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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学智，1973年8月出生于宁夏西吉县，现任宁夏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兼任银川市作协副主席；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化研究；出版《话语构建与现象批判《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等11部理论著作，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主持国家及省部级课题5项；入选宁夏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领军人才”培养工程，荣获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贴专家，宁夏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宁夏文联“德艺双馨”等人才培养工程或荣誉；曾获第二届"茅盾文学新人奖”，宁夏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
粮仓里的偶然与必然
我们或许都听过那个关于粮仓的、略带黑色幽默的连锁故事。本是为捉老鼠而设下的夹子，阴差阳错地夹住了蛇；主妇被蛇咬伤，需要滋补，于是老母鸡遭了殃；养伤期间邻里探望，人情债堆积，大肥猪便成了待客的牺牲；最终，为偿还高昂的医药费，那头小黄牛也不得不被牵去市场。这故事看似荒诞，却朴素地道出一个真理：万物处在一种幽微而确凿的联系之中，没有什么是真正孤立的。日常生活的褶皱里，埋藏着世界运行逻辑的卑微显影。
那么，当我们把小说家红柯、一种叫作“斗地主”的牌戏、那个搅动全球的AI幽灵，以及那只无形却无处不在的手——市场法则——放在一起打量时，我们是否也能辨认出那根串联它们的丝线？这并非故弄玄虚的拼贴游戏。在思想的景深里，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往往能折射出同一束时代之光的不同棱面。它们彼此映照，共同勾勒的，正是我们当下文学与文化生产场域的精神地形图，那里面既有令人神往的高地，也有被忽视的沟壑与危险的断层。
本真性的成功及其“密码”
红柯先生已经远行。这位生于关中、魂系天山的文学骑手，在2018年的早春骤然停笔，留给文坛一声复杂而悠长的叹息。如何定位他？他无疑是一位有雄心、有气象的作家，其文字浸透了西北的烈日、风沙与近乎原始的生命强力。从《西去的骑手》里马仲英纵横大漠的苍茫悲歌，到《生命树》中哈萨克创世神话与汉族民间剪纸的奇异嫁接，再到《喀拉布风暴》对丝路文化共生图景的浪漫铺陈，他确乎在自觉建构一个文学的“新西北”。他的写作，深深扎根于地域的沃土，试图从那片边地的劲风、传说与血性中，开凿出一条迥异于中原温润美学的雄浑路径。
我对于红柯其人的感念，时常甚于对其具体文本的沉潜研读。有限的几次接触中，他热情、宽厚，毫无成名作家的矜持与架子，尤其对基层写作者那份发自内心的体恤与不遗余力的提携，在今日愈发讲求圈层与资源的文学生态里，显得那样珍贵而稀薄，几乎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古道热肠。然而，情感是一回事，文学史冷静的审视则是另一回事。红柯的探索，其核心价值在于一种“本真性”的质地。那是一种与土地血脉相连的、沉甸甸的“地方感”。在全球化浪潮冲刷下，“无地方性”体验弥漫的今天，这种带着泥土腥气与汗水盐分的“地方”，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与精神重量。它是对同质化的一种倔强反抗。但问题也恰恰潜藏于此。红柯的写作，或许过于沉溺于这种地域浪漫主义的诗性建构，而未能，或者说未来得及，更自觉、更深刻地与“现代性”降临后所带来的那些复杂、琐碎甚至狰狞的叙事进行正面交锋。他的世界是雄浑壮阔的，也是相对闭合自足的；是浪漫激昂的，却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悬置了现代性齿轮碾过那片土地与人心时所引发的、更为剧烈而无声的撕扯与震荡。这并非才华的欠缺，而更多是视野与问题意识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必然限定。
