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晨报社执行社长、总编辑︱高文

有人攥着1644年清军入关这一个节点，就想把华夏历史劈成两半——一边喊着“明亡是华夏断代”，一边把清朝污为“外来异类”，企图用单点叙事挑动民族对立。可若真顺着中国历史的大脉络往回走，从秦时明月到清时疆域，从汉时边关到康乾盛世，哪一步不是“一统”在打底，哪一页不是“融合”在书写？这种片面化的1644史观，不过是螳臂当车的谬论，其心歹毒，却根本站不住脚。

我们念“秦时明月汉时关”，念的不只是汉家天下的壮阔，更是秦始皇扫六合、书同文、车同轨，为“大一统”刻下的第一道基因；是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逐匈奴，设河西四郡，把“华夏疆域”的轮廓越画越清晰。那时的匈奴与汉，有过刀兵相向，可也有昭君出塞的和亲，有边境互市的交融，到了东汉，南匈奴入塞，渐渐与汉人杂居，最终成了华夏大家庭的一份子——若按“单点史观”，是不是该把汉匈之战说成“割裂”？可历史偏不，它让对立变成了融合，让不同族群织进了同一张“华夏”的网。

到了盛唐，长安城里胡商云集，胡姬的舞步和汉人的琴瑟共奏，唐太宗被各族尊为“天可汗”，既有李靖破突厥的战功，也有文成公主入藏的佳话。那时没人纠结“谁是正统”，只知“天下一家”才是大唐气象。即便到了宋，虽有辽、金、西夏的并立，可宋辽的“澶渊之盟”换来了百年和平，双方互派使者、互通贸易，契丹人学汉字、读儒家经典，宋人也用契丹的马鞍、穿契丹的短靴。后来元朝一统，把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设澎湖巡检司管理台湾，虽有“四等人制”的瑕疵，可汉人学者郭守敬主持编订《授时历》，蒙古贵族也读《论语》《孟子》，色目商人把丝绸之路的商道走得更宽——这些不是“割裂”，是华夏疆域和文明在更大范围内的融合。

再说明朝，朱元璋推翻元朝，恢复汉家衣冠，可他没丢了元朝的行省制度，反而加以完善；朱棣派郑和下西洋，船队里有汉人、回族、蒙古族的水手，带往海外的是“天朝上国”的包容，带回的是不同文明的交流。明末的困境，从不是“清军太强”，而是小冰期的天灾让百姓颗粒无收，是东林党与宦官的内斗耗空了国库，是地方藩王的土地兼并让流民四起——1644年崇祯自缢，是明朝积弊的总爆发，不是“民族的失败”。

清军入关的逻辑，从一开始就不是“推翻明朝”，而是打着“为明复仇、讨灭李自成”的旗号——李自成的大顺军攻破北京、逼死崇祯，在当时的语境里是“贼寇乱政”，清军入关则以“平定贼寇、恢复秩序”为名义，这一立场本身就暗含对明朝“正统”的某种承认。更关键的是，清朝从未将明朝视作“敌国”，反而主动承接其制度与文明：顺治帝沿用明朝的科举制、六部制，康熙朝更是把这种“承接”做到了极致——他不仅亲往明孝陵拜谒，行三跪九叩之礼，尊朱元璋为“前代贤君”，还亲笔题写“治隆唐宋”碑，盛赞明朝治国功绩堪比唐宋；组织汉臣修撰《明史》时，更特意将朱棣派郑和下西洋、修《永乐大典》等“远迈汉唐”的壮举详细记载，认可其为华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朝对明朝制度的延续，远不止于简单照搬：明朝的内阁制度，在清朝发展为更成熟的军机处，既保留了文官参政的核心，又强化了中央集权的效率；明朝的赋税制度，经雍正帝“摊丁入亩”改革，取消了人头税，减轻了底层百姓负担；明朝的地方治理体系，在清朝通过“改土归流”进一步延伸到西南边疆，让中央政令真正贯通全国。这种“延续中优化”的治理逻辑，哪里是“割裂文明”，分明是华夏大一统制度的继承与发展。

