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八卷 第一百零五章 春风桃李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春天，仿佛比往年来得更殷勤些。刚过完元宵节，苏州城外的杨柳梢头就已笼上了一层若有若无的鹅黄绿意，护城河的水也涨了几分，波光潋滟。而在平江路深处的留园别业——如今的“江苏省乡村师范传习所”内，沉寂了一个冬天的院落，终于被年轻而充满朝气的声音所唤醒。

首批二十八名学员，已于正月十八日悉数报到。他们被安排在修葺一新的东西厢房住宿，八人一间，条件虽然简陋，但整洁明亮。这些从苏南各地汇聚而来的年轻人，年龄从十七八岁到三十出头不等，穿着各异，口音杂沓，脸上带着初来乍到的好奇、兴奋，以及一丝不易察觉的忐忑。

开学典礼在正月二十日上午举行。小小的礼堂（由原来的花厅改造）里坐得满满当当。除了全体学员，教育总会的周坐办、沈理事、吴理事等主要人员，几位发起人乡绅代表，以及聘请的兼职教员都到场了。场面虽不盛大，但仪式感十足。

周坐办首先致辞，无非是勉励学员珍惜机会、刻苦向学、将来报效乡梓之类的冠冕之词。沈理事则着重介绍了传习所的创办宗旨、课程特色和对学员的期望，言语间透着学者式的严谨和对新教育理念的信心。

轮到叶开发言时，台下不少学员都好奇地打量着这位最年轻的“专任教习”。他穿着半旧的藏青色长衫，面容清癯，目光沉静，看起来并不像想象中的“洋学堂”先生那样锐利张扬。

叶开没有拿讲稿，他走到讲台前，目光缓缓扫过台下那一张张年轻而略带懵懂的脸庞。

“诸位同学，”他的声音不高，但清晰平和，带着些许湘音，在安静的礼堂里传开，“今日我们齐聚于此，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学习如何成为一名更好的乡村教师。”

“或许有人会问，乡村教师，不就是教孩子识几个字、念几本书吗？何必如此兴师动众，专门办个传习所来学？”他顿了顿，看到一些学员眼中露出赞同或疑惑的神色。

“我在湖南的乡下办过学堂，教过农民。”叶开接着说，语气如同讲述家常，“我见过七八岁的孩子，因为家里需要劳力，不得不放下书本去放牛；我见过辛劳一年的农户，因为不识字、不会算，被奸商盘剥，收成所剩无几；我也见过一个村子，因为有了识字明理的人带头，大家一起修了水渠，改良了稻种，日子慢慢有了起色。”

台下渐渐安静下来，学员们被这具体而微的描述吸引了。

“所以，在我看来，乡村教师，绝不仅仅是‘教书先生’。”叶开的声音坚定起来，“他应该是乡村里的一盏灯，照亮孩子求学的路；应该是一双手，帮助农民掌握改善生活的技能；更应该是一颗心，理解乡民的疾苦，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一起想办法让家乡变得更好。”

“我们传习所要教的，不只是国文、算术、农学的知识，更是这份‘心’和这份‘责’。我们要学会，如何把课堂搬到田埂上，把知识融入生活中；如何不仅是孩子的老师，也是乡民可以信赖的伙伴；如何在艰苦、闭塞的环境里，保持学习的热情和改变的勇气。”

他讲到了浏阳张家冲的夜校，讲到了农事改进会的田头交流，讲到了合作社如何让妇女有了收入，话语朴实，没有高深理论，却充满了鲜活的气息和真挚的情感。许多学员听得入了神，他们从未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过“教师”这个身份。

“未来的六个月，我们会一起学习，一起讨论，一起到田地里流汗，一起为如何解决一个具体的乡村难题而绞尽脑汁。”叶开的语气转为温和而充满期待，“这个过程不会轻松，可能会颠覆你们以往对‘读书’、对‘教学’的许多看法。但我希望，当你们离开这里时，带走的不仅仅是一纸文凭，更是一颗愿意为乡村教育燃烧的心，一套能够切实帮助乡民的方法，以及一群志同道合、可以相互扶持的同窗。”

“乡村很大，中国很大，需要光的地方很多。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点微光。当千千万万的微光汇聚起来，就能照亮我们民族前行的路。”

他的发言不长，却如春风拂过冰面，在学员们心中激起了层层涟漪。掌声起初有些迟疑，随即变得热烈而持久。连坐在台上的沈理事，也微微颔首，眼中露出赞许之色。

开学典礼后，紧张的学习生活立即开始。课程排得很满，上午多是理论课，下午则是实习、手工、体育或分组讨论。

叶开负责的“乡村教育概论”和“学校与乡村社会”两门课，成为了最受关注也最具争议的课程。他没有照本宣科，而是经常从学员的家乡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一个个具体问题让大家讨论：比如“你所在的村子，孩子为什么不愿上学或中途辍学？”“乡间常见的纠纷有哪些？教师在其中可以扮演什么角色？”“如何利用本地资源（如庙会、集市、祠堂）开展教育活动？”

起初，学员们很不适应，他们习惯了被动听讲、埋头记笔记，对于这种需要主动思考、甚至要暴露自己家乡“落后一面”的讨论，感到害羞和为难。课堂常常陷入冷场。

叶开并不着急。他改变策略，先从一些轻松的话题入手，比如让学员介绍自己家乡最有特色的风物、最有趣的民俗。气氛渐渐活跃起来。然后，他再引导大家思考，这些风物民俗中，是否蕴含着教育的契机？比如，蚕桑之乡是否可以围绕养蚕缫丝开发乡土教材？水网地区是否可以结合船舶、渔业讲解地理和物理知识？

来自吴江的周阿根，在谈到家乡的桑基鱼塘时，眼睛发亮，结结巴巴地提出了不少想法，虽然稚嫩，却充满了生活气息，赢得了大家的掌声。这给了他极大的鼓励。

叶开还组织学员进行“角色扮演”和“情景模拟”。比如，模拟家访劝学，面对固执的家长如何沟通；模拟在村里倡议修一条路或扫除迷信，如何说服乡老和村民。这些活动让学员们感到新奇又实用，虽然表演起来常常笑场，但事后讨论却异常热烈，各种点子层出不穷。

“叶先生这课，听着不像上课，倒像是……拉家常、想办法。”课后，学员赵大椿对同屋的伙伴感慨，“可仔细一想，又觉得道理都在里头了。以前只觉得教书是管好学堂里的事，现在才知道，门外面的事，可能更要紧。”

