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力量

——毛泽东的佛教渊源

赵志超

一代伟人毛泽东

从毛宇居的诗说开去

1949年10月，一个秋雨绵绵的日子，毛泽东的堂兄和塾师毛宇居正在韶山翠嘉堂老屋读报，读到“房弟毛泽东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消息时，他兴奋不已，遂“赋七律六章”（即《导师颂》）。其中一首这么写道：

思想行为自得师，开诚领导广推为。

成军百万皆精练，立法三章更创奇。

人道信心遵马列，谁知济众媲牟尼。

一腔铁血关天下，国尔忘家志不移。

诗中歌颂了毛泽东作为人民领袖、革命导师的博大胸怀，阐述了他与佛有缘——怜贫恤苦、拯弱救民、大慈大悲，并将他比作佛祖释迦牟尼。释迦牟尼，佛教创始人，姓乔达摩，名悉达多。释迦，种族名，意为“能”；牟尼，亦译为“文”，是尊称，意为仁、儒、忍、寂。合为能仁、能儒、能忍、能寂等，意即释迦族的“圣人”。“济众媲牟尼”一语，将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事业与佛教普度众生相类比，凸显其救民于水火的济世情怀。“国尔忘家”化用“韶山纯儒”毛宇居在毛氏族谱中的评语，彰显了毛泽东“舍小家为大家”献身革命的崇高境界。

毛宇居这首诗，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将毛泽东比作“佛”的文字记载。在毛宇居看来，毛泽东是佛，是佛祖释迦牟尼，是拯救劳苦大众的救星。不管是否偏颇，总之，它代表了一个旧知识分子最朴素的认知，也反映了韶山父老乡亲的内心世界。

毛宇居的“七律六章”中，还有另一首诗:

一领青衫运远谋，手无寸铁敌王侯。

拔山立海翻天浪，斩草除根解逆流。

饥溺为心能得众，黔黎请命矢同仇。

最难主义坚金石，百折不回气愈遒。

诗中“青衫运远谋”以文人形象，隐喻毛泽东以思想而非武力对抗旧势力；“手无寸铁敌王侯”，强调其靠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雄才大略。“拔山立海”用盘古开天的意象，形容革命洪流的摧枯拉朽；“饥溺为心”化用《孟子》典故，凸显毛泽东心系苍生疾苦的仁政思想；“黔黎请命”则体现其为民众发声的立场；“百折不回”呼应了毛泽东在革命低潮中的坚韧不拔和英勇顽强。

佛，即觉悟；学佛，就是想做一个真正的觉悟者。从毛宇居诗中看出，毛泽东便是佛。毛泽东“拔山立海”，拯救苍生；他“饥溺为心”，同情疾苦，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

是的，毛泽东是佛。他慈悲为怀，普度众生。对于佛，他是有缘者（感情）、有信者（信念）、有愿者（志向）。为了拯救劳苦大众，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他毕生奋斗，鞠躬尽瘁，矢志为人民服务，爱我所爱，无怨无悔，成就了惊天伟业。

佛经有云“缘起性空”，世间万物皆由因缘聚合而生、随缘离散而灭。作为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从小笃信佛教，一生与佛教结下跨越时空的不解之缘。从幼年受家庭熏陶，到中青年在革命征程中与佛教场所、佛理思想的深度交集，再到晚年以国家领袖身份确立宗教政策，这份联结既承载着个人成长印记，更蕴含着对文化传统的深刻洞察与对群众信仰的尊重包容。

1943年11月，延安宝塔山下，薄一波见到了心中仰慕已久的毛泽东，两人谈起了往事。毛泽东说：“我们的革命，开始就是一批普通的年轻人搞起来的。”薄一波说：“当时我对马列主义没有什么认识，就是凭一股热情，认定只有革命才有出路。那时，什么书都读，读什么书信仰什么书......直到入了党，才对马克思主义有点认识，但很肤浅。”毛泽东笑了笑，说：“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也是什么都信过，小时候还同母亲一起到南岳去拜过佛，后来才信了马克思主义。”

少年毛泽东

1949年5月4日，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青年们怀揣着理想与信念，肩负起民族复兴的重任，共同谱写了青春的华章。毛泽东为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题词，号召“团结各界青年，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工作”。5月7日，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学习毛泽东》的报告，指出：“毛主席也是封建社会农民家庭出身的一个孩子，也曾经迷信过，也曾经读过古书，也曾经研究问题开始只注重一个方面。他之所以伟大，在于他能够从迷信中觉悟出来，否定旧的东西；他之所以伟大，更在于他敢于承认旧的过去。”

周恩来提到：“毛主席常说，他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是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后的。他最不同意晋察冀一个课本描写他在十岁的时候就反对迷信，说他从小就不信神。他说恰恰相反，他在小时候也是相信神的，而且信得很厉害。当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他去求神拜佛。”这番话道出了毛泽东早年信佛的真相。

1949年5月4日，毛泽东为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题词。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韶山，他指着堂屋的神龛，带着一丝微笑回忆说，这是他初一、十五“工作”的地方。那神龛，曾是他少年时虔诚拜佛的地方，承载着他与佛教那段纯真而深厚的缘分。时光悠悠流转，少年毛泽东与佛教的渊源，成为他人生中一段独一无二、珍贵无比的记忆，为他的思想和性格注入了养分，也让我们看到，伟人的成长，同样有着普通人的信仰与情感历程，在韶山的山水间，在佛教的熏陶下，缓缓铺陈，渐次升华。

 韶山是一个充满神奇色彩地方。少年毛泽东的成长足迹中，深深印着信佛的痕迹。他曾说：“我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是迷信的。”这种迷信，源于他早年对佛教的虔诚。

韶山十里山冲，佛教氛围浓郁，韶峰一带分布着韶峰寺、仙女庵、慈悦庵等多座庵堂，对毛氏族人影响甚深。韶山八景中的“仙女茅庵”与佛教渊源颇深，更为少年毛泽东的佛教信仰渲染上了一层奇幻的光晕。“山深别有天，草木皆仙。茅庵丹灶筑当年。道成女子今何在？一座金莲。晨钟暮鼓边，惊醒尘缘。高僧无事抱云眠。何必普陀观自在？面壁依然。”这阕《浪淘沙》生动地描绘出仙女茅庵超脱凡俗的意境。