更重要的是，红柯文学声名的建立过程本身，就为我们理解那只“无形之手”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注脚。他的成功，固然源于其个人的毅力、才情与持续创作，但一个无法回避的机制性事实是：在特定时期，他的作品曾得到当时文学权力格局中某些权威人士的集中“力荐”，从而得以在几家重要的文学期刊上同时亮相，实现快速“破圈”。这并非孤例。学者王尧在其《“新时期文学”口述史》中的研究揭示，如今我们视为标杆的许多一线作家，其出道之初，大多并非依靠自由投稿的“自然选拔”，而首先是得益于某个“人”的识别与举荐。这本是文坛“人眼”发挥作用的传统方式之一，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但关键在于，当这种依赖于“人眼”的推荐机制，在今日部分地蜕变为一种低层次的模仿——刊物之间心照不宣的“互捧互吹”，编辑们忙于“互换浇园”、打理彼此的“自留地”时，情况就发生了质变。它缺失了最初那关键的、带有冒险色彩的“人眼识别”环节，变成了一种规避风险的、利益互换的“圈子游戏”。这有点像仓储管理中的“去库存”：并非因为作品本身已臻成熟完美，而是为了维持版面流转、人情往来或某种生态平衡，便将一批半成品、未成品先行推上理论的“展销台”。结果便是，这些文本尚未经历真正文学市场的读者检验与时间淘洗，却已凭借关系先行占据了有限的评论资源与话语空间。这等于在进入真正的文学价值市场之前，先在理论评价的“小市场”里完成了内部循环与溢价。红柯的幸运在于，他遭遇的是前者，是“人眼”对其独特价值的发现与助推；而今天许多写作者面临的，则可能是后者，一种更为机制化却也更为平庸的“流通”困境。
那只规训一切的无形之手
于是，我们便无可回避地触碰到了那个核心概念——市场法则。这里的“市场”，绝不仅仅指书籍的销售码洋或作家的版税收入。它是一个隐喻，指的是一整套关于文学生产、传播、评价、权力分配与声望积累的隐性规则与运行逻辑。它关乎期刊版面的稀缺“资源”如何分配，关乎评论话语的“风向”如何设定与转向，关乎文学会议、奖项、项目这些“象征资本”的颁发路径，更关乎一个写作者从默默无闻到进入视野的“捷径”是否存在、又向谁敞开。
在这个被法则悄然规训的场域里，编辑部的“慧眼”有时不得不让位于对“安全系数”的考量——选择那些已有声名的、风格稳妥的、符合当前某种潮流的稿件，被视为一种“坐享红利”的理性选择。个体的才华，如同深埋的矿藏，其能否被开采、以何种工艺被打磨、又被陈列在哪个层级的橱窗，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仅仅取决于矿石自身的纯度与重量，更取决于勘探队的投资意向、加工流水线的标准设置，以及整个珠宝市场的流行趋势。红柯的个案清晰地展示了这一点：他那独具特色的地域性写作，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恰好与文学界内部对“文化多样性”“边地风情”的审美期待与话语需求相契合，从而被敏锐的“人眼”捕捉，并被机制迅速地吸纳与标举，完成了其文学价值的“市场确认”。
今天，一个同样怀揣才华、甚至可能更具先锋意识的写作者，若没有某种“机制”的惠赐或偶然的垂青，其作品被湮没在信息洪流与程式化筛选中的概率，恐怕远超红柯所处的时代。法则一旦稳固，便会自我强化，形成路径依赖。
法则挤压下的内卷化生存
正是在这种无处不在的市场法则的笼罩与挤压下，“斗地主”的隐喻便不再仅仅是一种消遣，而成为了一种极具概括力的生存心态与策略象征。
“斗地主”作为一种牌戏，其精髓在于：在一套既定且有限的规则（牌理）之内，参与者依靠到手的牌型，进行高度功利化、计算性的短期博弈，目标是击败对手，获取本轮游戏的胜利与快感。将这种心态移植到文学领域，尤其是理论批评领域，便会催生出一系列令人忧心的现象。它意味着，批评不再是对永恒精神价值的探寻、对复杂文本世界的深入勘探、对时代灵魂病症的勇敢叩问，而演变为一种在现有学术生产规则内的精致算计：追逐最新鲜的理论热点（无论是否贴合研究对象），炮制最炫目的学术概念（哪怕其内涵空洞），在已有术语的排列组合与相互引证中，完成一种内部循环、自我证明的话语生产。