当然，并非所有学员都能迅速接受。个别中学毕业、自视甚高的学员，私下抱怨叶开的课“不够系统”、“太土”、“像是乡绅理事，不像教师”。这些议论，也通过顾文彬或其他渠道，隐隐传到叶开耳中。

他并不在意。他知道观念的转变需要时间，尤其对于这些读过一些书、对“教师”有传统想象的年轻人。他相信，随着课程的深入，特别是随着农学实习和后期下乡见习的展开，他们会逐渐理解他的用意。

农学实习由沈理事聘请的一位本地农事试验场的技师负责，叶开协助。在留园后花园开辟出的一小块农圃里，学员们第一次拿起锄头，学习整地、作畦、播种、施肥。这些活计对于周阿根这样的农家子弟来说轻而易举，但对于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而言，却是巨大的挑战。不到半天，就有人手上磨出了水泡，累得腰酸背痛，叫苦不迭。

叶开也挽起袖子，和学员们一起劳作。他并不比那些城里学员强多少，动作生疏，但他做得认真，汗流浃背也不停歇。休息时，他和大家坐在田埂上，讨论这块地适合种什么，如何轮作，施肥的依据是什么，将书本上的农学知识与眼前的实际操作结合起来。

“别看这小小一块地，”叶开抹了把汗，对围坐的学员说，“这里面有土壤的知识，有节气的学问，有投入产出的算计。将来你们回乡，未必每人都要亲自种地，但懂得这些，你才能和乡民说到一块去，才能判断他们说的农事是对是错，才能帮助他们找到增产的办法。这就是‘学校与乡村社会’的结合点之一。”

看着他被汗水浸湿的额发和沾着泥土的双手，那些原本对下地劳动有抵触的学员，也不好意思再抱怨什么了。渐渐地，农圃成了学员们课余最爱去的地方之一，看着自己亲手种下的菜籽发芽、抽叶，那种成就感，是埋头书本难以体会的。

白天授课实习，晚上叶开还要备课、批改学员的周记（他要求学员每周写一篇关于学习思考或家乡观察的短文）、与沈理事等商讨教学进度，以及与顾文彬处理传习所的各种日常杂务。忙碌异常，但他精神却十分健旺。看着学员们眼中一天天增长的求知欲和对乡村问题的关注，他感到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他也定期给浏阳写信，分享教学中的点滴：某个学员提出了一个精彩的问题，某次讨论碰撞出了意想不到的火花，农圃里的油菜开出了第一朵花……林随缘的回信则充满了欣喜与共鸣，她会将张家冲青年学社最新的活动告诉他，比如他们尝试模仿传习所的“问题讨论法”，围绕“如何降低合作社的原料成本”进行了一次激烈的辩论。

“文渊在苏，桃李初绽；此间青年，亦学亦行。虽隔千里，然教学相长，其理一也。”林随缘的总结，总是那么精准而温暖。

春风日渐和暖，留园内的草木葱茏起来。那几株老梅谢了，桃树和李树却绽开了粉白的花朵，灼灼其华。课余时分，学员们三三两两在花园里散步、读书、争论问题，年轻的身影与古老园林的生机相互映衬。

“春风桃李”，叶开漫步其间，心中充满了欣慰与希望。他知道，这些年轻人还需要更多的磨练，未来之路也绝不会平坦。但至少在这里，他们心中的那粒种子已经播下，并且开始萌芽。

他期待看到，这二十八点星火，将来能散入江南的杏花烟雨、水乡阡陌之中，照亮更多的地方，温暖更多的人心。

路漫漫其修远兮，但这第一步，已然踏实迈出。

第五十八卷 第一百零六章 暗流与砥柱

留园别业的春色日益浓稠，传习所的教学也渐入佳境。然而，正如平静的水面下常有暗流涌动，这所被寄予厚望的新式学堂，其内部也并非总是和风细雨。

首先暴露的是经费问题。虽然开学前几位乡绅追加了捐助，但传习所日常运行的开销，远比预计的要多。学员的伙食补贴、实习耗材、图书添置、兼职教员的酬金、乃至水电杂费，每一笔都让主管后勤的吴理事眉头紧锁。

三月初的一次教务会议上，吴理事拿着账本，语气沉重：“照这样下去，现有款项支撑到夏初都勉强。学员的伙食标准，是不是可以……略微降低一些？实习用的种子、农具，能否让学员从家乡自带一部分？还有，计划中下乡见习的食宿交通费用，是一大笔，是否可以考虑缩短时间，或者……取消？”

“伙食标准已是最低，再降恐影响学员身体和精神。”沈理事首先反对，“实习耗材是教学必需，让学员自带，规格不一，且加重其负担，不妥。至于下乡见习，”他看向叶开，“这是沈某与叶先生反复论证过的关键环节，是理论联系实际、检验学习成果的重要步骤，断不可取消或敷衍。”

叶开补充道：“吴理事的难处我们理解。但下乡见习并非单纯花费，也是我们传习所扩大影响、争取地方支持的机会。学员若能帮见习地的村子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或许能赢得当地乡绅的好感，甚至带来后续的捐助或合作。这可以算作一种‘教育投资’。”

周坐办捻着胡须，沉吟道：“叶先生所言，不无道理。只是这眼前的窟窿，总要想法子填补。吴理事，你再与几位发起人沟通一下，看看能否再募集一些。沈先生，叶先生，你们也想想，有无节省而有效的办法？下乡见习的方案，可以再做细致些，选择距离近、接待条件可能好些的村子，控制一下规模和时间。”

会议不欢而散，经费的阴影却笼罩下来。此后，吴理事对各项开支的审核越发严格，有时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申请购买一批便宜的白报纸用于学员制作简易图表，也被追问“是否必要？可否用废纸背面代替？”这让具体办事的顾文彬和需要教学材料的叶开等人感到束手束脚。

其次，是教学理念上的微妙分歧，在实践过程中逐渐显现。沈理事聘请的那位农学技师，是旧式农事试验场出身，重视的是作物品种、施肥配比等“硬技术”，对于叶开强调的“农技推广方法”、“与农民沟通技巧”等内容不以为然，认为那是“虚文”，在农学实习课上很少涉及。而叶开在“学校与乡村社会”课上讨论的一些话题，如“如何改善乡村公共卫生”、“如何看待乡规民约与新的公民意识”，虽然叶开已十分谨慎，但在一些学员和兼职教员听来，仍觉得有些“出格”或“不务正业”。