相传唐朝时，青州府的韶氏、桓氏和黎氏三位女子，一心向道，踏上寻觅仙山洞府的旅程，最终在韶峰停下脚步。这里苍松翠竹，奇花异草遍布，风景美不胜收，让三女沉醉不已，当即决定在此结茅棚修行。她们不仅上山采药，为百姓治病，还在众人的帮助下建成石墙茅庵，潜心修道。后来，太上老君为考验她们的道行，派南屏潜龙和北障猛虎化身试探，三女不为所动，坚守本心，最终修成正果，得道登仙。少年毛泽东或许多次听闻仙女茅庵的传说，那超凡的故事、清幽的景致，对他而言，或许是佛教神圣与神秘的具象化呈现。他与下山的和尚萧贵通交好，还常去向萧和尚借阅经书。这些经历，让他对佛教的认知逐渐加深，内心的信仰愈发坚定。

在漫漫人生征程中，毛泽东与诸多佛教场所有所交集。早在1917年，24岁的毛泽东与同学萧子升游历湘中五县，特意探访沩仰宗祖庙密印寺，与老方丈探讨佛理、翻阅佛经，这场初次“谈佛论道”，既是对佛学思想的主动探究，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亲身体察。1920年，恩师杨昌济病逝，灵柩暂厝北京法源寺，毛泽东以半子之礼陪同杨开智、杨开慧兄妹守灵，在诵经声与风雪中沉思生死、家国与革命道路，古寺的肃穆氛围更让他对人生与使命有了深沉的体悟。

1927年，面对农民运动“糟得很”的指责，毛泽东回到韶山银田寺开展农运考察，在寺内一棵树龄700余年的白果树下召开动员大会，与200余名群众彻夜长谈；更创办“知行合作社”“农民夜校”，为革命培养骨干力量，让这座古刹成为唤醒民众的革命阵地。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研读《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等代表中国佛教宗派的经典，对禅宗六世高僧慧能的思想尤为关注，《六祖坛经》更是时常带在身边，反复翻阅。他不仅自己钻研，还在与他人的交流中，表达对佛学的见解。在和达赖喇嘛谈话时，他高度评价佛祖释迦牟尼，认为释迦牟尼主张普度众生，和共产党人在为人民解除压迫痛苦这一点上是共通的。

毛泽东虽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却对佛学经典有着深厚的研究与独到见解。他主张“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教的经典”，认为不懂宗教便无法做好群众工作，这份认知让他始终以开放态度对待佛学文化。在诸多讲话与著作中，他常博引佛学名句，让表达更具文采与穿透力。1957年与文艺界人士谈话时，他用“隔靴挠痒，空空荡荡”批评脱离实际的创作，而“隔靴挠痒”便出自佛学典籍《五灯会元》卷八，精准点出“不得要领、未抓主题”的核心问题，足见其对佛学文献的熟悉程度。

1958年，在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上，毛泽东问常委们是否知道广州唐代出了个唯心主义哲学家六祖慧能，还强调慧能的《六祖坛经》内涵深刻，大家应该向其学习。同年，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及慧能时评价道，慧能主张一切皆空，虽是彻底的唯心论，却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堪称一次大跃进。1959年，他与赫鲁晓夫交谈时，还主动提及“佛经我读过一些”。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格外重视佛学研究和宗教工作。1961年，他与十世班禅大师谈话，强调要培养懂佛学的知识分子，认为光有政治觉悟，佛学上没学问可不行，还表示自己也想研究佛学，《金刚经》很值得一看。同年，他又指出，世界上信教的人众多，共产主义者应该研究各种宗教经典，因为这关乎群众工作，只红不专是行不通的。 

龙潭圫里拜“干娘”

从韶山滴水洞出发，沿小路越过虎歇坪，翻山越岭四公里，进入大坪境内，来到龙头山的后山，这便是龙潭圫。圫下有一块高9米、宽7米的大青石，矗立在山路边，很像人们的想象中的观世音菩萨，这块青石便叫观音石，人们习惯称之为“石观音”。另一边则是汇集山上溪流的龙潭，一泓清清的塘水。

巨石旁，有一股泉水冒出，终年不断。而在滴水洞附近，也有一汪泉水，清泉汩汩，终年不竭。根据山形地貌,人们觉得这极像一条龙:巨石处为龙头，滴水洞处为龙尾。有风水先生说，龙头龙尾终年涌泉,恐有蛟龙出来招灾闯祸,于是，当地人便在巨石上建了一座庙，叫杨泗庙。庙里香火不断，巨石闻名遐迩。

龙潭圫下的“石干娘”

清光绪十九年癸巳十一月十九日(1893 年12 月26日)辰时,毛泽东诞生于韶山冲上屋场。离龙潭圫不过两里远的棠佳阁（唐家圫），便是毛泽东的外婆家。母亲文素勤，前面生育两胎男孩，都在襁褓中夭折了，如今第三个儿子来到人世间，将其养活成人，便成了文素勤与丈夫毛顺生最大的心事。既然前两个都夭折于上屋场，那就把这个新添的宝宝寄养到外婆家。

1894年2月6日，正月初一巳时，不足百天的毛泽东，便由母亲抱着，在外婆、八舅的引领下，来到距唐家圫两华里的大坪龙潭圫石观音前烧香作揖，拜这块巨石为“干娘”，人称“石干娘”。文素勤还替毛泽东取了个乳名——“石三伢子”。

8岁以前，毛泽东一直住在棠佳阁外婆家，他和几位表兄弟经常来庙里跪拜。年幼的毛泽东既调皮，胆子又特别大，经常在跪拜之后迅速跃到神台上，在其他孩子的一片唏嘘声中把供果给吃了，让表兄弟们不得不佩服他过人的胆量。

