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上书页，窗外的阳光斜斜漫进来，像极了那年高中校园里，落在他发梢的碎金似的光。我忽然想起李白的诗，千尺潭水尚可丈量，人心底的情意却从无刻度——就像我与他的这半生羁绊，无需计量，早已在岁月窖藏里，酿成了比桃花潭水更醇厚的珍藏。

         桃花潭水千尺深，在李白笔下，纵是碧波万顷，也载不动汪伦相送的情谊。千尺是具象的丈量，而友谊，却是藏在岁月褶皱里的温度，是落笔时词穷的珍重，从来难用尺度、数字去框定分毫。

        我的这位七四届高中校友，后来的大学领导，一生的挚友，于我而言，便是这样一份“不可量化”的牵绊，是从我踏入青春的那一刻起，就立在前方的灯塔，从未熄灭。

        初识是在七十年代的高中校园，红砖瓦房的教室浸着松木的淡香，吱呀作响的木桌椅上，刻着往届学子的零星字迹，墙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标语，红得热烈又耀眼。我们的青春，就裹在这朴素又滚烫的时光里。他是七四届的学兄，比我早一年踏入这所校园，我作为七五届新生，报到那天抱着铺盖卷站在操场边茫然四顾时，是他主动走过来：“新同学？我带你去宿舍，顺便讲讲咱们学校的规矩。”他的声音爽朗，带着那个年代独有的质朴，接过我手里的铺盖卷就往前走，背影在夕阳下拉得很长，像一根稳稳的支柱，撑住了我初来乍到的慌乱。

        那时的高中，课业伴着劳动，课本里夹着锄头，日子过得简单又扎实。我数学底子薄，对着一元二次方程犯愁时，他总能从隔壁教室溜过来，掏出皱巴巴的草稿纸，用铅笔头一笔一划推导：“你看，把常数项拆成两个数的积，凑出一次项系数就行，咱农村娃，笨办法也能啃下硬骨头。”他的笔记记得密密麻麻，页眉页脚还写着“备战高考”的小字，那是属于他们七四届的紧迫感，却愿意分一半给我这个七五届的学弟。晚自习的煤油灯下，我们头挨着头算题，灯芯噼啪作响，映着两张年轻的脸，窗外是此起彼伏的蛙鸣，那些原本晦涩的公式定理，就在这样的夜晚慢慢变得清晰，连同少年人的情谊，一起烙进了时光的纹路里。

        农忙假里，全校师生去生产队插秧，我从没干过农活，弯着腰没一会儿就腰酸背痛，插的秧苗东倒西歪，像散了阵的兵。他瞧见了，放下自己手里的秧苗过来帮我：“左手拿秧，右手插，根要扎稳，间距匀乎点。”他手把手教我，裤腿卷到膝盖，满腿都是泥，却笑得一脸灿烂：“咱庄稼人的孩子，干活得有样！”那天他帮我插完了剩下的秧苗，回去的路上还把唯一的草帽扣在我头上，自己顶着大太阳走在前面。夕阳里，他的后背被汗水浸透，却愣是走出了一股子挺拔的劲儿，那模样，我记了一辈子。

        一别数载，我们各自在求学路上跋涉，再相逢时，竟已是同一所大学的讲台上。他成了学院的副院长，依旧是那个爽朗的模样，只是眼角多了几道细纹，言谈间添了几分儒雅与沉稳。我初登讲台时，紧张得手心冒汗，教案背得滚瓜烂熟，一站到学生面前却脑子空白。课后他找到我，没有半点领导的架子，只是拉着我坐在教研室的藤椅上，泡了两杯热茶：“我第一次上课，比你还慌，把教案念错了三段，学生们都偷偷笑。”他笑着说起自己的糗事，又细细帮我梳理课程逻辑：“讲课不是背稿子，得跟学生眼神交流，比如讲经济学模型时，结合咱当年农村种庄稼的经历，他们才听得进去。”茶香袅袅里，过往与当下悄然重叠，那份少年时的默契，从未半分消散。

        此后的日子，他成了我教学路上的“引路人”。我申报省级教学改革课题时，初稿写得杂乱无章，他连夜帮我打磨，红笔标注的修改意见写满了页边：“这里要结合本校学情，把案例换成咱们学院学生的实习故事”“文献综述部分要突出研究缺口，不能只是堆砌资料”。第二天一早，他拿着修改稿来找我，眼底带着淡淡的血丝，却笑着说：“再改改，这课题能成。”最终课题成功立项，他比我还高兴，在学院会议上特意提了一句：“咱们七五届的学弟，做教学研究肯钻，值得大家学习。”寥寥数语，却暖透了心底的每一寸角落。

        每年毕业季，我带的本科生写毕业论文，总有几个学生卡在选题或数据分析上，他只要有空，就会来教研室一起指导。有个学生纠结于乡村振兴的选题方向，他坐在一旁，慢慢说：“你可以结合咱们高中时下乡插秧的经历，看看现在农村的产业模式变化，小切口反而更容易写深。”学生茅塞顿开，他又转头跟我说：“咱们从农村出来的，讲乡村话题有天然的优势，要把这份体验传给学生。”那些午后，教研室里总是飘着茶香，我们对着学生的论文稿你一言我一语，恍惚间仿佛回到了高中煤油灯下一起解题的时光，只是眼前的人，鬓角都已添了华发。