这种分歧，在一次关于“乡村教师是否应参与调解民间纠纷”的课堂讨论后，变得明显起来。叶开引导学员分析了一个实例（来自浏阳，隐去地名），讨论教师作为乡村中少有的读书明理之人，在纠纷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应持的立场和需要注意的界限。讨论很热烈，学员们提出了各种看法，有的认为应该积极介入主持公道，有的认为应保持中立只作劝和，也有的担心惹祸上身。

课后，那位农学技师在教员休息室里，当着其他人的面，半开玩笑地对叶开说：“叶先生，您这课再讲下去，这些学员回去怕不是要当‘青天大老爷’了？咱们这是培养教师，还是培养乡约地保啊？”

虽是玩笑，语气中的不以为然却很明显。沈理事当时也在场，没有表态，只是皱了皱眉。叶开平静地回答：“王技师说笑了。教师熟悉乡情、明辨事理，在乡间受人尊重，遇到纠纷时，乡民有时也会主动找来评理。我们不是教他们去断案，而是让他们明白自己的位置，知道如何妥善应对，既不推卸责任，也不鲁莽介入。这本身也是‘学校与乡村社会’关系的一部分。”

话虽如此，但叶开能感觉到，沈理事对他的某些教学内容，态度似乎变得有些暧昧起来，不再像最初那样全力支持。

更让叶开警惕的是，来自外部的无形压力。四月初，顾文彬私下告诉他，教育总会里似乎有些风言风语，说传习所“教授的内容过于宽泛，恐偏离培养教师之本旨”，甚至有人提到叶开“来历颇有些含糊，曾在湖南与某些不安分之人过往甚密”。这些话没有明指，但传播开来，难免影响总会一些理事对传习所的看法。

“叶先生，您别太担心。”顾文彬宽慰道，“周坐办目前还是支持传习所的，毕竟这是他任内的重要成绩。沈先生虽然对具体内容有不同看法，但他也是真心想办好新教育的人，大方向上与您是一致的。只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您平日言行，还需更加谨慎些。”

叶开心知，这恐怕与郑孝谦那类人物，或者清廷对“新学”的监控网络不无关系。他在上海拒绝了招揽，如今在苏州稍有动作，便引起了注意。他必须更加小心地把握教学内容的边界，同时也要巩固自己在传习所内部的根基。

面对这些暗流，叶开没有慌乱，也没有退缩。他采取了更加务实和积极的策略来应对。

对于经费问题，他主动与顾文彬合作，想方设法节省开支。比如，发动学员利用课余时间，自己动手制作部分简易教具（如算盘、识字卡片、地理沙盘模型）；将学员的优秀周记、问题解决方案汇编成册，刻印出来，既作为学员的学习成果展示，也可作为与其他教育机构交流的材料，成本低廉却很有意义；甚至建议将农圃的部分产出（如蔬菜）用于补贴食堂。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压力，也赢得了吴理事些许好感。

对于教学分歧，他加强了与沈理事的私下沟通。不再局限于教务会议上的争论，而是经常在课后，拿着学员的作业或讨论记录，去找沈理事“请教”和“探讨”。他尊重沈理事的专业地位和对教育体系的熟悉，虚心听取他对课程系统性和规范性的意见，同时也诚恳地阐述自己那些“超纲”内容的设计初衷和预期效果——是为了培养学员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而非空谈理论。

“沈先生，我始终认为，乡村教师若只知照本宣科，固守学堂一隅，则其作用有限。”一次深谈中，叶开恳切地说，“当今乡村，缺的不是识字的人，而是能带领乡民走向新生活的人。我们的学员，将来可能是一个村子里最有见识、最受信任的读书人。他们多懂一些事理，多掌握一些方法，或许就能帮那个村子避开一个坑，抓住一个机会。这难道不是教育更大的功用吗？”

沈理事默然良久，叹道：“文渊，你的心思我明白。你所言之事，何尝不是我心所向？只是……做事需有章法，育人更需根基。你那些想法固然好，但灌输太急，恐其不能消化，反生误解，或授人以柄。不如这样，你将那些涉及乡村组织、公共事务的内容，更多以案例分析、课后讨论的形式进行，而非作为正式讲授的重点。核心课程，还是须以教育原理、教学法、基础农学为本。如此，既守住了根本，也留下了探索的空间，总会那边，我也更好说话。”

这算是沈理事的折中与支持。叶开接受了这个建议，调整了教学内容的比重和呈现方式。他知道，在现实的框架内推动改变，需要耐心和智慧。

同时，叶开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员身上。他更加细致地批阅周记，针对每个学员的特点和困惑给予个性化的指导；他组织学习小组，让基础好的学员帮助基础差的，让有乡村经验的学员分享见闻；他利用休息时间，与学员个别谈话，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和实际困难。

他的真诚与付出，逐渐赢得了学员们的真心爱戴。他们发现，这位叶先生不仅课堂上道理讲得透，课下也没有架子，愿意倾听他们的烦恼，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比如帮来自北方的学员适应江南潮湿气候，帮家境困难的学员寻找抄写文稿的兼职）。尤其是他对乡村那份深沉的理解和炽热的情感，深深地感染了许多人。

学员赵大椿在周记中写道：“初听叶先生课，觉其理想过高，恐难实行。然观其行事，点滴之间，皆是为吾等着想，为乡村思量。农圃劳作，先生汗流浃背不辍；灯下备课，常至深夜。其所言所行，表里如一。大椿愚钝，然亦知‘身教重于言教’。先生乃吾辈真正之楷模。”

这些来自学员的信任和尊敬，成了叶开在传习所内最坚实的砥柱。当某些不利于他的闲言碎语传来时，学员们往往第一个表示不信和愤慨。这种自下而上的拥护，也让总会里那些潜在的反对者，不得不有所顾忌。

四月下旬，传习所组织了第一次小规模的“教学观摩”活动，邀请了几位本地开明乡绅和小学堂校长前来参观。学员们展示了他们制作的教具、整理的乡土教材初稿、农圃实习成果，还进行了简单的教学演示和问题讨论。活动办得朴素而扎实，赢得了来宾的一致好评。周坐办脸上有光，对叶开和沈理事的工作给予了公开肯定。

这次成功的活动，暂时压下了内部的某些杂音，也为接下来的下乡见习计划争取到了更多支持。

春风拂过留园，桃李依旧芬芳。叶开站在渐趋繁茂的农圃边，看着学员们蹲在田垄间，认真记录着作物生长情况。他知道，暗流不会消失，未来的挑战只会更多。但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磨合与坚持，他对自己所走的道路更加清晰，对如何在这复杂的现实中，既保护自己，又推动事业前进，也有了更多的经验和信心。