1959年6月26日，回到韶山冲的毛泽东，请上久违的乡邻和表亲吃饭。他举杯环顾四周，笑着说:“今天，各位父老乡亲都到齐了，就只差我干娘没来,是不是还等等呢？”乡亲们一听,都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他们知道毛泽东有个干娘是七舅妈，可她已经去世多年了，怎么又冒出一个干娘呢？毛泽东没有解释，只是笑了笑，说:“大家喝吧,我们不等啦！”年轻人们不知道个中缘故，便叫一个小姑娘去问主席。毛泽东将小姑娘抱起来，大手向西一指:“我是那个山坳里那块石头的孩子，你又是哪个的孩子啊？”乡亲们恍然大悟，满堂发出会心的笑声。

受母亲影响从小笃信佛教

毛泽东的母亲文素勤

毛泽东与佛教的渊源，最早植根于母亲文七妹的虔诚信仰。文七妹中年得子，对毛泽东格外疼爱，因笃信佛教，便将儿子的平安寄托于信仰之中：她坚持持守“观音斋”，定期到庙里焚香祈福，为使儿子“根基稳固”。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毛泽东童年对佛教的认知与“向善”紧密相连，认为奉持佛教能涵养恭敬慈悲之心，这份对“慈悲为怀”的朴素认同，即便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未曾磨灭。他曾言“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正是这份早年启蒙在思想深处的延续。

正如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中所提到的，少年毛泽东对佛教十分尊崇，而这尊崇的源头，便是他虔诚的母亲文素勤。

文素勤对佛教的信仰极为笃定。1885年，她在韶山冲与毛顺生完婚，婚后数年连失两子，直到1893年毛泽东诞生，她视如珍宝。为保毛泽东“长命百岁”，文素勤采取了一系列与佛教相关的举措：她先让毛泽东拜七舅妈为“干娘”，接着替儿子向南岳观音菩萨“许愿”，同时自己还吃起了“观音斋”。

在母亲的濡染下，幼年毛泽东跟着母亲虔诚拜佛，佛教的种子悄然在他心底发芽。可父亲毛顺生却与母亲文素勤大相径庭，毛顺生早年和中年都对神灵之说嗤之以鼻。毛泽东9岁时，曾与母亲郑重地探讨如何转变父亲对佛教的态度，此后多次尝试，均以父亲的责骂而告终。一次，毛顺生外出收账，途中竟与老虎狭路相逢，老虎受惊逃窜，毛顺生侥幸脱险。经此一劫，毛顺生开始反思，内心对神佛的敬畏之情悄然滋生，此后偶尔也烧香拜佛。

1909年，16岁的毛泽东前往南岳“朝山进香”，这次行程或许既有替母亲“还愿”之意，也有满足自己对佛教虔诚祈愿的成分。薄一波在回忆初次与毛泽东见面时说，主席笑言：“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也是什么都信过，小时候还同母亲一起到南岳去拜过佛，后来才信了马克思主义。”这番坦诚的话语，再次印证了毛泽东早年对佛教的笃信。

在韶山的岁月里，佛教的影响如影随形，母亲的慈悲善良，也深深感染着毛泽东，使他乐于助人。韶山冲的毛乾吉就曾亲身感受过毛泽东的善良。夏荒时节，毛乾吉和弟、嫂前去上屋场讨米，毛泽东正在劳动，见状不仅招呼他们坐下，还在母亲的帮助下，为他们端来饭菜，直至他们吃饱才回屋吃饭。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时，了解到毛泽东的母亲信佛虔诚，还向孩子们灌输宗教信仰，他们都因父亲不信佛而难过。毛泽东自己也表示：“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法（法）无天’。”看似诙谐的言语背后，或许藏着他早年对佛教的尊崇以及后来思想转变的复杂历程。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时，曾谈到早年信佛的情况。毛泽东说：

有些农民还迷信。有些迷信是合理的。我历来是赞成求签吃神药的，一片包药吃不死人，二是只要两个铜板。吃神药总比请郎中要好得多。请郎中起码要一百个铜板，还要请他吃顿饭，又不一定保险，可能治死人。

我母亲害病，求签吃药，有神保佑，胆子壮了，病也好了。有一年，她病得几乎要死，许愿要到南岳圣地去求神，要经过湘潭、湘乡、衡山三个县，每走三步就得叩一次头，手里捧着一块木板。我父亲也去了，他走得快，我走得慢。我也信过神的，是个有神论者。可能你一生下来就是个无神论者。我母亲天天教育我有神。我父亲不信神，我同母亲联合起来斗他。

看来，少年毛泽东把“神”与“佛”混为一谈了。

“我父亲到什么时候才信神的呢？”毛泽东回忆，“有一天晚上，他走路遇见老虎，老虎一下跳到田里去了。老虎怕人，人怕老虎。回家后他吓破了胆，病了。从此他就信神，果然病好了。他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一个有神论者。”

毛泽东将父亲和母亲不同的处世态度进行比较，并得出不同结论：

他当过曾国藩的兵，后来搞到一点钱，由贫农变成中农，后来富起来了。他可贪得厉害，未做官，他可是一个财迷。他经常教育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的母亲比较好，她虽然信神，但不教我这一套。他们两个人死后，群众表现就不同。我母亲死时，有几百人送葬；我父亲死时，只有稀稀拉拉几十人。群众可不喜欢我父亲。

沩山密印寺奇遇

1917年的秋天，阳光洒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校园里。青年毛泽东捧着一册《民报》，目光被一篇游记牢牢吸引——两名学生从东方都市徒步至西藏，沿途的山川寺庙、风土人情，像一粒石子投进他的心湖，激起圈圈涟漪。那时他正满怀抱负，对世间一切文化与思想都抱着开放的探索欲，只是囊中羞涩，学业未竟，西藏之梦只能暂且搁置。

毛泽东与同窗萧子升闲聊时，无意间吐露了这桩心事。萧子升听后笑道：“何必执着于西藏？近处的山水寺庙，不也是天地间的学问？”这话点醒了毛泽东，两人一拍即合，决定趁着假日，以“游学”的方式遍历湘中，访寺观山，在行走中体察世事，也算圆一场“短途修行”。他们没带多少行李，只揣了几本书、几件换洗衣物，腰间别着纸笔，便踏着晨光出发了。

