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从地报记者到自考 “差生”：中文专业难出

作家，问题出在 “标准答案” 里

作者：杨 东

我至今记得成人自考汉语言文学专业时，写作科目第三次补考才以 61.3 分勉强及格的窘迫。彼时我已在地市级报纸发表多篇报道，甚至有文章登上《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妇女报》，可面对考卷上 “符合范式” 的作文要求，却屡屡碰壁。

后来才明白，我熟悉的新闻采写逻辑，与院校里语文教育的评判体系，早已分属两条轨道。

而这，或许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中文专业毕业生难成作家、语文教师鲜少涉足文学创作的深层症结。

这套体系确实能让学生快速掌握解读文本的方法，可当这种 “拆解思维” 延伸到写作与教学中，却渐渐偏离了创作的本真。

我想起中国青年报记者胡野秋写《含泪再炸邱家湖》的故事。

1991 年华东水灾之夜，他只剩一个多小时截稿，趴在传真机旁仓促成文，甚至来不及打磨细节。可正是这篇他自认为 “平淡” 的报道，因 “含泪再炸” 的真实场景，成了打动无数人的经典，斩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后来他坦言：“若花几天雕琢文字、堆砌技巧，反而会丢了真实的力量。”

这让我想起孙犁与汪曾祺的创作观。

孙犁主张散文要 “质胜于文”，多写 “漫不经心的小事”，反对过度修饰；汪曾祺为自己的散文集作评时，强调 “文求雅洁，少雕饰”，认为语言的魅力源于作者的人格气质，而非华丽辞藻。

他们都信奉 “无技巧即是最高技巧”。

可这种 “重本真、轻套路” 的理念，在中学语文课堂上却难寻踪迹。课堂上更关注的是 “如何用对比手法塑造人物”“怎样通过过渡句衔接段落”，仿佛掌握了这些 “技巧公式”，就能写出好文章。

我曾因中学语文老师的启蒙立志写作，也记得中学语文老师回忆当年著名诗人贺敬之来中学语文老师当年就读的复旦大学新闻系讲座的场景 —— 他只读了一首长诗，便安静结束了分享。

那时我暗下决心，将来要回母校，朗读自己写故乡的散文，完成一场 “不掺技巧、只诉真心” 的讲座。

或许在他们眼中，这样 “无章法” 的分享，远不如一堂 “结构完整、分析到位” 的语文课有价值。

语文教师们常年深耕课堂，熟悉文本解读的每一个细节，却鲜少有人拿起笔创作。并非他们缺乏文字功底，而是长期浸润在 “拆解式” 的教学逻辑中，习惯了用 “知识点” 衡量文字，反而忽略了创作最核心的 “真情与真实”。就像一位老师能精准分析《春》的描写手法，却未必能写出自己眼中春天的独特模样；中文专业的学生能熟练掌握文章结构，却可能因过度追求 “范式”，丢失了文字的灵性。

其实，语文教育的意义，从来不是培养 “解题高手”，而是引导人们感受文字的温度，学会用笔墨表达内心。

课堂上的技巧分析固然重要，但更该留出让学生自由书写的空间 —— 让他们写自己的童年趣事，而非套用 “总分总” 的段落结构；让他们抒发真实的情感，而非刻意使用 “对比、象征” 等手法。

当语文教育不再把 “拆解文本” 当作终点，而是以 “激发创作” 为目标，或许就能打破 “会教不会写”“学文难成作家” 的困境。

我依然期待着能在母校的课堂上，朗读那篇关于塔里木河的散文。不为展示技巧，只为分享一份对故乡的深情。

也希望有一天，语文课堂能跳出 “套路” 的束缚，让课本里的文字与生活中的故事相连，让更多人明白：好的写作，从来不是技巧的堆砌，而是真心的流淌。

作者简介：

杨东，男，汉族；中共党员；2016年12月31日退休；笔名 天然，主任记者。出生于甘肃民勤县农民之家，20世纪60年代初随母亲落户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三团，务农两年，服兵役两年，当教师六年，在地省报当记者编辑十余年；历任中国新闻社新疆分社采编中心主任、兵团支社社长、《兵团新闻网》总编辑。新疆作协会员，曾当选为新疆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著有报告文学集《圣火辉煌》、《共同拥有》、《湘军出塞》、《天之业》、《石城突破》《永远的眺望》和散文通讯特写集《阳光的原色》、《风儿捎来的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