砥柱中流，靠的不仅是理想的热忱，更是务实的智慧、坚韧的毅力，以及来自同行者与后来者的真心拥护。他，正在成为这样一根砥柱。

第五十八卷 第一百零七章 水乡见习

暮春的江南，莺飞草长，河水涨满了河床，倒映着岸边的绿柳红花。在留园别业紧张学习了三个多月的学员们，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又略带忐忑的下乡见习。

按照调整后的计划，第一期下乡见习为期十天，地点选在苏州府吴江县下属的两个相邻村子——杏花村和桑田村。这两个村子交通相对便利，距离苏州城不过大半日船程，且各有特色：杏花村以种植水稻、油菜为主，兼有小型砖窑；桑田村则是传统的蚕桑产区，几乎家家户户植桑养蚕。两村都有一所简陋的村塾或义学，愿意接待学员。

学员被分成四组，每组七人，由一位教员或助教带领，分别进驻两个村子。叶开亲自带领其中一组前往桑田村，沈理事则带队去杏花村。顾文彬作为总协调，负责两边的联络和后勤支持。

出发前，叶开给学员们做了最后一次动员和交代：“这次下乡，不是去游山玩水，也不是去指手画脚。我们是去学习的，学习真实的乡村是什么样子，学习乡民们在想什么、需要什么，也检验我们自己这几个月学到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用。记住三条：多看多听少说，虚心请教，力所能及地帮忙。遇到问题，先小组讨论，拿不准的，随时可以派人回传习所，或者通过顾先生联系我和沈先生。”

学员们背着简单的行李——铺盖、换洗衣物、笔记、简易测量工具和药品，登上了雇来的乌篷船。船桨欸乃，小船缓缓驶出苏州水城门，进入纵横交错的江南水网。两岸是连绵的稻田、桑园和星罗棋布的村落，白墙黛瓦点缀在无边的绿色之中，如同水墨画卷。

叶开所在的小组，除了组长赵大椿，还有周阿根、两个中学毕业的年轻学员（钱明、孙逸），以及另外三名背景各异的学员。船行途中，大家既兴奋又紧张，七嘴八舌地猜测着桑田村的情况。

周阿根显得最为从容，他家就是吴江的，对蚕桑并不陌生，一路上给大家讲着养蚕的时节、桑叶的选取、蚕室的禁忌等等，俨然成了“临时专家”。钱明和孙逸则对乡村的卫生条件和“愚昧习俗”表示了担忧，担心无法适应。

叶开听着他们的讨论，并不多言，只是偶尔提醒大家注意观察河道水利、村落布局、田间的劳作方式。

午后，船在桑田村一处简陋的码头靠岸。村里的地保和村塾的程老先生已等候多时。程老先生年近六旬，是个老童生，在村里教了三十多年书，德高望重，但显然对新式教育所知甚少，对叶开一行人的到来，客气中带着几分疏离和好奇。

学员们被安排住在村塾旁边的两间空房里，打地铺。条件简陋，但还算干净。放下行李，叶开便带着学员们拜访程老先生和村里的几位长者，了解村子的基本情况。

桑田村约百余户人家，几乎都以蚕桑为生。田地很少，粮食多靠外购或以丝换米。村塾有二十多个男孩断续就读，学的无非是《三字经》、《百家姓》和简单的珠算。女孩基本不读书。村里唯一的公共建筑是祠堂，唯一的“现代化”痕迹是前两年一位在外经商的族人捐资安装的一口公用的“洋井”（压水井）。

接下来的几天，学员们按照事先商定的计划展开活动：上午，随程老先生观摩村塾教学，协助维持秩序，辅导学童功课；下午，分组走访农户，了解蚕桑生产、家庭经济、儿童就学等情况；晚上，则在住处整理笔记，小组讨论，有时也邀请程老先生或村里见识较广的乡民来聊天。

现实很快给这些满腔热忱的年轻人上了深刻的一课。

在村塾，他们发现程老先生的教学方法极其传统，几乎就是带着学生机械诵读，很少讲解，更无启发。学童们年龄参差，程度不一，坐不了半天就东倒西歪、交头接耳。程老先生似乎也习以为常，只要不大声喧哗，便只管念自己的书。学员们尝试用他们在传习所学到的“游戏教学法”、“分组竞赛”等方式吸引孩子，起初效果不错，孩子们很新奇，但很快，程老先生就委婉地表示，这样“太闹”，怕耽误正经功课，而且祠堂里的族老可能会觉得“不成体统”。学员们只好收敛。

走访农户更让一些学员感到挫败。许多蚕农对他们这些“城里来的先生”恭敬而戒备，问起养蚕技术、收入开销，往往含糊其辞，或者只说“还好还好”。他们更关心的是今年的桑叶价钱、蚕茧的行情，对于子女读书，普遍觉得“认得几个字，会算账就行，多了无用，反而心野”。一位学员试图向一位蚕妇讲解蚕室通风的重要性，对方听完，客气地点头，转身却对邻居嘀咕：“这些学生哥，自己没养过几只蚕，道理倒是一套一套的。”

周阿根凭借本地人的身份和实实在在的农家经验，与乡亲们的沟通顺畅许多。他能一眼看出某户蚕室过于闷湿，能提出具体的改进建议，甚至能帮老乡估算一季蚕茧的大致收成和可能收益，赢得了不少信任。这让钱明、孙逸等“学院派”学员深受触动。

叶开没有过多干预学员们的具体行动，他更多的是观察、倾听，并在每晚的讨论会上引导大家思考。

“大家觉得，为什么程老先生不太接受我们的新方法？”一次讨论会上，叶开问。

“他觉得我们那是花架子，不扎实。”一个学员说。

“可能也怕改变引来非议，他在这里教了一辈子书，有自己的权威和习惯。”另一个学员分析。

“还有，我们是不是太急于求成了？”赵大椿沉吟道，“一来就想改变他几十年的教法，他面子上也挂不住。”

叶开点头：“大家说得都有道理。改变从来不是容易的事，尤其对于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尊重和理解。然后，可以从一些细微的、不触动根本的地方入手，比如，帮他把学童按程度稍微分一分组，帮他批改一下作业，或者课余时间带孩子们玩些有益的游戏。让他看到好处，慢慢影响他。”