        去年学校组织教学研讨会，我要代表学院做示范课展示，前一晚反复演练还是觉得不满意。他知道后，特意跑到我的办公室，陪着我过了一遍课件：“这里可以加个互动环节，让学生分组讨论案例”“结尾部分可以升华一下，联系当下的社会热点”。演示结束后，台下掌声雷动，他坐在第一排，朝我竖起了大拇指，眼神里的欣慰，像极了当年我解出难题时，他脸上的笑容——那是跨越了数十年的，从未改变的认可。

        作为学院领导，他从不用刻板的制度管人，总是带着情理兼顾的温度。有年轻教师因为家里老人病重，经常请假耽误了教学进度，院里有人提议按规定扣绩效，他却在班子会上说：“谁家没个难处？咱们先帮她调课，再组织教研室的人帮她补教案，绩效的事，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事后他还私下找那位老师，塞给她一张自己整理的本地医院专家名单：“有需要就开口，学院能帮的肯定帮。”这件事传开后，教研室里的氛围格外暖，大家都说：“跟着这样的领导干，心里踏实。”他的温柔，从不是挂在嘴边的客套，而是藏在每一个体恤的细节里，熨帖着人心。

        还有一次，学院要评选年度优秀教师，按指标只有一个名额，我和另一位老教师票数持平。他找我聊起这事，没有官腔，只是像兄长一样说：“老陈教了三十年书，明年就退休了，这份荣誉对他意义不一样。你的课题刚立项，以后机会多的是。”我懂他的意思，也心甘情愿把名额让给老陈，而他转头又在院长面前替我争取了“教学创新奖”，悄悄告诉我：“你的付出，学院都看在眼里。”他就是这样，总能把一碗水端平，既顾全大局，又不亏待每一个认真做事的人，像当年分我半块干粮一样，总想着让身边的人都能感受到暖意。

        课堂之外，我们依旧是无话不谈的朋友。午休时，我们会坐在校园的香樟树下，聊起七十年代高中的煤油灯，聊起农忙时的秧田，聊起各自教学生涯里的趣事与困惑。他总说：“咱七四届和七五届的情分，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比钢筋水泥还结实。”是啊，这份情谊，始于高中校园的红砖瓦房，续于大学讲台的三尺之地，无关职级，无关身份，只关乎一颗真心，一份历经岁月沉淀的默契。

        如今我们都已退休，褪去了讲台与职务的光环，又回到了最纯粹的朋友模样。每个周末的上午，我们会相约去校园附近的茶馆，点一壶陈年普洱，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梧桐叶绿了又黄。他会掏出手机，给我看他孙女写的数学作业，笑着说：“这孩子解应用题的思路，跟你当年一模一样，钻牛角尖！”我也会翻出旧相册，指着里面泛黄的黑白照片，回忆高中时一起偷摘生产队的桑葚，被老农追着跑的糗事。说到尽兴处，两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笑得像当年的少年，眼角的皱纹里，盛满了岁月酿成的甜。

        上个月，我们一起回了趟母校，那栋红砖瓦房的教室还在，只是木桌椅换成了崭新的塑钢桌，墙上的标语变成了“立德树人”。我们站在操场边，他指着当年我抱着铺盖卷发呆的位置，说：“一晃几十年，你小子当年那慌慌张张的样子，我现在还记得。”我望着他眼角的皱纹，想起这半生的陪伴，忽然懂了，真正的情谊，从来不是定格在某一个瞬间，而是像一条河，从青春的源头出发，流过求学的苦、工作的忙，最终淌进岁月的安稳里，永远清澈，永远绵长。

        李白说“不及汪伦送我情”，千尺潭水是诗人浪漫的比喻，而我们这代人的情谊，藏在七十年代的校园里，藏在大学的教研室与讲台上，藏在退休后的茶馆与母校的风里，藏在一届又一届的守望里。它不是可以称量的数字，不是可以标注的届次，而是融进血脉的牵挂，是刻在心底的默契，是无论走多远，回头时总能看见的那道身影。

        我们总试图用“身份”“职级”“岁月”去划分关系，可真正的羁绊，哪里需要这些标签？它是高中时递来的草稿纸，是农忙时遮雨的草帽，是大学时熬夜修改的课题申报书，是示范课结束后竖起的大拇指，是他作为领导时藏在规则里的温柔，是退休后茶馆里的一壶茶、一段回忆，是你回头时，总有一个同校的学兄站在那里，笑着说“我帮你”。

        尺幅难量，情谊无疆。这位七四届的学兄，用半生的陪伴与扶持，让我懂得：最好的情谊，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从青葱校园到白发暮年，藏在时光细节里的真心。那些一起走过的路，一起守过的讲台，一起喝过的茶，早已成为生命里最珍贵的底色，比千尺潭水更深，比万里长空更远。

而他，便是我生命里那座永不熄灭的灯塔，从少年到白头，从校园到岁月深处，始终亮着，照着我走过每一段路，暖透了我生命里的每一个寒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