第一站是宁乡的香山寺。这座古寺不知历经多少回毁建，红墙黛瓦上仍留着岁月的痕迹，香火却旺得很，香客们捧着香烛，在殿外排起长队，连石阶缝隙里都飘着檀香。听说灾荒年月，寺里的方丈常开门收留饥民，一碗热粥、一床草席，救过不少人的命。毛泽东和萧子升跟着人群进殿，见方丈端坐佛前，慈眉善目，虽未多言，却也记下了这座寺庙的温暖与烟火气。

离开香山寺，二人循着山路往回龙山而去。此山蜿蜒如卧龙，半山腰的白云寺更是名声在外，朱红山门旁挂着曾国藩、左宗棠的题字，笔力遒劲，透着几分厚重。进了寺门，只见殿宇巍峨，二十四尊诸天菩萨金身闪闪，既威严又透着亲和，香客们跪拜祈福，钟声在山坳里悠悠回荡。

毛泽东看得入神，拉着萧子升去拜访方丈。老方丈知他们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又听闻毛泽东善书法、能谈经，倒也随和，竟与他玩起了对对子的游戏。毛泽东以“身无半文，心忧天下”对答，方丈拊掌称好，回以“室有千卷，志在苍生”，一唱一和间，满殿都是笑声。

几天后，毛泽东与萧子升从同学何叔衡家中休整完毕，又往沩山而去。沩山半山腰的密印寺，是禅宗沩仰宗的祖庭，虽不如白云寺那般声名在外，却有着千年积淀的禅意，黄墙映着翠竹，晨钟暮鼓里满是清幽。寺中方丈见他们风尘仆仆，却谈吐不凡，便邀二人吃了一顿素斋。桌上的青菜豆腐清淡爽口，毛泽东吃得自在，唯独避开了酱油。后来，他笑谈，幼时见家里酿酱油的器具里有蛆虫，那画面让他从此对酱油没了胃口。

今日沩山密印寺

斋后，萧子升去寺中闲逛，毛泽东留下来，与方丈坐在禅房的竹椅上，展开了一场对话。窗外竹影婆娑，方丈先开口，问了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佛教入华千年，历经战乱兴衰，为何至今未衰？”毛泽东沉吟片刻，答道：“只因有信徒在。只要还有一个人信它，这宗教便不会消失。”

方丈微微颔首，却又补充道：“施主说得有理，却未尽然。佛教能延续，非因宗教本身，而是它传的‘信仰’二字。人心中总得有份信仰，如夜路有灯塔，寒天有炭火，能引着人往前走，给人撑下去的力气。”他话锋一转，望着院外萧子升的身影，轻声说：“你与你这位同窗，将来怕是要走不同的路。”

这话像一颗石子，落在毛泽东心里。他望着方丈深邃的眼睛，忽然明白了什么——信仰不是求神拜佛的形式，是心里的那股劲，是愿意为之奔赴的目标。

临走时，方丈握着他的手叮嘱：“莫忘今日所言，信仰是根，有根才能立住。”毛泽东深深作揖，与萧子升一同下山。

这次游历结束后，毛泽东回到湖南第一师范，密印寺里与方丈的对话始终在他心头回荡。他开始更加深入地思考信仰的力量，在之后的学习与生活中，这种思考也不断地发酵、升华。

后来，毛泽东投身于波澜壮阔的革命事业中。每当面临困境，他总会想起密印寺的那次交谈。在延安时期，有一回，他和卫士李银桥出去散步，突然提议去看看寺庙。李银桥满是疑惑，嘟囔着寺庙不过是些迷信的东西，没啥可看的。毛泽东却认真地纠正他：“片面，片面，那是文化，懂吗？那是名胜古迹，是历史文化遗产。”他深知，佛教文化历经千年，早已融入华夏文明的血脉，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值得细细琢磨。

回顾青年时代的这次游历，毛泽东感慨万千。密印寺方丈的话，就像一颗种子，在岁月的磨砺中生根发芽，让他深刻领悟到，信仰能汇聚起无穷的力量，无论是对个人的成长，还是对一个国家、民族的崛起，都至关重要。而他所追寻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正是引领中国人民摆脱苦难、走向光明的那座灯塔，他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这个伟大的事业。

夜宿昭山古寺

在湘江东岸，昭山临江而立，山姿雄浑，古为潇湘八景之一的“山市晴岚”。它的得名，源于一段古老又带着传奇色彩的故事。相传周昭王欲征南蛮，挥师攻打楚国，却在湘江受阻。楚人以胶粘之船渡其过江，船至江心，胶溶船沉，昭王命丧于此，江畔之山自此被唤作昭山。光绪刊《湘潭县志.山水》称:“谚云: ‘湘有招山，客子不乐久游’。”故昭山又名招山。

昭山古寺建于唐朝初年，静静矗立在昭山之巅，宛如一位沉默的见证者，守望着岁月变迁。寺中供奉的昭山之神玄帝，名昭阳，本是战国时期楚国的将军，战功赫赫，却遭权贵排挤，最终退隐昭山。秦灭六国后，人们将他奉为神明，古寺也因此又名昭阳寺。南宋抗金名将刘锜曾在此留下足迹。刘锜大败金兵，与张俊、韩世忠、岳飞并称“四大名将”，却因遭人忌恨，被贬为潭州知府，在昭山一住便是六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可他们的故事，依旧回荡在昭山的风里，未曾散去。

1917年9月16日，湖南第一师范的校园里，秋意渐浓。正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的毛泽东与同窗、新民学会会员张昆弟、彭则厚，踏上了前往昭山的旅程。三个青年怀揣着对世界的好奇与探索的渴望，从长沙城南出发，步行数十里，来到昭山脚下，脚下的每一步，都丈量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思索。

