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一代伟人毛泽东诞辰132周年】

厚德载物定乾坤 

——毛泽东的大度与宽容

赵志超

1965年，毛泽东主席在井冈山。

《周易》有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宽容不是无原则的妥协，而是仁怀天下的慈悲；不是软弱可欺的退让，而是“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远见；不是睚眦必报的狭隘，而是雍容大度的格局。毛泽东主席作为一代伟人，始终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待人，以不计前嫌的气度处世。在诸多历史事件中，他用震撼人心的实践，诠释了“得人心者得天下”的千古真理，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筑牢了最坚实的根基。

放走张国焘妻子：不株连无辜

1935年的长征路上，红军面临着分裂的严峻危机。张国焘公然违背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率红四方面军南下并另立“中央”，其分裂行径令革命事业陷入险境。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行为，不少同志激于义愤，主张立即开除其党籍。

毛泽东与张国焘在陕北

关键时刻，毛泽东展现出非凡的战略远见与容人之量。他冷静分析局势：“我们与张国焘的斗争是党内路线之争，组织结论不必急于作出。”他深知，此时开除张国焘党籍，无异于将红四方面军推向对立面，不仅会危及左路军红一方面军干部的安全，更可能让革命力量遭遇重创。为争取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维护红军团结，毛泽东力排众议，坚持保留张国焘的党籍，仍以“同志”相称。这份克制与包容，并非软弱妥协，而是为顾全革命大局的深谋远虑，为后来红四方面军最终北上、三大主力会师保留了希望。

然而，毛泽东的宽宏并未唤醒张国焘的觉悟。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决议批判其错误，张国焘表面接受，实则早已心怀异志。1938年4月，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机，从西安悄然出走，投靠国民党特务组织，走上叛党投敌之路。临行前，竟对怀有七个月身孕的妻子杨子烈隐瞒实情，让其苦苦等待丈夫归来。

张国焘的叛逃让杨子烈瞬间陷入绝境，周遭的闲言碎语与未知的命运让她备受煎熬。走投无路的她向毛泽东求助，坦言想去汉口寻找丈夫。面对叛党者的家属，毛泽东摒弃“株连”旧习，毫无迁怒之意。他亲笔写下“让子烈同志回家吧！”的批示，并温和而坚定地安慰她：“你是好的，一切都因为国焘不好。”还承诺承担她生产养育的全部费用，坦言“你无论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到党里来”。

这份跨越政治立场的宽容与温情，让杨子烈得以带着家人顺利离开延安；周恩来还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与她谈话，希望她劝说张国焘迷途知返，并派人将她们安全送到张国焘住处。尽管张国焘最终执迷不悟，成为历史的罪人，杨子烈也选择追随丈夫退出政治舞台，但晚年撰写《往事如烟》回忆录时，仍对延安时期的这份善意感念不已。1938年4月18日，中央作出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而毛泽东对其家属的体恤，打破了“敌友界限分明”的刻板认知，用实际行动证明：共产党人的革命立场坚定不移，但对无辜者的慈悲与温情从未缺席。

从俄界会议的顾全大局，到放行杨子烈的温情包容，毛泽东的两次关键抉择，尽显伟人胸襟：对张国焘的错误，他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无辜家属，他秉持“罪责自负、不株连无辜”。这份大度，不是无原则的纵容，而是对革命事业的坚定守护；这份温情，不是立场的动摇，而是共产党人仁心的彰显。

“治病救人”，力主推选王明

毛泽东与周恩来（左三）、张闻天（左一）、王明（右四）等在延安。

王明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冒险主义的代表人物，曾推行脱离中国实际的“左”倾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尽管王明也曾为革命事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观其一生，可谓“过”远远大于“功”。对于犯过严重“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王明，毛泽东始终秉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严肃批判其错误的同时，从未放弃对他的关怀与挽救。毛泽东并未将其全盘否定，而是始终强调：“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而不是一棍子打死。”用包容与温暖诠释了党内团结的真谛。

延安时期，王明长期身患重病，毛泽东多次叮嘱中央保健局给予最高规格的治疗，安排最好的医生为他诊治，还特意协调物资，保障他的营养供应。即使在延安整风期间，党内对王明的错误展开集中批判时，毛泽东也反复提醒大家：“批判的目的是治病救人，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能搞人身攻击。”他亲自找王明谈话，耐心引导他认识错误，鼓励他“只要真心改正，党和人民依然会信任你”。