关于走访农户的困难，叶开引导大家：“乡亲们为什么不愿对我们敞开心扉？除了不熟悉，恐怕也因为觉得我们‘不接地气’，说的话对他们没用，或者听不懂。周阿根为什么受欢迎？因为他懂行，说的话在点子上。所以，我们要想真正帮助乡民，光有热情和书本知识不够，必须深入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说他们能听懂的话，解决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

他建议学员们调整走访策略：不要一上来就问东问西，可以先从帮忙干点力所能及的农活（比如帮忙采桑叶）开始，在劳动中拉近距离；多听少说，尤其多听乡亲们抱怨什么、期盼什么；发挥各自特长，比如会算账的帮农户算算收支，懂点卫生的看看蚕室环境，善于沟通的拉拉家常。

见习进行到第五天，发生了一件意外。村里一户人家的蚕宝宝突然出现了大面积萎靡、死亡的情况，蚕农急得团团转，求神拜佛不见效。周阿根去看过，怀疑是蚕室消毒不彻底或喂了带露水的桑叶引起的“脓病”，但他也没有十足把握。

叶开召集小组学员，决定把这作为一个“实战案例”。他们详细询问了发病过程，仔细检查了蚕室环境、剩余桑叶和死蚕症状，结合在传习所学的蚕病知识，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最后，在叶开的鼓励下，由周阿根主说，赵大椿补充，向那户蚕农提出了他们的分析和建议：立即隔离病蚕，彻底清理消毒蚕室和用具，更换新鲜干燥的桑叶，加强通风，并建议去镇上买一些石灰来撒地防潮。

蚕农将信将疑，但死马当活马医，照着做了。两天后，病情得到了控制，新孵化的蚕宝宝健康成长。这件事在小小的桑田村引起了轰动。村民们开始对这些“学生先生”刮目相看，觉得他们“有真本事”。

程老先生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变化。他主动找叶开聊天，感慨地说：“老朽教了一辈子‘之乎者也’，于乡民生计，实无大用。看来这新学堂里教的，也有些实在东西。”他甚至允许学员们在课余，用更活泼的方式给孩子们上几次“蚕桑常识”课。

见习的最后两天，学员们根据这些天的观察和思考，分组为桑田村和杏花村分别起草了一份极其简易的“乡村教育改进建议”和“农事改良小提示”，用的全是大白话，配了简单的图示。虽然粗浅，却凝结了他们十天的汗水与思考。

离开桑田村那天，许多村民自发到码头送行，那户被帮助的蚕农特意煮了一篮红鸡蛋硬塞给学员们。程老先生也拄着拐杖来了，对叶开拱手道：“叶先生，诸位同学，此番受益良多。望他日有缘，再来指点。”

回程的船上，学员们少了来时的雀跃，多了几分沉静和深思。他们晒黑了，也瘦了些，但眼神更加明亮和坚定。

“以前总觉得乡村落后，需要我们去‘拯救’。”钱明望着船外缓缓后退的田畴，低声对孙逸说，“现在才知道，那里有它的秩序、它的智慧，也有它根深蒂固的难处。我们能做的，也许不是大刀阔斧地改变，而是像叶先生说的，先成为他们中的一份子，然后一点一点地，帮着想办法。”

叶开听着学员们的低声交谈，心中欣慰。这次水乡见习，虽然短暂，却像一场淬火，让这些年轻的理论在现实的炉膛里经受考验，去掉了浮华和空想，沉淀下务实与谦卑。他们真正开始理解“乡村”二字的复杂含义，也开始找到自己作为“乡村教师”的准确定位。

这才是教育真正的力量——不是灌输，而是唤醒；不是改造，而是陪伴与共同成长。

船桨拨开清波，驶向苏州城。远处，留园别业的屋脊在夕阳下闪着微光。那里，将是他们整理收获、重新出发的港湾。而江南水乡的这片土地，已经在这群年轻人心中，刻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

第五十八卷 第一百零八章 涟漪渐起

从水乡见习归来，留园别业里的氛围悄然发生了变化。学员们似乎一夜之间褪去了不少书斋里的青涩与空谈，言谈举止间多了几分沉稳与实际。宿舍里、花园中、饭堂角落，三五成群讨论的，不再是抽象的教育理论，更多是“杏花村那个砖窑能不能改良”、“桑田村的幼蚕共育有没有可能”、“如何说服像程老先生那样的塾师尝试新法”等具体问题。他们带回来的厚厚一沓调查笔记、简易图纸和那份手写的“建议书”，成了最珍贵的教材。

叶开趁热打铁，组织了一次为期两天的“见习-总结研讨会”。不再是他一个人讲，而是让每个小组派代表汇报见闻、分析和思考，其他学员提问、补充、辩论。沈理事、顾文彬和其他几位兼职教员也都到场聆听。

汇报精彩纷呈，暴露的问题也触目惊心：乡村儿童失学率极高，尤其是女童；私塾教育陈旧低效，与生产生活严重脱节；农民普遍缺乏科学种养知识，靠天吃饭、凭经验行事，风险大；乡村公共卫生几乎为零，迷信盛行；宗族势力影响深远，公共事务难以推进……

但学员们不再仅仅是抱怨或感叹，他们开始尝试提出基于观察的、哪怕非常初步的解决方案。比如，针对女童失学，有学员建议可以利用农闲或晚间，开办“女子识字班”或“母亲课堂”，教授识字、算账、育儿和家庭卫生知识；针对农技推广，建议乡村教师可以与村里的“种田能手”或“蚕桑老把式”合作，将传统经验与科学知识结合，进行示范；针对公共卫生，提议可以从最简单的“打扫房前屋后”、“喝开水”宣传做起……

虽然这些想法还显稚嫩，但其中体现出的问题意识、务实态度和创造精神，让在座的教员们深感惊喜。沈理事在总结时感慨道：“此番下乡，于诸生而言，胜读十年书。往日课堂所授，终是纸上得来；此番亲眼所见、亲身所感，方知民间之疾苦、改革之必要。诸生所思所议，虽不乏天真之处，然拳拳之心、切切之意，令人动容。望诸位永葆此心，将来散入乡间，必能有所作为。”