昭山树木尚未繁茂，有的地方还略显光秃，可这份质朴反倒让山显得更加巍峨、雄浑。三人沿着蜿蜒的山路攀登，心中并无寻觅“屏风夕照”“柘岭丹霞”“桃林花雨”这些旧景的急切，他们向往的，是站在山顶，感受那“一览众山小”的豪迈，俯瞰湘江北去，遥想历史风云变幻。

登上山顶，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心潮澎湃。毛泽东望着滔滔湘江水，思绪飘回到周昭王折戟沉沙的那一刻，他或许在想，历史的兴衰荣辱，不过是过眼云烟，真正永恒的，是为了理想与信念而奋斗的精神。

夜宿昭山古寺，静谧的氛围笼罩着他们。月光洒在古寺的庭院，四周的虫鸣此起彼伏，似在演奏一曲夜的乐章。毛泽东与张昆弟、彭则厚围坐一处，展开了一场深入灵魂的对话。张昆弟在当天日记中记下了毛泽东的三句话：“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这些话语，如同划破夜空的星辰，闪耀着思想的光芒，在古寺的夜空中久久回荡。

毛泽东的话语里，透着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反思，他看到了繁华背后人们被物质所束缚的困境，也明确了自己追求的方向——世界主义。不难看出他后期思想的发端，他提出的世界主义，其实就是共产主义的前奏。他把精神与物质相提并论，相信一定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他深知，经济问题是实现理想的基石，只有解决了这一难题，才能迈向理想中的世界。而心力与体力的结合，更是实现目标的关键。这些思想的火花，在昭山古寺的夜空中点燃，成为他日后探索革命道路的重要指引。

此时的毛泽东，或许还未完全明晰未来的路该如何走，但在昭山的这一夜，他的信仰已悄然萌芽。他与古寺的邂逅，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游历，更是一次思想的洗礼，一次对信仰的探寻。古寺里那棵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银杏树，在月光下投下斑驳的影子，仿佛在见证着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也在默默守护着这份信仰之光。

多年后，毛泽东站在历史的潮头，引领着中国人民走向光明。而昭山古寺的那一夜，那与信仰初遇的瞬间，始终是他心中不可磨灭的记忆，激励着他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道路上，无畏前行，永不退缩，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奋斗目标。

五台山的佛国尘缘

1948年暮春的晋北，一场不期而至的大雪，将毛泽东的行程拦在了山西代县境内。雁门关外的寒风卷着雪粒，打在警卫员的棉帽上簌簌作响。不远处，五台山的轮廓在风雪中若隐若现，这座承载着千年佛缘的名山，正以一种偶然的方式，等待着与一位无神论者的相遇。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与五台山便已结下不解之缘。1937年秋，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毛泽东亲自部署，指示部队以五台山为中心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此时的五台山，晨钟暮鼓间突然闯进了荷枪实弹的日军，寺庙的琉璃瓦被炮火击碎，大雄宝殿的木柱被刺刀劈砍，千年古刹沦为焦土。

山西五台山

佛门子弟本以“慈悲为怀”，却在民族危亡之际燃起了血性。他们虽皈依佛门，但在国家民族面临灾难时也会分清善恶，抵制外敌。抗日战争时期，僧兵不仅参加了百团大战，还参加了八路军的各项行动。五台山僧会会长然秀法师曾带领僧众主动联络八路军，他们脱下袈裟换上军装，拿起锄头扛起步枪，组成了一支特殊的抗日武装——“和尚连”。这些平日里诵经礼佛的僧人，白天与八路军一同在山涧设伏，夜晚回到寺庙仍不忘点燃佛灯。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救苦救难”的真义，而毛泽东也始终关注着这片土地上的抗争，曾赞赏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

1948年4月6日，雪势稍减，毛泽东带着周恩来、任弼时等人，踩着没踝的积雪向五台山进发。山间的石板路结着薄冰，警卫员想搀扶，却被他摆手拒绝：“拜佛嘛，得自己走，心诚才见真章。”此时的他，刚从陕北转战而来，身上的灰布军装还沾着征尘，却难掩眉宇间的从容。毕竟，解放战争已见曙光，西柏坡的灯光正等着他去点亮全国解放的蓝图。

毛泽东转战陕北

由于风雪较大，五台山地区的能见度非常低，毛泽东一行走了很长一段路，直到暮色四合时，终于抵达台怀镇的显通寺。老方丈早已在山门前等候，见毛泽东走来，双手合十，躬身行礼：“施主冒雪而来，贫僧有失远迎。”毛泽东笑着回礼：“深夜叨扰，还望大师多多担待。”进了山门，风雪被寺墙挡在外面，殿内的酥油灯映着佛像的金身，空气中弥漫着檀香。

在供奉无量寿佛的正殿，老方丈指着佛像旁的楹联“愿以此身济众生；不教净土染尘埃”，轻声讲解其意。毛泽东一边听一边欣赏，驻足良久，目光落在“济众生”三字上，若有所思：“佛说普度众生，我们共产党人，也在做着‘济众生’的事啊！”

走到铜殿门前，毛泽东见到了那口重达千斤铜钟，在风雪中泛着冷光，显得更加雄伟。老方丈说：“此钟一响，全山皆闻，可唤人向善。”毛泽东与周恩来相视一笑，一同上前推动撞钟的木柱。“当——”钟声穿透殿宇，掠过积雪覆盖的屋顶，在山谷间久久回荡。和尚们纷纷从禅房里走出，望着正殿的方向，殊不知，撞钟的人正肩负着拯救中华民族的光荣使命。

撞完钟后，毛泽东决定夜宿寺庙中的方丈院，更好地感受佛教文化。老方丈亲自安排，礼貌地说道：“本寺条件较为有限，希望贵人莫要觉得不习惯。”毛泽东笑道：“不要紧，大师言重了，随缘吧！”

当晚，众人宿在方丈院的西厢房。老方丈送来一床厚棉被，见毛泽东桌上摊着一本泛黄的《金刚经》，惊奇地问道：“贵人也读经书？”毛泽东拿起经书翻了两页，笑着摆摆手说：“我只是略微地翻看一下，我是无神论者，不是贵人，只是曾经与佛有缘。”方丈笑笑：“一切自有定数，贵人信佛则有，不信佛自在。”