那些说“清朝不是华夏”的人，怕是忘了晚清危局里，汉臣撑起的“一统”脊梁。左宗棠以汉臣身份挂帅，抬着棺材出征新疆，面对英俄支持的阿古柏势力，硬是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全部失地，后又据理力争收回伊犁，在新疆设省、推行屯垦，一句“尺寸不可让人”，不仅守住了六分之一的国土，更立住了华夏一统的根基——若清朝真是“满族私产”，怎会让汉臣执掌如此重兵、定国安边？丁宝桢任山东巡抚时，果断诛杀慈禧宠信的太监安德海，震慑了宦官干政的歪风；任四川总督时，创办四川机器局，开西南近代工业之先河，还改革盐政、整顿吏治，让川地百姓安居乐业，他以汉臣之身行“治国”之责，朝堂之上无人敢因其民族而质疑；李鸿章牵头搞洋务，创办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虽有争议，却也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试图在危局中保住大一统的江山。这些汉臣能深度参与国家核心事务，能执掌军政、经略地方，恰恰证明清朝从不是“满族一人之天下”，而是“汉满共治”的大一统王朝。

我们珍视汉时的边关、唐的盛世、明的古迹，也从不否定清的大一统。因为华夏文明从不是某一个民族的“私有物”，而是各民族在战与和中共同铸就的共同体：炎黄部落融合蚩尤九黎，才有了最早的华夏；五胡乱华后，鲜卑与汉交融，才有了隋唐的强盛；宋元明清的更替，不是“文明中断”，而是疆域的拓展、民族的融合、制度的完善。中国的历史从不是一盘散沙，而是“一统”的根脉越扎越深，“融合”的枝叶越张越广。

那些想用1644年这个节点挑动民族情绪的人，不过是想借历史虚无主义，拆毁中国多民族统一的根基。可历史不会说谎，从炎黄到如今，华夏一统的根脉从未断过，民族融合的潮流从未停过。这种片面化的1644史观，终究会被历史的洪流冲得无影无踪，而华夏儿女坚信的“一统”与“融合”，会永远是我们前行的底气。

史料参考：

1. 康熙拜谒明孝陵与题“治隆唐宋”碑：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帝首次南巡至南京，亲往明孝陵拜谒，行三跪九叩大礼，并谕示“明太祖起布衣，统一天下，经文纬武，为汉唐宋诸君所未及”；后亲笔题写“治隆唐宋”四字碑，立于明孝陵享殿之前，以表对明朝治国功绩的认可。

2. 清军入关“讨贼”名义与承接明制：1644年清军入关前，摄政王多尔衮以“复君父仇，剿除流寇”为号召，在《致明将吏军民檄》中明确表示“今特来剿除逆贼，期于灭贼，出民水火”；顺治帝定都北京后，即刻沿用明朝的科举制度（1645年开科取士）、六部行政体系，《清史稿·职官志》载“世祖入关，因明制设内阁，置大学士”，体现制度层面的承接。

3. 左宗棠收复新疆与设省：据《左文襄公全集》及《清史稿·左宗棠传》记载，1876年左宗棠率清军出征新疆，至1878年收复除伊犁外全部失地；1881年通过外交谈判收回伊犁，1884年奏请清廷在新疆设省，获批准后设甘肃新疆巡抚，推行屯垦、兴修水利，将新疆纳入中央直接管辖，巩固了西北边疆。

4. 丁宝桢诛杀安德海与创办四川机器局：《清史稿·丁宝桢传》记载，1869年丁宝桢任山东巡抚时，太监安德海违制出京，丁宝桢以“宦竖私出，非制。且大臣未闻有命，必诈无疑”为由，将其擒杀，震慑宦官势力；1876年丁宝桢任四川总督后，创办四川机器局，引进西方设备制造枪炮、机械，为西南近代工业奠基，同时改革四川盐政，“改官运为商运”，缓解百姓盐税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