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路,仿佛非走不可。当念头像一颗种子在心底生根,它便开始汲取血肉,以骨痛为养料,以时光为催促。去韶山的路,于我而言,便成了这样一条路——它既是地图上蜿蜒的线条,更是记忆与想象铺就的“长征路”。我开着车,把自己抛进这自我设定的征途,仿佛引擎的轰鸣能盖过心底的喧嚣。高速路在车轮下退却,交警的引导像一种默许的仪式,将我引向那片精神的应许之地。
然而,身体比信仰更早地发出了抗议。腰部的剧痛,如一道阴险的裂缝,试图将我坚定的躯壳劈开。它蛮横地将我从驾驶座上拽下,抛在韶山边缘一个无名小店的门前。世界在疼痛中收缩成一把空椅子。一位静默的老奶奶,如同岁月本身的守门人,她的存在让那椅子有了慈悲。坐下,买一瓶最普通的牛奶,这一刻,我不是朝圣者,只是一个被疼痛击败的、需要片刻喘息的凡人。
疼痛是诚实的,它不允许你活在纯粹的精神里。它让你看见“军民超市”旁那尊突兀又安详的菩萨,让你走进店里,为一包香烟和一个陌生的善意停留。那位阿姨的儿子递来的药油,带着人间烟火气的关切,暂时缝合了身体的裂缝。这善意微小却具体,像长征路上百姓递来的一碗水,不解决全部问题,却足以让你多走一里。
真正的考验,总在咫尺之遥。修路的警示牌像一道冷笑的关卡,“此路不通”。可我那被信念充满的头脑,拒绝接受物质的阻隔。路是人走出来的,不是吗?直到一位大叔,以向导的姿态出现,用八十块钱和一个含糊的承诺,将我引向歧途——一个挂着餐馆招牌的私人庭院。家人的电话铃声在那一刻如警钟炸响,将我从盲从中惊醒。我用八十块钱和一包“芙蓉王”,赎回了自己的方向。这像一次隐喻性的学费,告诉我朝圣的路上,不仅有荆棘,还有精心伪装的岔路。
当我终于站在那片屋宇前,心情已如被反复揉搓的纸。拍照,定格,动作机械。购买纪念品——公家的笔,私人的像章——像是在完成必须兑现的契约。那些物件冰凉,却承载着我一路滚烫的颠簸。
归途,是另一场长征。雨落下来了,不是江南的烟雨,而是倾盆的、阻断前路的意志。我想起那把在小店瞥见的、印着“为人民服务”的红伞。折返,用十五块钱将它“请”回。这行为近乎巫祝:我买一把伞,企图止息一场雨。伞撑开的,是一个微小的、倔强的信念空间。
雨果然更大了,大到高速公路对我关闭了门户。我被推下干线,抛入泥泞曲折的省道与县道。导航沉默,前路晦暗,三辆抛锚的车彻底封死了回头的希望。我只能向前,在陌生的黑夜里摸索,像当年失散的士兵寻找大部队。直到省政府的门楼在雨幕中浮现,庄重,巍然,像一个坚实的句点。我停下车,对着那沉静的建筑物,短促地鸣了三声喇叭。一声,为抵达;一声,为归途;一声,为这一路上所有的疼痛、善意、迷失与清醒。
这声音很快被雨吞没,没人听见。但我知道,我的“长征”结束了。我带回的,不是澄明的顿悟,而是一身湿漉漉的尘埃、腰际隐隐的钝痛,和一把终于不再需要撑开的红伞。朝圣的意义,或许从来不在那完美的抵达,而在于这一路上,你如何与自己的脆弱、世间的纷扰,以及那场不期而至的大雨,一一对峙,并最终,将它们都纳入你生命的行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