毛泽东说：“早年在家乡，跟着母亲烧过香、拜过佛，后来到密印寺，跟住持聊过佛法，算是略懂皮毛。我读经书，更多是看里面讲的‘慈悲’‘众生平等’，倒与我们的主张有些相通之处。”老方丈点点头，又问：“施主觉得，佛与政，可有共通？”毛泽东沉吟片刻，指着窗外的积雪：“佛说‘众生苦’，我们也见不得老百姓苦。日军侵华时，五台山的和尚能拿起枪抗日，是因为他们知道，不救国家，何谈救众生？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也是为了让老百姓不再受压迫，能有饭吃、有衣穿——这或许就是‘大慈大悲’的另一种说法吧。”

这一晚的对话，没有高深的佛理辩经，却在一僧一俗间，道出了“济世救人”的共同初心。

次日清晨，雪霁天晴，老方丈领着众人参观藏经阁。阁内几位僧人正整理残缺的经书，有的页面被虫蛀，有的被炮火烧得焦黑。毛泽东拿起一本《华严经》，指着破损处问：“这些经书毁了，不可惜吗？”一位老僧双手合十：“有生必有灭，有形之物，终会消散。”毛泽东若有所思，又问：“那蒋介石的政权，若算‘有形之物’，其兴其灭，是否也有定数？”老僧微微一笑，只道：“施主心中已有答案。”

走到后院，几尊佛像的残骸映入眼帘：有的佛头被日军炸掉，有的菩萨胸前被挖开一个大洞。老方丈叹道：“佛头是日寇所毁，胸洞是早年百姓听说佛像里有黄金，挖开寻金的。”毛泽东眉头紧锁，对随行的地方干部说：“日寇毁佛，是破坏文化；百姓挖佛，是日子过不下去。寺庙要修，更要让老百姓吃饱穿暖——你看山下的龙王庙，香火旺盛，因为老百姓觉得龙王能下雨浇地，能给他们办好事。菩萨若不能‘救苦救难’，老百姓自然不会敬它。我们共产党人，要是不能给老百姓办好事，脱离了群众，跟这残佛又有什么区别？”

这番话，不是对佛理的解读，却是对“民心”的深刻洞察。在毛泽东看来，所谓“佛缘”，从来不是烧香拜佛的形式，而是“以民为念”的本心——正如佛要“济众生”，党要“为人民”，这才是“心中有佛”的真正内涵。

转眼到了午饭时间，随行的众人回到了正殿，恰逢寺里有香客求签，毛泽东也饶有兴致地凑过去，随行人员帮主席递上签筒，主席摇了一下，随手一抽，只见竹签上写着“上上大吉”四个字，毛泽东看到这四个字，顿时喜笑颜开，把签递给周总理、任弼时等人。随行人员都笑着道贺，老方丈凝视着主席说：“施主此签，乃大吉之兆，预示前路顺遂，一生大吉。”

毛泽东却把竹签放回签筒，摆了摆手：“我这50多年，走的都是曲折路。被敌人追杀过，在党内受过排挤，甚至被开除过党籍，哪来的‘上上大吉’？这签，不过是图个热闹。莫当真，莫当真，这只不过是逗着玩玩罢了。真要‘大吉’，还得靠老百姓支持，靠同志们拼命。天上不会掉馅饼，佛也不会凭空赐福啊！”

用完午餐，毛泽东一行告别寺院的和尚们，离开五台山。路上，毛泽东看到了一个摆地摊的老乡，热情地跟他打招呼，购买了一包香烟，还拉着老乡问收成、问税赋，聊得不亦乐乎。

下山的时候，毛泽东回头望了一眼那座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铜殿，对周恩来笑道：“从五台山的抗日根据地，到全国的解放，这‘佛国’见证了我们的路。往后，要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比这‘上上签’还强。”

文殊菩萨转世

1950年1月24日中央发出指示，以人民解放军十八军为进军西藏的主力，青海、新疆、云南各出一支兵力“多路向心进兵”。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序幕正式拉开。同年10月19日，昌都解放，打开了和平谈判的大门。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太阳啊霞光万丈，雄鹰啊展翅飞翔，高原春光无限好，叫我怎能不歌唱……”从此，党的关怀如阳光般照耀雪域高原，藏族儿女迎来了久盼的曙光。

作为国家领袖，毛泽东将对佛教的认知升华为系统的宗教政策，核心便是“宗教信仰自由”。他明确提出“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强调“人们的宗教感情是不能伤害的”，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会有信仰宗教的自由。针对佛教发展，他主张保护合法宗教活动，同时推动寺庙改革，提出喇嘛应“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并支持培养“懂政治、科学、文化及一般知识”的佛学知识分子，让宗教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人民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曾接见十四世达赖、班禅等宗教界代表，反复强调“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既划清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底线，也明确了尊重信仰的基本立场。这种“不赞成宗教但尊重信仰自由”的态度，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又包容了传统文化与群众信仰，体现了“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深刻内涵。宗教文化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唯有与现实结合、为民众福祉服务，才能发挥积极价值。

领袖爱人民，人民更爱领袖。在藏族同胞的心中，毛主席有着极其崇高的地位，他们将毛主席视作文殊菩萨转世，这种情感源自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为西藏人民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2021年5月，迎来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藏族同胞更加怀念毛主席，不忘毛主席的恩情。

“雪山作证，是毛主席带领我们实现和平解放，开辟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江河作证，是毛主席带领我们铲除了封建农奴制；大地作证，是毛主席带领我们过上新生活……”藏族同胞的话铿锵有力。在旧西藏，占总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没有人身自由，没有土地、生产工具等基本生产生活资料，他们是农奴主的“会说话的工具”。是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如同光芒万丈的太阳，照亮了西藏的每一个角落，让农奴和奴隶们获得了新生。

藏族世世代代都把敬献哈达，视作至高无上的礼仪。一条哈达比金子还要珍贵，它代表了藏族人民金子般的心。来自西藏昌都江措林寺的90后活佛江措林.土登扎巴说：“藏族百姓将毛主席视作文殊菩萨转世，到现在藏族人家还有供奉主席像的习惯。”来自西藏那曲比如县的次旦拉桑和家人，在瞻仰毛主席纪念堂时，心中满是对毛主席的深切缅怀。

