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时期,泰西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彻底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改善了军民的物质生活,储蓄了大批粮、棉、油、盐、弹药等重要物资,为大反攻打下了物质基础。泰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经济的同时,多渠道增加财政收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发挥了重大作用。
一是加强工商管理,完善有关政策法规。1943年秋冬,全省根据地由省到县陆续设立了各级工商管理机关,中心集市、土特产集中产地和重要关卡均设立了工商事务管理所,边沿要道设立了工商检查站。长清设立工商行政管理机构更早一些,长清工商管理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战初期形成雏形,抗战初期的1938年7月十支队独立营二连连长李子英、伙同陈柏阳等人,借执行稽查日货、私货任务之机,劫掠过路商贩和行人,殴打过路商人;败坏独立营名誉。严重违反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给独立营造成严重影响,为严肃军纪,挽回影响,张耀南代表独立营在孝里铺村北沙河,蒋李子英、陈柏阳处决。1939年6月12日,县区推选60余名代表,在七区崮头开会,成立长清县抗日民主政府,张耀南被选为县长。这是泰西出现的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
1940年,抗日民主政府增设工商科、粮秣科、司法科、公安局并设耀南区和城北工委。辖10个区。在对敌斗争环境中,很多人员作出了英勇牺牲。
1940年至1945年,峰山抗日根据地设立了工商科,科长刘振卿;手枪队:队长杨炳钧后在坦山胡林牺牲后抬到尹庄,在牺牲第二天开的追悼大会。后刘殿宇(刘殿尉)接任,对物资的流通监管,打击日寇汉奸,查缉走私。一九四三年秋天,武工队长刘殿尉带领武工队去老长清河西老八区野鹊窝(现改为仁里集,已划归齐河县)赶集,误入敌人包围圈,为打击敌人保护群众利益,在与敌人的激战中壮烈牺牲。
1945年7月,为对付济南日伪军封锁,根据县委决定抗日民主政府将工商科改为工商局(下设4个事务所,1个缉私队),抗日民主政府于1946年改称县民主政府。为加强经济管理,这个时间工商管理局建立后,直接管理解放区工商企业和集市贸易,下面设立了交易所,对集市贸易进行监管。张志健任第一任工商管理局局长(1947年离职)。张应民,刘瑞芝、程永康、沈芳洲负责缉私和市场管理工作。
各级工商管理机构建立后,在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领导下,加强了对工业生产、贸易、货币、商业行政、税收、缉私以及合作事业等的管理;加强了对经济工作的调查研究,坚持从实际需要出发,不断制定完善有关经济政策和法律法规。在工商管理中,实行货币、贸易、生产三位一体的工作方针,把货币管理、贸易管理和根据地的工农业生产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对内相互促进、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对外统一协调、全面开展对敌经济斗争。工商管理工作的加强,维护和推动了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健康发展。
二是加强货币管理,继续坚持货币斗争。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及时总结货币斗争的经验,进一步加强货币管理,继续开展货币斗争。为适应根据地经济发展和货币斗争的需要,逐步取消了原来的货币分区发行制度,实行统一发行,统一管理,确保本币市场的稳定;坚持打击伪钞、取缔土杂钞和排斥法币的方针。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彻底打垮了伪钞(伪联币、伪储币)对根据地金融市场的破坏,清除了法币的危害和消极影响,稳固地建立起根据地北海币的本币统一金融市场。即使在游击区,北海币也逐渐取得优势,在敌占区的部分地区,北海币也开始流通。北海币的发行量急增,1944年的发行额从原来的2亿元增至6亿元。货币斗争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对根据地经济的扰乱和破坏,平抑了物价,稳定了市场,促进了经济发展。
