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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伯父
原创首发
文/薛岩峰（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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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父生于1937年，亲历过多重社会动荡，因此更能体会今日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他的人生轨迹，自始至终绕不开“教育”二字。1957年，伯父从定襄第一中学毕业；之后又进入太原水利学校深造，无奈仅就读半年，便因学校条件实在艰苦、身体难以适应，最终中途辍学。即便如此，他仍怀揣着对知识的敬畏与对孩子们的热忱，踏上了教书育人的道路。
老师村、拴马坡村是当地出了名的偏远山村，山路崎岖难行，条件简陋清苦，没人愿意去那里任教。唯独伯父几次调离又调回，不仅能待得住，更愿意沉下心来认真教书。同时，他也深受乡亲们的爱戴。伯父也曾在枣坡村、北头村、中山村、薛家庄村、西头村的学校任教。那时社会发展缓慢，人们日子过得紧巴，能骑上一辆二八飞鸽自行车或凤凰自行车，已是众人羡慕的“阔绰”模样。可当时教师待遇极低，伯父从不敢奢望有辆自行车，不论去哪个村子教书，都是天不亮就出发，踩着土路徒步往返，风雨无阻。
初登讲台时，学校的条件比想象中更艰苦：教室是土坯砌的墙，地面是踩实的黄土，冬天寒风从窗缝里灌进来，冻得人指尖发僵；夏天闷热得像蒸笼，连口气都喘不匀，像样的黑板也只有半块。没有圆规，伯父就找根绳子系上粉笔头，一圈圈绕着画圆，黑板边缘磨破了手也浑然不觉；没有教学挂图，他就熬夜在硬纸板上一笔一画临摹地理地图，次日带着满手墨痕走进教室，总能让孩子们眼睛一亮，发出惊喜的赞叹。日子在簌簌的粉笔灰与琅琅的读书声中悄悄流转，他送走了一届又一届学生，也把“认真”二字深深刻进了职业底色里。
1962年至1964年，我国教育处于调整和变革阶段，伯父曾短暂回到村里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白天，他跟着生产队在田里种玉米、锄高粱、割麦子，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滴进干裂的土地里，可休息时望着田埂上追逐打闹的孩子，眼神中总带着几分怅然。到了晚上，煤油灯昏黄的光透过纸糊的窗户，在夜色里晕开一小片暖光，总能吸引三五个孩子凑到窗根下。伯父见状，赶紧搬来小板凳让孩子们围坐，借着微弱的灯光教他们读“天地人、你我他”，遇到难懂的字词，就指着自家的锄头、晒在院里的粮食举例，把课本里抽象的知识，变成了孩子们触手可及的生活场景。
1964年，西头联校联校长赵连章亲自通知伯父返校复工。这个消息瞬间照亮了他沉寂许久的心。伯父激动得彻夜未眠，翻来覆去满是对讲台的期盼。这份失而复得的教育工作，于他而言早已不只是一份职业，而是沉甸甸的热爱与责任。从那以后，他便一头扎进教学里，即便岁月流转，数十年间始终坚守在三尺讲台前。他主教语文，遇上教师短缺，除了英语什么课都得代。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学校开始大力推广普通话。伯父深知，作为语文老师，自己的发音是学生学习语言的“第一范本”，可常年的方言习惯早已刻进日常，要改正绝非易事。为了学好普通话，他给自己定了条“铁规矩”：每天天不亮就坐在院子里一字一句练发音，遇着难读的字词，就反复标注、来回琢磨。不仅如此，伯父还主动跟学生“约法三章”：“你们就是我的小老师，发现我读错了，随时指正！”可在当时的乡下，日常交流全是方言，根本没有讲普通话的环境。他通过苦苦练习，摸清了教学常用词的准确读法；即便自己讲的普通话很生涩，却以这份积极进取的态度，为孩子们架起了一座通往规范语文学习的坚实桥梁。班上有学生请假误课或是课上没有听懂，他就利用茶余饭后给孩子们补习功课，不求回报，乐在其中。