研讨会的成果，被整理成一份详细的《第一期学员下乡见习报告》，附上了学员们的原始笔记和“建议书”摘要。叶开和沈理事将这份报告呈送给教育总会的周坐办和各位理事。

报告在总会内部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持赞赏态度者认为，传习所的教学方向正确，培养的学员“接地气、有想法”；持保守态度者则觉得报告揭露了太多乡村“落后”面，有些建议“标新立异”，恐引起地方不满。周坐办权衡再三，最终决定将报告摘要刊登在总会内部的通讯上，并择其“稳妥”部分，向省提学使司做了一次非正式的汇报，重点突出了传习所“注重实践、培养实用人才”的办学特色，获得了上峰的再次肯定。

这次成功的见习与总结，进一步巩固了传习所在教育总会乃至省里的地位，也为叶开个人赢得了更多的认可和话语权。周坐办在一次非正式场合，对叶开表示了赞许：“叶先生能将理论与实际结合得如此之好，使学员脱胎换骨，实乃难得之教学良才。”

然而，涟漪扩散开来，也难免触碰到一些暗礁。

首先是一些地方乡绅通过总会渠道，表达了“关切”。他们认为报告中对乡村私塾和某些习俗的批评，过于直接，有损地方颜面，甚至影射地方治理不力。尽管报告隐去了具体村名和人名，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所指。周坐办不得不亲自出面，向几位颇有影响力的乡绅解释、安抚，强调传习所的宗旨是“辅助地方、培养师资”，绝无批评贬损之意。

其次，是关于叶开本人的一些“旧闻”，又悄然泛起。有传言说，叶开在湖南时，不仅办学，还曾“煽动乡民”、“干预租佃”，与“乱党”过从甚密。这些传言说得有鼻子有眼，虽然同样没有确凿证据，但在某些圈子里流传，终究对叶开的声誉和工作造成了潜在的威胁。

顾文彬私下告诉叶开，这些传言似乎与上海方面某些人物有关联。“叶先生，您在上海是不是得罪过什么人？”顾文彬担忧地问。

叶开心知，这很可能与郑孝谦之流脱不了干系。他再次感受到了那种如影随形的监控与压制。他更加谨慎自己的言行，在公开场合绝口不提时事政治，教学内容也严格控制在教育、农技和乡村改良的技术层面。同时，他通过刘明轩在长沙的商号，给浏阳去信时也加倍小心，措辞更加隐晦。

让他略感安慰的是，传习所内部，无论是沈理事还是大多数学员，都对他保持了信任和支持。沈理事甚至在一次教务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了“外界某些不负责的揣测”，强调“评价一个人，当观其行而非听其言”，认为叶开“教学工作勤勉扎实，成效有目共睹”。学员们更是用加倍的努力学习和对叶开的尊敬，来回应那些流言蜚语。

与此同时，第一期学员的学业也进入了最后的冲刺和总结阶段。距离六个月的修业期满，只剩下一个多月。课程基本结束，剩下的时间主要用于复习、完成毕业设计（一份针对自己家乡或类似乡村的“教育改良初步方案”），以及准备毕业考核。

叶开的工作重心，也转移到了指导学员完成毕业设计和进行个别化辅导上。他要求学员的“改良方案”必须基于对家乡实际情况的了解（利用假期或通信调查），内容需具体可行，至少包含：现状分析、主要问题、具体改进目标、拟采取的措施（分步骤）、可能遇到的困难及应对设想、所需资源（尽可能就地取材）等。这相当于一份微型的乡村建设行动计划。

学员们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他们写信回家乡询问情况，查阅相关资料，互相讨论，常常为了一个细节争得面红耳赤。叶开的书桌旁，也总是围着请教问题的学员。

赵大椿的方案聚焦于他所在那个缺水山村的教育与水利结合，设想以学堂为纽带，组织村民学习简单的水利测量和蓄水方法，同时将相关内容编入乡土教材。周阿根的方案则围绕吴江蚕桑区，设计了一套“蚕桑技术夜校”和“幼蚕共育合作组”的推广计划，甚至考虑了如何利用合作社模式解决桑叶购销和蚕茧销售问题。钱明、孙逸等人，也各自结合自己家乡的特点，提出了或侧重卫生改良、或侧重女子教育、或侧重农技推广的方案。

看着这些虽然粗糙却充满热忱和思考的方案，叶开仿佛看到了星星之火，正在这些年轻人心中蓬勃欲燃。他逐一细心批阅，提出修改意见，帮助他们将想法打磨得更具操作性。

在指导学员的同时，叶开自己的思考也在深化。他从学员们的方案和见习经历中，更加清晰地看到了中国乡村问题的复杂性和区域性差异，也看到了单一教育路径的局限性。乡村的改善，需要教育、技术、经济、组织、文化等多方面的协同推进。而乡村教师，或许可以成为那个最初的发动者和协调者，但绝非唯一的承担者。他开始构思，是否能在传习所未来的课程中，引入更多关于乡村经济、简易合作、社会调查等方面的内容？或者，能否推动教育总会或地方士绅，尝试建立小范围的、综合性的“乡村建设实验区”？

他知道这些设想在当前环境下实现起来困难重重，但思想的种子一旦播下，总有发芽的可能。他将这些思考，也写进了给林随缘的信中，与她进行跨越千里的“笔谈”。

林随缘的回信，一如既往地充满了智慧与温暖。她分享了张家冲近期的变化：在叶开离开后，他们以更加隐蔽但扎实的方式，继续推进夜校、农技小组和合作社，并且开始尝试将青年学社的讨论成果，应用到村庄一些小型的公共事务中，比如成功说服村民共同出资出力，疏浚了一段淤塞的溪流。她也谈到了遇到的困难，比如个别社员的懈怠，以及来自邻村地主的猜忌。

“文渊在苏，培育群英，广播理念，此乃大胸怀。此间所做，乃深耕一隅，巩固根基。两者路径虽异，目标实同。君所虑之综合推进，随缘深以为然。然饭需一口口吃，路需一步步走。传习所初立，根基未稳，宜先巩固教学主业，徐图拓展。待时机成熟，理念普及，或可水到渠成。万勿操之过急，反损既有成果。”

她的提醒，让叶开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是啊，首要任务，是确保第一期学员顺利完成学业，将传习所这块牌子立稳、打响。其他的，可以从长计议。

进入五月，留园内榴花似火，荷叶田田。毕业的气氛日渐浓厚，学员们忙着准备最后的考核和告别。而第一期乡村师范传习所的成功与否，也即将迎来最直接的检验——这二十八名学员，将带着怎样的学识、技能和心志，走向江南的各个角落？

