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下午，洛阳根在河洛文化研究会在洛阳新区香泊湾举办“汉函谷关与丝路通关符传”专题座谈会。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彦卿主持会议，会长孙钦良、执行会长滑先锋及副会长薛瑞泽、黄婕、杨建乐等核心成员出席，并围绕主题分享学术见解，深挖洛阳在丝路与茶道双路交汇中的文化内涵。
作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与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洛阳的“双路基因”与生俱来。从地理格局看，这座雄踞黄河之南、秦岭淮河以北的古城，恰是南方茶区、北方牧区与西部丝路的“三角枢纽”；从制度脉络而言，即便明清时期非都城，洛阳仍以河南府治所之姿，设驿站、置税关，对茶商及丝路商旅实施统一管理。这种“一地两关”的独特模式，让两条黄金通道的商贸活动在此实现物理与制度的深度融合，而非简单的地理叠加。
“洛阳始终是丝路文化、物资与制度的核心中转地。”薛瑞泽教授在分享中指出，自东汉起，承载着丝绸、铜镜与瓷器的使者商队从这里西去北上，带回马匹、葡萄、苜蓿及佛教文化的火种。到了后世，南方茶货经南阳盆地北上集结洛阳后在此分途，或沿黄河西溯，借丝路余脉销往关中与西域；或北出晋城、太原，汇入茶道主线。这种“东西贯通、南北辐射”的区位优势，早在汉武帝时期就催生了取代“传”的竹简式通关凭证——“过所”，成为丝路贸易规范化的重要标志。
“关隘文化是洛阳值得深耕的富矿，其中函谷关的‘姿态之变’尤为耐人寻味。”孙钦良会长将目光聚焦于关隘文化的深层内涵。他谈到，天下雄关从来都是多元功能的复合体：既有军情急递的紧迫，也有丝路驼铃的悠扬；既见证“紫气东来”迎老子的哲思，也记录伍子胥过昭关的传奇，军事防御、商旅贸易、文化传播、稽查管理等功能在此交织。仅就函谷关而言，灵宝的秦函谷关为秦所建，防御方向向东，以阻山东六国；而新安的汉函谷关因东汉定都洛阳，成为京城西屏障，防御方向彻底转向西方，以御西边来敌。“从东到西的‘转身’，不仅是关隘位置的迁移，更是时代变迁中文化内涵的重构。关隘文化与丝路文化的交织，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探索。”
刘彦卿秘书长则结合文博收藏现状，介绍了通关凭证的现存情况。他表示，目前官方博物馆藏的通关文牒中，唐代《石染典过所》与清代康熙年间通关文牒最具代表性。前者1973年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509号墓，被誉为“唐代丝路通关第一文”，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后者则有3份收藏于洛阳民俗博物馆，民间散落的同类文物尚无确切统计，相关征集与研究仍有广阔空间。
“关’的选择，藏着王朝的性格。”黄婕副会长对关隘的双重属性展开解读，她认为，冷兵器时代的关隘既是御敌的军事屏障，敞开时又成为沟通内外的交通中枢与信息节点，其“封锁”与“融汇”的功能切换，正是王朝治理理念的直观体现。而丝绸之路的本质是文明联结，洛阳能成为东汉丝路起点，是内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她特别肯定了孙钦良关于秦、汉函谷关防御方向逆转的观点，认为这一视角极具创新性，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
结合即将出版的专著《洛阳八关漫话》，杨建乐副会长深入阐释了丝路通关文牒对洛阳研究的特殊价值。他指出，通关文牒（含过所、公验、税单等）作为古代商旅的“通行证”，其“跨通道信息叠加”特质尤为珍贵：丝路文牒中，可能留存着西域商人从洛阳携茶西行、关中商人经洛转运丝绸的完税记录，印证双路物资互通；茶道文牒里，或许记载着茶商在洛办理“西行许可”、税关对茶与香料并征的制度细节，折射双路交汇的税收特色。
“相较于长安、泉州等城市，洛阳双路交汇的系统性文献相对匮乏，而通关文牒恰是填补空白的关键。”杨建乐补充道，这些官方原始记录能精准还原洛阳作为转运枢纽、税收节点的具体角色，而非停留在“文化名城”的泛化定位。学者可通过文牒中的地名、税目、机构信息，厘清本地驿站分布、茶栈运作、胡商聚落等细节；更可与隋唐洛阳城遗址、南关茶栈遗址出土的波斯银币、丝路风格陶器等考古实物相互印证，构建“文献+实物”的双重证据链，让洛阳双路交汇的历史研究更加扎实可信。
执行会长滑先锋则从文旅融合的实践层面，提出了关隘文化的开发路径。他强调，洛阳应深挖每一处文化资源的价值，让历史遗产转化为发展动能。他特别介绍了一项重要文化活动：2025年8月22日，一支新疆驼队将从新疆哈密巴里坤出发，沿古丝绸之路东行，全程约2700公里，最终抵达洛阳。“这是展示洛阳丝路枢纽地位的绝佳契机，我们必须做好文章，让千年丝路的驼铃声在当代洛阳重新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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