三是加强贸易管理,促进内外贸易发展。在贸易管理方面,这一时期的基本方针是,实行控制管理,管好输出输入,确保对敌经济斗争的主动权;调剂物资,稳定物价,扶助生产,保障供给。在具体政策、措施上,适时地改变了对外贸易的以货易货政策,代之以掌握重要输出物资,组织赢利输出,以吸收外汇和换取根据地必需物品的办法,对某些产品实行专卖政策。在边沿区,做到既对敌占区进行封锁,增加敌人物资困难,又照顾到敌占区人民必要的生活物品。在根据地内部,实行贸易自由政策,取消内地粮食统制和封锁剩余土产品的办法,代之以调剂物资、平衡物价、高价输出、低价输入等办法。由于政策、措施得当,根据地财政收入明显增加。
四是完善田赋征收,严格税收、缉私管理。为了减轻农民负担,繁荣农村经济,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在1943年减轻农民田赋负担的基础上,1944年3月又作出决定,将农民所欠的1943年12月以前的公粮、田赋一律豁免。这一决定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此后,根据地各级政府不断完善田赋征收政策,力求达到生产发展,田赋降低,负担公平,各阶层人民满意。在生产发展,贸易逐渐繁荣的形势下,根据地各级政府工商部门严格税收、缉私工作,清除流弊,完善税收制度,严厉打击走私和逃税行为,对粮食、棉花等重要物资实行必要封锁,对洋布以及各种非必需品(如奢侈、迷信用品)等限制输入,从而有力地维护了根据地的经济秩序和财政收人
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1944年全年财政收入,除农业收入外,仅手工业、副业、运输、工商贸易等项收入即达16亿元。工商税收成为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田赋收入下降至次要地位。中国共产党是砥柱中流,从胜利走向最后胜利。
年初泰西地委召开会议部署工作任务,加强对敌斗争,恢复抗日根据地各项工作,中共泰西地委书记邓存伦指出:1943年,经全体军民共同努力,渡过了最艰苦的岁月。国内第三次反共浪潮的冲击,没能动摇我区的敌后抗日。随着日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一再失利,泰运地区日军数量明显减少。
1944年的主要任务仍是战争、生产和群众运动三大任务。地委、军分区要求各县认真贯彻对各区的命令,趁敌人撤退据点、集中兵力之机,适时出击敌据点,迫其撤退并消灭其一部。地委、军分区专门下达了《加强对敌斗争的指示》,并成立了分区武委会,由李一民任主任。军分区武装积极出击。2月,司令员刘致远指挥军分区部队攻克东阿城据点。随之,一军分区一、二团在平阿县大队配合下,攻克牛角店、湖溪渡两个据点,战斗中,二团政委王克寇牺牲,军分区派分区宣传科长李引菊接任二团政委。之后,在龙王山战斗中,二团团长刘克奎牺牲。至此,平阿县黄河西伪据点基本拔除。
1月,峰山县大队配合军分区一团三营在大峰山区发动春季攻势,先后攻克四台寺、圣佛站、小屯等据点,黄崖、茂山、张家庄、双山等据点伪军相继逃跑,县、区委乘势加紧恢复基层党政群和民兵组织。4月,日伪军进行春季"扫荡",峰山县党政军民奋起反击。3日拂晓,600余日伪军在郭家峪、薛家峪将峰山县党政机关及县大队包围。县委、县大队负责人率机关及武装突出重围,毙敌60余人,县大队伤亡数十人。4月中旬,峰山县大队再于水泉峪被千余"扫荡"之敌包围,激战一天,县大队突出重围。县大队及二区区队在群众配合下,将叛徒王三楼及10余名特务抓获,县公安局押其游村示众后,执行枪决。之后,峰山县大队还夜袭了古城据点,全歼伪军两个中队,缴获机枪2挺,步枪百余支。并在七里沟、曹楼、翟庄、棋盘山、双乳山等地设伏,歼日伪军数十人,烧毁敌汽车9辆,获小麦万余斤,受到军分区嘉奖。