涟漪已从留园荡开，能否在更广阔的水面激起有意义的波澜，叶开心中既有期待，也有谨慎的乐观。他知道，真正的考验，在学员毕业之后，在他们独自面对复杂乡村现实之时。

但无论如何，火种已经播下。他相信，这些经历了思想淬炼和实践磨砺的年轻人，会比他们的前辈走得更稳、更远。

第五十八卷 第一百零九章 毕业时分

榴花照眼的五月末，留园别业里弥漫着一种混合了紧张、兴奋与淡淡离愁的气息。第一期二十八名学员的毕业时刻，终于临近了。

最后的毕业考核分为三部分：一是学科笔试，涵盖主要理论课程；二是教学演示与答辩，每位学员需模拟一堂针对乡村儿童的短课（内容自选，如识字、算术、农事常识、卫生习惯等），并回答教员的提问；三是毕业设计方案评审与答辩。

叶开和沈理事作为主要考核官，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笔试题目由各科教员共同拟定，注重理解与应用，而非死记硬背。教学演示则安排在修葺一新的小礼堂里进行，除了教员，还邀请了顾文彬、总会其他几位干事，甚至少数与传习所有联系的本地小学校长作为观察员。

演示过程精彩纷呈，也状况百出。有的学员准备充分，教具新颖（如用蚕茧、稻穗做实物教具，用自绘的图片讲解卫生），互动得当，赢得了阵阵赞许；有的学员则明显紧张，语无伦次，或者教学方法生硬；还有的学员设计的课程内容过于“深奥”或“城市化”，脱离乡村儿童的实际。每一次演示后的答辩环节，叶开和沈理事的提问往往一针见血，直指教学设计的核心与可能遇到的问题，让学员们冷汗涔涔的同时，也深受启发。

最受重视的，还是毕业设计方案的评审。学员们将数月心血凝成的方案，装订成册（多为手抄，配以简单图表），郑重地提交上来。叶开和沈理事一本本仔细审阅，时而点头，时而皱眉，用朱笔写下详尽的评语。

赵大椿的《关于平桥村教育及水利改良初步设想》，将学堂教育与组织村民兴修小型塘坝紧密结合，思路清晰，步骤具体，虽然实施难度不小，但体现了强烈的责任感和综合思维能力，被评为“优等”。

周阿根的《吴江蚕桑区技术推广与互助合作建议》，基于其深厚的乡土知识和见习观察，方案极其务实，几乎可以直接操作，尤其在“幼蚕共育”和“桑叶调剂”部分设想周到，被评为“优等”。

钱明的《改善周庄镇乡村小学卫生教育之计划》，虽然略显书生气，但调查细致，提出的“卫生习惯养成游戏”和“家校联系手册”等点子颇有新意，被评为“良”。

孙逸的《乡村女子识字班开办与管理刍议》，触及了敏感而重要的女童教育问题，论证充分，但具体操作步骤和如何应对阻力方面稍显薄弱，被评为“中上”。

其他学员的方案也各有千秋，有的侧重农技推广，有的关注乡土教材编写，有的尝试将手工教育与本地产业结合。总体而言，虽然水平参差，但几乎每一份方案都凝聚了学员的真情实感和对家乡未来的期盼，没有一份是敷衍了事的。这让叶开和沈理事深感欣慰。

考核结束后，传习所召开了隆重的毕业典礼。教育总会周坐办、吴理事，多位发起人乡绅，以及苏州本地教育界的一些名流应邀出席。小小的礼堂座无虚席，气氛庄重而热烈。

周坐办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称赞传习所首期办学取得“圆满成功”，学员“学有所成，志在乡梓”，并宣布了优秀学员名单（赵大椿、周阿根等五人），颁发了奖状和微薄的奖金。沈理事作为教务长，总结了六个月的教学工作，肯定了学员们的成长与进步。

叶开作为教员代表发言。他望着台下那些熟悉的面孔，心中感慨万千。

“诸位同学，还记得开学时我说过，希望你们带走的，不仅是一纸文凭，更是一颗为乡村教育燃烧的心，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法，以及一群志同道合的同窗。”他的声音有些激动，“今天，我很高兴地看到，你们做到了。你们的方案，或许还不够完美，你们的经验，或许还显稚嫩，但我从每一份方案里，都看到了那份‘心’，看到了你们对家乡深沉的爱与责任。”

“未来的路，不会比在传习所里轻松，只会更加艰难和复杂。你们可能会遇到冷漠的乡邻，固执的长辈，资源的匮乏，甚至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困难。你们的理想，可能会被现实磨去棱角；你们的热情，可能会遭遇冰冷的雨水。”

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坚定：“但是，请记住你们在这里学到的东西：脚踏实地，从最细微处做起；理解尊重，与乡民成为伙伴；灵活变通，在困境中寻找出路；最重要的是，永不放弃学习和思考，永不忘记你们为何出发。”

“你们每个人，都是一粒种子。现在，你们即将被撒向江南沃野，撒向那些需要光和热的地方。也许有的种子会落在石缝里，生长艰难；有的会遭遇风雨，暂时匍匐。但我相信，只要心中有光，脚下有根，总会有破土而出、向阳生长的那一天。哪怕只能照亮一小块地方，温暖几户人家，那也是了不起的成就。”

“同学们，带着传习所赋予你们的知识、方法和信念，勇敢地出发吧！去成为你们家乡的那盏灯，那双手，那颗心。我们在这里，期待着听到你们的好消息，期待着看到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

掌声雷动，许多学员眼中闪着泪光。赵大椿、周阿根等人更是用力鼓掌，神情激动。

典礼结束后，是简单的会餐和话别。学员们互相在纪念册上留言，与教员们依依惜别。赵大椿找到叶开，深深一躬：“叶先生，大椿能有今日，全赖先生教诲。先生之言，字字句句，铭记于心。此去平桥，无论多难，定当尽力而为，不负先生所望！”

周阿根不善言辞，只是紧紧握着叶开的手，用力摇了摇：“先生，保重！阿根……绝不会给传习所丢脸！”

其他学员也纷纷围上来，表达感激和不舍。叶开一一叮嘱，勉励他们保持联系，互相扶持。

喧嚣渐渐散去，留园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夕阳将庭院染成金色，石榴花红得耀眼。叶开独自站在廊下，看着空荡荡的操场和寂静的教室，心中既有完成一期教学任务的轻松，也有对学员们前路的牵挂，更有对传习所未来的思量。

首期办学，算是开了一个好头。但接下来呢？总会是否支持继续办第二期？经费如何保障？教学内容是否需要根据首期经验进行调整？外界那些暗流是否会继续涌动？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沈理事走了过来，与他并肩而立。“文渊，辛苦了一期，感觉如何？”