这种批评，外表可能机敏、热闹、紧跟“学术前沿”，实则容易回避真问题，丧失与伟大文本进行深度对话、与复杂现实进行正面碰撞的耐心与勇气。它产出的，是一种思想的“赘余”——数量庞大，却轻盈无物。它如同在AI生成的庞大语料库中进行智能检索与重组，产出的文章流畅、规范、符合学术“体例”，却散发着“似AI非AI”的冰冷气息，缺乏生命的热度与思想的锐度。行走在这样的“碎石沙路”上，或许能获得一些即时性的发表快感、项目满足或圈子内的认可，但注定无法抵达理论创造应有的纵深与高度。
真正的理论洞见与批评锋芒，需要如刘再复先生那般对时代精神结构的宏观把握与悲剧性体验，需要陈平原教授那般扎根史料、小题大做的扎实功夫与清晰问题意识，需要李建军博士那般不妥协于流俗的怀疑精神与审美勇气。这一切，都无法通过“斗地主”式的机巧算计与短期博弈来速成。它需要的恰恰是“反算计”的沉潜、孤独与甚至有些“不合时宜”的执着。
一面照见自身匮乏的镜子
当此之时，AI的强势登场，便显得格外意味深长，它远不止是一个技术事件。
AI，尤其是大语言模型，在文学与批评领域展现的能力，首先像一面冰冷而清晰的镜子。它能够模仿多种文风，生成结构完整的故事，甚至撰写看似中规中矩的评论文章。它首先冲击和挑战的，是哪些写作与批评呢？恰恰是那些本就停留在“可模仿”层面的文本——那些缺乏独特生命体验灌注、缺乏深邃历史洞察支撑、缺乏艰苦形式探索的、“套路化”的、“安全牌”式的写作。这些文本的“语法”和“风格”最容易被AI学习、复制并批量生产。
因此，AI的“搅浑”池水，表面看是技术外来的侵袭，深层次看，实则是对人文领域内部早已滋生的创造力贫乏症的一种无情暴露与严厉拷问。它将“斗地主”心态下所产生的那些功利化、空心化文本的脆弱本质，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彰显出来。当许多人文学者开始担忧甚至恐慌于AI的“替代”威胁时，我们或许更应沉静下来反思：我们是否早已在市场法则的诱导与“斗地主”心态的侵蚀下，主动地、渐进地交出了部分本应属于人类的、不可替代的思考尊严、生命体验与创造锐气？我们是否在追求“合规”“高效”“热点”的过程中，将自己先一步变成了“拟人化”的、可预测的文本生产机器？AI的强大，映照出的正是我们自身原创性精神劳作在某些层面的撤退与萎靡。
法则为轴，互为镜像
至此，红柯、斗地主、AI与市场法则之间的内在逻辑链条，便清晰地浮现出来。
红柯，代表了一种在特定历史阶段、特定市场法则（当时体现为权威“人眼”识别与期刊权力）作用下，凭借其“本真性”地域写作获得成功的路径。他的案例揭示了文学价值“被发现”过程中，“人”的因素与“机制”因素交织的复杂性，以及这种成功本身可能存在的历史视野的局限。
斗地主，则隐喻了在当下日益固化和功利化的市场法则挤压下，文学批评乃至文化生产领域滋生的一种普遍心态：放弃长远的精神建构，转向短期利益的计算与规则内的内卷化游戏，生产大量话语“赘余”，从而导致批评活力的衰退与思想力的滑坡。AI，并非凭空而来的“天劫”。它作为一种技术镜像，之所以能对人文领域产生如此巨大的震动，正是因为它照见了由“市场法则”与“斗地主”心态共同催生出的那块创造力洼地——那里充斥着可供它高效学习与超越的套路化、同质化文本。
AI的挑战，实质上是将我们自身生态中已存在的危机，以一种更尖锐、更不容回避的方式摆在了桌面上。
而贯穿始终、如同引力场一般存在的，正是那市场法则。它既是红柯当年得以“破圈”的隐性轨道，也是今天催生“斗地主”心态的结构性压力源，更是塑造了那一片能被AI轻易模仿的文本景观的深层规则。它无关善恶，却以其强大的逻辑，悄然重塑着文学生产的动机、评价的标准乃至创造者的心灵状态。
这不是一个关于悲观与否的结论，而是一次对现状的结结实实的揭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由成功案例的历史性、生存心态的功利化、技术革命的冷酷映照，以及一套强大而无形的规则体系所共同构成的、动态的、充满张力的文学场域。逝者已矣，红柯的真诚与探索精神值得铭记；而生者面对的，是这个链条依旧在运转的、复杂的当下。
理解这一链条，或许是我们思考任何未来可能性的第一个、也是必要的前提。
2025.12.15匆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