在藏族同胞心中，毛主席就是西藏人民心中的佛。这份尊崇，源于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为西藏带来的改天换地的变革，承载着藏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感恩。是毛主席，带领中国共产党解放了西藏，让西藏进入了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新时代。

在藏族同胞的歌声里，对毛主席的敬爱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毛主席的光辉》的诞生充满温情。20世纪50年代初，波密文工队下乡调研，听到藏族同胞用民歌歌颂毛主席：“在东方的山顶上，升起了红太阳，那不是红太阳，那是毛主席的光芒！”波密文工队的胡金安深受触动，写下新歌词“毛主席的光辉，照到了雪山上，从此藏族人民，有了幸福的生活，伟大领袖毛主席，祝您万寿无疆！”后经再创作，成就了这首经典。“毛主席的光辉，嘎拉呀西喏喏，照到了雪山上，依拉强巴喏喏”，歌声里，是藏族人民对毛主席的深情赞美，赞颂他如太阳般的光辉，融化了西藏千年的冰霜，带来幸福生活。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我们农奴的心儿照亮，我们迈步走向社会主义幸福的天堂。”这首《北京的金山上》饱含深情，唱出了毛主席如金色太阳般，温暖、慈祥，照亮农奴心房，也唱出了百万农奴的心声。1964年参加全国文艺汇演，受到周恩来总理称赞，总理还修改了歌词。后来，才旦卓玛重新录制，让这首歌迅速传唱，家喻户晓。

另一首《翻身农奴把歌唱》同样震撼人心。“太阳啊霞光万丈，雄鹰啊展翅飞翔，高原春光无限好，叫我怎能不歌唱！”“毛主席呀红太阳，救星就是共产党，翻身农奴把歌唱，幸福的歌声传四方！”才旦卓玛饱含深情的演唱，让这首歌随着纪录片《今日西藏》红遍大江南北，生动展现了翻身农奴的喜悦和对党的感恩，表达了藏族人民对毛主席的无比热爱。

这些歌曲，是藏族人民情感的寄托。它们在草原、在雪山、在每一个藏民生活的角落传唱。旋律里，是毛主席带领西藏人民走向光明的伟大历程；歌词中，是藏民们将毛主席视为心中佛的虔诚敬爱。毛主席带领中国共产党解放了西藏，让西藏进入了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新时代。他的恩情，如同雅鲁藏布江的水，源源不断，流淌在每一个藏族人民的心中。

佛心映民心

拂过历史的尘埃，那位曾在灯下披阅《金刚经》《六祖坛经》的伟人，将佛学中“普度众生”的悲悯，酿成了对亿万百姓最滚烫的赤诚。他曾赞许释迦牟尼“为众生谋解脱”的宏愿，视《六祖坛经》里“众生平等”的哲思为劳动人民的精神养分，这份对佛学智慧的体悟，从不是书斋里的清谈，而是化作了“为人民谋幸福”的毕生践行，在一个个与百姓息息相关的细节里，写满“民为根、民为天”的深情。

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与老乡亲切交谈

在陕北佳县的寒夜里，毛泽东住的窑洞与农户无异，炕上铺着补丁摞补丁的褥子，桌上摆着粗瓷碗。当警卫员为他单独煮了小米饭，他却端着碗走进农户家，执意和乡亲们共食掺着糠麸、煮得软烂的“钱钱饭”，说“百姓吃啥，我就吃啥，脱离群众的事咱不能做”。那年霜冻突袭，刚抽穗的麦子被冻得发黑，他踩着晨霜走遍田间，连夜召集干部部署抢收，还亲自到粮站清点种子——当得知部队存有一批良种麦种，他当即决定全部分给缺种的农户，反复叮嘱“耕牛是百姓的命根子，绝不能因急难杀一头，来年的收成不能断”。

在江西瑞金的老祠堂里，毛泽东蹲在门槛上，握着老农满是老茧的手听他们诉苦。得知农户因没钱买盐，只能用草木灰代替，他立刻让人把苏区政府配给自己的盐巴分出大半，还推动苏区开展“熬硝制盐”运动，解决了百姓的“盐荒”。有次行军路过山村，看到一个孩子光着脚在雪地里跑，脚冻得通红，他当即脱下自己的布鞋，裹上布条给孩子穿上，自己则踩着草鞋继续赶路。身边战士劝他，他却说“孩子的脚冻坏了，这辈子都受影响，我这点冷算啥”。

瓦尔特.博萨德，一位来自瑞士的战地记者与现代新闻摄影家，自1931年起，在中国生活工作八年，成为战时中国的重要见证者。凭借中立国身份，他得以突破封锁，成为第一位访问延安并见到毛泽东的欧洲记者，用独特的观察为世界留存了“红色中国”的真实图景。1938年初，博萨德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的周密安排下，与美国记者一同加入八路军运输物资的车队，踏上了前往延安的艰险旅程。抵达延安后，他用16毫米摄影机拍摄了21分49秒的黑白无声纪录片《延安之旅》，这是外国记者在延安拍摄的首部影像作品，既记录了毛泽东走出窑洞的实况与工作场景，也捕捉了抗大学员在晨光中早操、鲁艺师生在晚霞里唱歌的画面，成为填补历史空白的重要史料。

在延安凤凰山麓的吴家窑大院，博萨德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深度访谈。他在记录中细致描绘了当时的场景：毛泽东的窑洞陈设极其简陋，仅有一张堆满书籍文件的方桌、一把木椅和一张睡炕，墙上贴着陕西地图与反法西斯宣传画，空气中弥漫着劣质香烟的刺鼻气味。此时，毛泽东正夜以继日撰写《论持久战》，脸上虽难掩疲惫，目光却始终炯炯有神。访谈围绕抗战形势展开，毛泽东条理清晰地剖析了日军的三大弱点：兵力不足、军士残暴、指挥笨拙，而支撑他“中国终将胜利”信念的核心，是对民众力量的深刻洞察。“战争拖得越长，农民组织得越好，胜利终将属于中国。”毛泽东的话语简洁有力，在博萨德听来，这并非空洞的战略判断，而是源于对底层苦难的切身体察，他深知四亿农民的觉醒才是抗战胜利的根本力量。

