样，建立新教育制度的设想。其核心是改变中国传统教育和八股取士的弊端。

在奏折中，李端棻指出：“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请推广学校， 以励人才而资御侮。”并回顾了洋务教育 20 年来设同文馆、实学馆、水师武备学堂等收效不大，指出其五大弊端。首要的是“诸馆皆徒习西语西文，而于治国之道，富强之原，一切要书，多未肄及”，因而奏请各省、府、州、县遍设中学堂、小学堂，京都设立京师大学堂。

从李端棻的主张，我们可以看出，他摒弃了科举八股取士的陈腐教育体制，采取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合璧”的一套先进作法。对传统文化既有继承，更有革新，目的是为了培养于国家社会有用之才。

光绪非常重视这份奏折，立即诏谕总理衙门商议它的可行性。7月13日，总理衙门以《议复李端棻推广学校疏》，上奏光绪，充分肯定了这份奏折。也就是说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不仅为光绪采纳，还得到了大臣们的赞同和支持。所以，在两年后的维新变法中，京师大学堂得以正式建立，它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

在李端棻、康有为、梁启超、孙家鼎等人的不懈努力下，京师大学堂的章程不断完善，并于1898年7月3日正式成立。李端棻在兴奋之余，又奏请特派绅士督办各省学堂，并得到了光绪的同意。至此，从京师到各省，遍设大中小学堂，新学之风盛行一时。

历时103天的维新变法失败后，正在起步中的中国近代教育也戛然而止。然后两年后当清朝被迫恢复新政时，1901年9月下诏兴办学堂。要求除京师已设的大学堂外，令各省所有书院，于各省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同时，还令各省选派学生出洋留学。至此，李端棻“请推广学校”的主张终于得到全面推行。

戊戌变法虽然以血染菜市口, 康有为梁启超流亡, 光绪帝被幽禁, 李端棻被流放而告终, 但是在历史车轮滚滚前进的道路上, 慈禧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却不得不实施李端棻所提出的教育、政治改革的主张， 在光绪二十七年即1901年, 宣布实行“新政”；1905年宣布停止科举制度；1906年, 被迫进行宪政。戊戌维新的罪臣成为历史的先驱。

1898年李端棻被发配新疆，在流放的途中，因病在甘州停下了奔波的脚步。1901年李端棻遇赦回乡。

李端棻，这位维新变法的中坚力量，曾经的一品大员，虽然此时风光不再，但是，对贵州文化界来说，仍然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大人物。而李端棻虽然经受了人生的巨大挫折，但他并没有丧失激情与斗志，仍然热情宣传维新思想，传播西学。上至贵州巡抚，下至地方绅士都与李端棻谈论着同一件事情——发展贵州教育。

这是一份珍藏在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手稿，或许也是李端棻关于教育发展所仅存的唯一资料。这个名为《普通学说》的手稿，虽不足万字，但是我们却可以感受到一百多年前，这位七旬老人对教育发展的炽热情怀。

冯祖贻 贵州省社科院原副院长、研究员，贵州省文史馆研究馆员： 《普通学说》是完全按照近代的学校改革， 也就是学堂改革。把近代教育的一些学习目的、学科分类，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和叙述。这一点对贵州的教育，也就是近代教育改革是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的。

《普通学说》是李端棻对贵州教育发展的一大贡献，是他在执掌经世学堂期间写成的。它将读书的目的、途径、学科分类和当时中国教育改革的阶段进行剖析，启发黔中学子奋力学习，成长为国家栋梁。

1902年，李端棻与地方绅士于德楷、李裕增、乐嘉藻等集资创办了贵阳师范学堂。年已七旬的他担任副校长，主持教育工作。学校课程除国学外，开设了算术、代数、几何、化学、博物、日文、万国历史、万国地理、地文天文学、生理学、法制学大要、国家大要、国际公法大要等课程，并聘请了清宫宗新、木藤武彦两位日本教员任课。

同年，当时的贵州巡抚邓华熙聘请李端棻为贵州经世学堂校长。这所学堂原是贵州学政严修创办的，而严修又是李端棻在变法中向光绪帝举荐的新派人物之一。严修当初对贵阳原有的书院进行了改造，开设了经史、时务、算学、英语、格致、地理等课程。其中，“中学”只占十分之一，而“西学”却占十分之九。办学宗旨是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因此将这所学堂定名为“经世学堂”。严修离开后，学堂便停办了。

已是古稀之年的李端棻，矢志改革教育培育新人的初衷一直不减。他曾撰写了一副对联，请人木刻后悬挂在经世学堂内。上联是：我犹未免为乡人，甫邀恩命释回，莫补前愆，敢谓藐躬堪表示?下联是：师不必贤于弟子，所愿英才崛起，突超先辈，庶几垂老睹文明。他还在一首诗中道：“糟粕陈编奚补救，萌芽新政要推行。暮年乍比皋比位，起点如何定课程。”其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人才的渴望，对教育事业的记挂。他一生钟爱陶渊明的诗歌，却没有像陶渊明那样归隐田园，垂暮之年依旧在为国家的前途命运忧心，为教育事业而效力。

1906年，李端棻与四川后补知府于德楷、内阁中书唐尔镛、任可澄、前仁怀厅训导华之鸿等名流提请，经时任贵州巡抚任绍年准许，将创建的贵阳府中学堂移至次南门雪涯洞，改名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即贵阳一中的前身。

晚年的李端棻不仅著书、办学，还在家中亲自召集学生讲学，好学上进的贵州学子聚集在其周围，接受教诲。其中最为优秀的有周素园、任可澄、蔡衡武、何麟书，四人合称苾园四杰，日后均成为贵州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1907年李端棻病逝，终年75岁。临终前他致信梁启超道：“昔人称有三岁而翁，有百岁而童。吾年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未死我者，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留下遗嘱，将平时省吃俭用的1000两白银捐给贵州通省公立中学作办学经费。终其一生，李端棻为了中国的教育改革，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从维新变法到宣统年间，仅贵州就相继创建了贵州经世学堂、贵州大学堂等四十二所各类学堂。而到辛亥革命胜利时，全国形成了由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的学校教育体制。《请推广学校折》提出的设立图书馆、办报纸等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推行，派往日本及欧美各国的留学生络绎不绝，学校教育的成功，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建设人才。

从漫长的封建体制到近代先进体制，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性的突破。李端棻首倡和推行一整套开启民智、适应世界进步潮流的新教育体系，为整个中国教育事业和近代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