我读小学四年级那年，伯父调回薛家庄学校，担任我的语文老师兼地理老师。当我犯错误时，他从不偏袒我，反而对我的要求更加严格。那时，我的学习成绩本就遥遥领先，加之伯父的鼓励与启迪，我更加充满了信心。他要求学生做到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偶尔也会用手板体罚我们。他把手板举得很高很高，但打到手心里时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疼痛。在幼小的心灵里，我们真切地读懂了老师的良苦用心。于是，学生们都对语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就连平时爱捣蛋的几个孩子，在课上也能静下心来认真听讲。四年级下学期期终考试，我们班的语文成绩冲刺全乡第四名。
正当我们欣喜若狂时，伯父突然走进教室，告知大家他要被调走的消息。话音刚落，教室里瞬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对这份师生情谊的不舍。伯父调走后，上庄联校将本村的樊卯禅老师从上庄乡中调了回来。此前，我们的班主任樊巨科老师同时兼任数学和英语教学，而新调来的卯禅老师同样是数学老师。这样一来，我们班里有了两位数学老师，语文老师的岗位却空缺着。后来，学校做了个大胆的调整，决定让巨科老师转教语文，以此填补学科教学的空缺。
记得巨科老师对我们说：“薛良瑞老师培养了你们的语文学习兴趣，取得全乡第四名的优异成绩。学校安排我接任语文老师，我有很大的压力，因为这是我教书以来第一次代语文。”全班学生将对伯父的不舍化作学习的动力，紧跟巨科老师的教学指引，在初考中语文成绩排名全乡第一。消息传来的那一刻，巨科老师的脸上绽放出无比灿烂的笑容。他激动地说：“这份喜人成绩的背后，也有你们良瑞老师的一份功劳！”
伯父始终服从联校安排，辗转在那些偏僻的村落传道授业解惑。1998年，伯父正式退休那天，最后一次走进熟悉的教室，轻轻摸着曾经用过的木质讲桌，把自己珍藏多年的教案、亲手制作的教具，一一交给年轻老师，眼里满是不舍与期许。算下来，除去务农的两年，他整整在讲台上耕耘了39个春秋。
退休后的伯父，终究没有彻底离开那片他牵挂的土地，清晨不再是摸黑赶路去学校，却还是会扛着锄头去田间辛勤劳作。路过村小学时，他总忍不住站在围墙外倾听孩子们的读书声，就像听着多年前自己教室里的回响。每逢节假日，我回到村里挑水或是下地干活，总能遇见伯父。给他递上一支香烟，伯父一边不紧不慢地抽着烟，一边询问我的近况，有时也会讲起自己当年教书的往事，或是聊些教师待遇之类的话题。那时我也在原平市担任高中语文教师，所以伯侄二人有着诸多共同的话题。后来，我南抵长治，伯父也去了忻州，彼此谋面的次数少之又少了。
今年正月我去忻州看望伯父，他身体还很硬朗，戴上眼镜跟我一起仔细端详我们班的小学毕业照片。伯父已是八十九虚岁高龄，看着照片里自己曾施教一年的学生，仍能不假思索地叫出每个人的名字。伯侄二人一起回忆着当年的教学情景和孩子们在艰苦环境中的学习状态，如数家珍般聊着照片中村委干部、学校教师的过往，也畅谈起他那些引以为傲的学生们的近况。
临别时，伯父执意要送我到小区院里。初春的阳光斜斜铺下来，把他的华发染成了暖融融的金色，也把他微驼却依旧挺直的脊背，映成了云中庄园（注：伯父居住的小区）里最坚实的一道剪影。他走得慢，却很稳，每一步都像踩着当年山路上的晨露、教室地板的黄土，走得稳稳妥妥——就像他走了三十九年的讲台路，每一步都扎实地落在“教书育人”这四个字上。
我忽然明白，伯父哪里是退休了？他把对教育的热忱，早随着春播的种子埋进了十里八村的田埂，跟着山间的风飘进了每一间曾执教的教室，更融进了他教过的每一个学生的人生里。那些在土坯教室里亮起的煤油灯、在山路上留下的脚印、在教案上写下的批注，最终都化作了光，照亮了一届又一届孩子们的路。这便是他用一生，为“老师”二字写下的最动人的注脚。
作者简介
薛岩峰，笔名薛岩，80后。山西省原平市人，工程师，做过教书匠，当过建筑郎，现供职于山西三建集团有限公司。
肖宇，一位平凡世界的追梦者，热爱文字、音乐和播音主持。平时喜欢通过写作表达内心想法，也爱沉浸在音乐旋律中感受生活的温度。擅长播音主持，追求用有感染力的声音和语言艺术，将文字转化为动人的声音内容，为听者带来沉浸式的听觉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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