“累，但值得。”叶开如实回答，“看到他们成长，比什么都高兴。”

“是啊。”沈理事望着天际的晚霞，“首期能如此顺利，出乎我意料。你这套‘接地气’的法子，看来是走对了。总会那边，周坐办很满意，几位发起人也觉得面上有光。继续办下去，问题不大。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树大招风。”沈理事低声道，“首期成功，关注我们的人会更多。有些人盼着我们好，也有些人，恐怕会更在意我们的一举一动。今后行事，恐怕要更加周全才是。尤其是你……”他看了叶开一眼，意味深长。

叶开明白他的意思，点了点头：“沈先生放心，文渊知道轻重。一切以传习所的发展为重。”

两人沉默了片刻，沈理事又道：“关于下一期，我有些想法。课程上，是否可以增加一些‘教育调查与统计’、‘乡村简易手工与生计’的内容？另外，见习是否可以考虑时间更长一些，或者与某些愿意合作的村子建立更稳定的联系？”

叶开眼睛一亮：“沈先生所想，正合我意。我也在考虑，能否将学员的毕业设计与见习更深度结合，甚至尝试做一些小范围的、由学员主导的改良实验？当然，这需要更周密的计划和地方支持。”

“可以慢慢筹划。”沈理事点头，“暑期我们好好总结一下，制定一个更完善的二期方案。当务之急，是让这二十八位学员，顺利走上岗位，站稳脚跟。他们的成功，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夜色渐浓，星斗初现。叶开回到自己的房间，点亮油灯。桌上是学员们留下的纪念册和几份他特意留下的优秀毕业设计副本。

他翻开赵大椿的方案，又仔细读了一遍。那朴实的文字里，跳动着一颗炽热而务实的心。他仿佛能看到，在某个偏远的山村里，这个年轻人正在为说服村民修一座小水坝而奔走呼号；能看到周阿根在蚕乡的夜晚，点亮油灯，给乡亲们讲解新的养蚕法……

希望，就寄托在这些年轻人身上。而他，还要在这里，为培养更多的“赵大椿”和“周阿根”而努力。

他铺开信纸，准备给浏阳的林随缘写信，告诉她这里毕业典礼的盛况，他的欣慰与思考，以及他对未来的计划。

星火已散，征程未已。在江南的夜色里，叶开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依然很重。但他步伐坚定，因为前路有光，身后有根，身边有志同道合者，远方有魂牵梦萦的守望。

留园的夏夜，虫声唧唧。一个阶段的结束，意味着另一个更广阔阶段的开始。

【作者简介】胡成智，甘肃会宁县刘寨人。中国作协会员，北京汉墨书画院高级院士。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投身文学创作，现任都市头条编辑。《丛书》杂志社副主编。认证作家。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大专预科班学习，并于作家进修班深造。七律《咏寒门志士·三首》荣获第五届“汉墨风雅兰亭杯”全国诗词文化大赛榜眼奖。同时有二十多篇诗词荣获专家评审金奖，其军人题材诗词《郭养峰素怀》荣获全国第一届“战歌嘹亮-军魂永驻文学奖”一等奖；代表作《盲途疾行》荣获全国第十五届“墨海云帆杯”文学奖一等奖。中篇小说《金兰走西》在全国二十四家文艺单位联合举办的“春笋杯”文学评奖中获得一等奖。“2024——2025年荣获《中国艺术家》杂志社年度优秀作者称号”荣誉证书！

早期诗词作品多见于“歆竹苑文学网”，代表作包括《青山不碍白云飞》《故园赋》《影畔》《磁场》《江山咏怀十首》《尘寰感怀十四韵》《浮生不词》《群居赋》《觉醒之光》《诚实之罪》《盲途疾行》《文明孤途赋》等。近年来，先后出版《胡成智文集》【诗词篇】【小说篇】三部曲及《胡成智文集【地理篇】》三部曲。其长篇小说创作涵盖《山狐泪》《独魂记》《麦田里的沉默》《尘缘债海录》《闭聪录》《三界因果录》《般若红尘录》《佛心石》《松树沟的教书人》《向阳而生》《静水深流》《尘缘未央》《风水宝鉴》《逆行者》《黄土深处的回响》《经纬沧桑》《青蝉志异》《荒冢野史》《青峦血》《乡土之上》《素心笺》《逆流而上》《残霜刃》《山医》《翠峦烟雨录》《血秧》《地脉藏龙》《北辰星墟录》《九星龙脉诀》《三合缘》《无相剑诀》《青峰狐缘》《云台山寺传奇》《青娥听法录》《九渊重光录》《明光剑影录》《与自己的休战书》《看开的快乐》《青山锋芒》《无处安放的青春》《归园蜜语》《听雨居》《山中人》《山与海的对话》《乡村的饭香》《稻草》《轻描淡写》《香魂蝶魄录》《云岭茶香》《山岚深处的约定》《青山依旧锁情深》《青山遮不住》《云雾深处的誓言》《山茶谣》《青山几万重》《溪山烟雨录》《黄土魂》《锈钉记》《荒山泪》《残影碑》《沧海横流》《山鬼》《千秋山河鉴》《无锋之怒》《天命箴言录》《破相思》《碧落红尘》《无待神帝》《明月孤刀》《灵台照影录》《荒原之恋》《雾隐相思佩》《孤灯断剑录》《龙脉诡谭》《云梦相思骨》《山河龙隐录》《乾坤返气录》《痣命天机》《千峰辞》《幽冥山缘录》《明月孤鸿》《龙渊剑影》《荒岭残灯录》《天衍道行》《灵渊觉行》《悟光神域》《天命裁缝铺》《剑匣里的心跳》《玉碎京华》《九转星穹诀》《心相山海》《星陨幽冥录》《九霄龙吟传》《天咒秘玄录》《璇玑血》《玉阙恩仇录》《一句顶半生》系列二十六部，以及《济公逍遥遊》系列三十部。长篇小说总创作量达三百余部，作品总数一万余篇，目前大部分仍在整理陆续发表中。

自八十年代后期，又长期致力于周易八卦的预测应用，并深入钻研地理风水的理论与实践。近三十年来，撰有《山地风水辨疏》《平洋要旨》《六十透地龙分金秘旨》等六部地理专著，均收录于《胡成智文集【地理篇】》。该文集属内部资料，未完全公开，部分地理著述正逐步于网络平台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