当被问及国共合作前景时，毛泽东的回答更显胸怀：“中国人民的团结一致高于一切，甚至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在当下都不是最重要的，国民党应该与共产党合作，一起抵抗侵略者，否则中国就没有未来。”这句话被博萨德郑重写入采访稿，他在旁批注：“这位领袖的思考始终围绕着人民的希望，而非政党的私利。”交流间隙，毛泽东主动为博萨德倒上当地的“白干”，言谈间毫无架子，让博萨德在后来的文章中感慨：“他更像一位古典时期沉思的哲人，而非传统意义上的领袖。”

博萨德用镜头与文字，记录着延安根据地的生活，处处彰显着毛泽东“救民于水火”的民本情怀与慈悲之心。他注意到，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延安，共产党始终将民生与教育放在首位。这些场景，让他读懂了毛泽东“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深刻内涵。

访谈中，毛泽东还主动谈及“共产主义如何提高中国四亿农民收入与购买力”的问题，这份对普通民众生计的关切，让博萨德真切感受到：这位革命领袖的战略思考，始终根植于对底层民众的悲悯之情。

离开延安后，博萨德在《新苏黎世报》发表了六篇系列通讯，他在文中写道：“毛泽东不仅是运筹帷幄的革命者，更是关心民众苦难与国家前途的思考者。”在他看来，毛泽东的坚定立场源于对民族的责任，而这份责任的底色，是“救民于水火”的大慈大悲。他镜头下的延安景象——官兵一致的作风、对民生的坚守、青年们的希望之光，正是这种为民情怀的生动注脚。

毛泽东的目光总追着百姓的疾苦，也总记着百姓的期盼。听闻某地闹饥荒，他对着电报彻夜难眠，红着眼眶安排救灾粮调运，还带头把自己的口粮标准降到最低；得知血吸虫病在江南水乡肆虐，百姓深受其苦，他亲自批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组织医疗队深入疫区，直到看到患者康复的笑脸，才欣然挥笔写下“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字里行间满是为民解忧的欢畅。就连“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豪迈诗句里，也藏着对牺牲战士的痛惜——那些战士多是农家子弟，他总说：“他们是为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牺牲的，咱不能忘了他们的家人。”

巴基斯坦前总理本.布托说过:“毛泽东是革命的儿子，是革命的精髓，确实是革命的旋律和传奇，是震动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缔造者。毛泽东没有死，他永垂不朽。他的思想将继续指导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命运，直到太阳永远不再升起。如果仅仅是从中国的范围来衡量他的划时代的功绩，那将有损于对这位非凡人物的纪念。当然，他为中国及其八亿人民做了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毛泽东也是一位崇高的世界领袖。他对当代局势发展的贡献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

毛泽东毕生都在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当别人问他特长是什么时，他回答，我的特长就是为人民服务。保健护士长吴旭君曾回忆，毛主席对党内的高级干部要求非常严格，他总是希望这些负责同志啊，能够像他一样，要求别人做到的事，他们自己也要说到做到，不要脱离群众，不要忘了受苦的人。

有一次，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主持一次大区书记的会议，开到快吃饭的时候了，还没散会。工作人员问，是不是搞点东西给大家吃？毛泽东说，好啊，不要搞多了，每人吃一碗面条就行了。散会后，吴旭君跟毛泽东开玩笑说，主席，这些今天来开会的，都是些高级领导同志，到了你的家里了，你才给他们一个人吃一碗面条。听到吴旭君的话，毛泽东也笑了，说，正因为他们都是些高级领导同志，平时谁敢让他们饿肚子啊！到了我这里，不准吃饱，让他们记住饿肚子是什么滋味，官当大了，容易忘了还有受苦的人。

毛泽东曾说，信佛者求“众生脱离苦海”，共产党人求“人民当家作主”，二者在为大众谋福祉的初心上一脉相通。只是他的“慈悲”，从不是庙堂里的焚香祈福，而是踏遍井冈山的崎岖、长征路上的风雪，在饥寒交迫中仍想着“让百姓有饭吃、有衣穿”；不是经卷上的箴言警句，而是“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的坚定题词，而是在土改时反复强调“不能让穷苦人吃亏”；不是对众生的泛泛关怀，而是“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刻进骨子里的担当——他到工厂视察，会走进车间和工人一起拧螺丝；到农村调研，会坐在田埂上和农民聊收成，百姓的每一声诉求，都能抵达他的心底。

佛家的最高境界是无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群在参观韶山时曾题词曰：“公者千古,私者一时。”毛泽东就是无私无畏的“公者”，心底无私天地宽。巴基斯坦前总理本.布托亦说：“（毛泽东）这位人物的谦虚和幽默，他的光荣和伟大，他的英勇和胜利，将永垂青史。毛泽东的名字将永远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而正义的事业的同义语，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光辉象征，是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标志！”

如今，延安窑洞的灯影虽远，瑞金的老祠堂仍在，可伟人那份以佛心为底色、以民心为归宿的深情，早已化作春风拂过田野里的稻浪，化作暖阳照进街巷里的烟火。人民怀念他，不仅因他带领中国走出苦难、挺直脊梁，更因他始终把百姓放在心尖上——他的手，握过老农的粗手、工人的油手、战士的伤手，却从没有过一丝“官气”；他的心，装着百姓的饥寒、疾苦、期盼，却从没有过一点“私念”。这份跨越时空的赤诚，便是伟人留给世间最珍贵的精神丰碑，永远矗立在人民心中，照亮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前行路。

（初稿于2024年9月9日，改写于2025年7月19—20日，修改于10月21日、12月12日）

作者简介：赵志超，湖南湘潭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理事、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湘潭市党史联络组副组长。著有《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毛泽东一家人》《走出丰泽园》《播种芳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