大峰山和泰肥山区的日伪军在抗日军民打击下,亦被迫收缩兵力。日军为集中兵力支撑要点,从1月起,将设在肥城三区的狼山、小布山等4个据点撤掉,把兵力集中到三区唯一的安临站据点。3月,日军又将呀山等4个据点撤掉。由于日伪军将小据点之敌往大据点集中,下庄据点的伪军便增至300余人,军分区一团在肥城县大队配合下,通过内线周东野策应,据点内300余名伪军携带200余支枪投诚,接受军分区改编。一团及肥城县大队于4月11日攻克安临站据点。至此,肥城县三区日伪据点基本被拔除。其他区的日伪据点也大部被拔掉,为恢复泰肥山区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各县武装也主动出击,此时县委及时恢复各项工作,健全组织。县大队扩建为4个连500余人,各区也建起30至80人不等的区队。
5月14日,军区《战友报》刊载泰运军分区司令员刘致远撰写的"对敌战术新特点"一文,指出:"日军自去年9月至今天,在我分区自动撤退的据点达86个之多,由我军积极作战打掉的据点有60多个。"军分区武装还在杨集击溃将军庙出来抢掠的伪军600余人,在檀桥击退伪军增援部队500余人,毙伪正副团长各1人,缴获机枪7挺。
7月5日,《战友报》载徐挺为纪念抗战7周年而作的"一年来战报记录的回顾"一文,写道:"今年上半年(1至5月)的统计,是哪一个分区战果最大、缴获最多呢?那要算一分区了。他们不到一天就要攻克一个据点、碉堡,平均一天一仗,还要多出几仗。日军被打死或打伤的有62个,毙伤伪军1292人,俘虏4820人(自愿反正过来的650人是不在内的)。缴获47挺轻机枪,51个掷弹筒,4616支步枪,187支驳克枪……一分区的战绩是辉煌的,值得赞扬的,这是他们经过一段艰苦的年月从残酷斗争里打开局面的。"
春天,地委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春季生产、土地回赎等工作随着抗日根据地的逐渐恢复,地委带领广大军民开始了根据地的建设工作。经党组织调整和民选基层组织负责人后,各县因地制宜地确定生产项目,制订规划,开展民主民生运动。把农村中的广大劳动力以及半劳动力组织起来,投入春耕生产,整田耙地,增施肥料,扩大粮棉面积,种植早熟作物及蔬菜、大麻等。发动妇女群众搞纺织、饲养等家庭副业。县、区干部分头到各村帮种催种,各村落实了优待抗属、代耕代种措施。
在地委领导下,春季生产出现热火朝天所需。局面,力争增产增收,以解决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衣食住行,军分区也发动干部、战士投入生产运动。分区召开表彰会,奖励修械所的同志,《战友报》予以报道,并指出"这种具有共产主义的劳动精神和努力创造的事实,确实是值得大大发扬的。"
在此精神鼓舞下,军分区指战员种菜百余亩,打井12眼,开荒445亩,养猪几十头。并在平阿县建立了炸弹厂,拥有50多名工人,很快生产炸弹千余枚,配备部队和乡村自卫队使用。地委、军分区召开劳动、战斗、工作群英大会,对"三模"颁发了奖金和奖品,进一步掀起了劳动生产的竞赛热潮。
由于1941年至1943年的敌情和自然灾害十分严重,一些农民为了生存被迫廉价出卖或抵押土地换粮救命,有的每亩地仅换十几斤高粱,许多贫苦农民成了少地户或无地户。鉴于抗日形势好转,为解决这一问题,地委、专署决定实行土地回赎政策,原则是以原价赎回。峰山县委、县政府在八区土屋村召开各区委书记、区长、抗联主任会议,部署开展土地回赎运动,受到广大群众热烈拥护。县抗联主任宋鲁峰等在七区三乡进行详细调查研究后,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制订了具体措施.县抗联号召全县各村成立以村长为首的评议会,回赎土地在大多数村(包括据点附近)广泛开展起来,仅六区就回赎1500余亩。其他县的土地回赎工作开展得不够平衡,有的持续到1945年。
1945年5月至6月,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召开全省工商工作会议,黎玉作《山东过去对敌经济斗争的认识与今后斗争的新阶段》的报告,薛暮桥作《工商管理工作的方针和政策》的报告。7月,中共山东分局召开财政委员会扩大会议,黎玉作《大反攻前夜的经济工作》的报告。黎玉在报告中要求根据地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按照党的方针、政策,树立"新经济观点",做好新形势下的经济工作,迎接大反攻的到来。这两次会议,对于做好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作者:李士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