1945年党的七大选举中，部分代表因王明错误严重，坚决反对他进入中央委员会。毛泽东耐心地说服大家：“对犯过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而要团结他们。王明在反帝、反封建、反蒋斗争等基本问题上，与我们是一致的。团结犯过错误的同志，不仅能帮助他改正错误，更能凝聚全党的力量。家庭尚且很少开除家籍，我们党更应胸怀宽广。”他还形象地比喻：“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为了让代表们理解“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他反复强调，要团结犯过错误的同志，才能凝聚起全党的力量，共同应对革命道路上的挑战。

在毛泽东的力主下，王明最终在44名当选中央委员中以选票倒数第二当选。这份包容让王明深受触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依然给予王明发挥才能的机会，任命他为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让其参与新中国法治建设。即使后来王明拒绝深刻反省错误，党中央和毛泽东仍保持宽容。1950年，他提出赴苏治病，中央在同苏联方面交涉获准后予以同意。1956年党的八大上，王明仍被选举为中央委员；长期留苏期间，中央还专门派保健护士、警卫员和针灸大夫协助其治疗，期待他能幡然醒悟。

这种“不因其过而弃其人”的宽容，不是无原则的妥协，而是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精神。毛泽东深知，革命事业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即使是犯过严重错误的同志，只要愿意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出力，就应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正如《菜根谭》所言：“径路窄处，留一步与人行；滋味浓时，减三分让人尝。”毛泽东的宽容，既坚守了原则底线，又展现了包容胸怀，不仅化解了党内矛盾，更增强了党的凝聚力与战斗力。

以德报怨，保护蒋氏故居

1949年5月，渡江战役胜利后，华东野战军第三兵团挺进浙东，蒋介石的故乡奉化溪口即将解放。消息传来，部队指战员群情激愤——当年蒋介石曾三次派人挖掘毛泽东的祖坟，这笔血海深仇让战士们摩拳擦掌、群情激愤，纷纷表示要“以牙还牙”，不少人已备好锄头、拉开枪栓，准备捣毁蒋氏祖墓与故居，局面一触即发。地方干部虽极力劝阻，但情绪激动的战士们根本听不进去，争执间，紧急电报一路从前沿阵地发往苏州前线，再转至北平香山的党中央。

浙江奉化溪口蒋氏故居

周恩来拿着电报向正在批改文件的毛泽东汇报，轻声询问“挖还是不挖”。毛泽东抬头，目光平静却不容置疑：“别挖，不许动，反而要保护。”他顿了顿，进一步阐明立场：“我们不信风水，也不做伤风败俗的事，得民心最要紧。”随后特意补上一句：“务请粟裕同志保证执行。”毛泽东的紧急指示从北平香山传往浙东前线：“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

为确保命令落实，粟裕将军当即派参谋长陈士榘连夜奔袭60里山路，赶到六十一师前线指挥部坐镇监督。部队进驻溪口后，不仅在蒋氏故居丰镐房、蒋母墓庐、玉泰盐铺等建筑张贴封条，明确规定“对任何东西都不得乱拿和破坏，保持原样摆设”，并派卫生队轮班打扫看护，甚至聘请蒋家长工继续照料祖墓，由公家供给粮票，让其照常干活。

1956年，蒋介石母亲墓庐围墙被台风掀倒一角，浙江省政府专门拨款3万元修复，让建筑与石碑保持原貌。

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位不同政见的两党领导人再也没有见过面。但毛泽东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从来没有放弃过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1956年，毛泽东曾托章士钊带着他的亲笔信到香港，辗转给半生死敌蒋介石送去一封书信，蒋介石对于毛泽东的来信不觉吃了一惊，没有想到毛泽东会给他写一封亲笔信。当他慢慢展开信纸阅读时，他的表情凝滞了——信中有这么一句话：“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看着信中的内容，蒋介石满眼泪光，激动的心情十分激动，久久不能平复，当他再次合上信纸的时候，已经足足过去了半个小时。

毛泽东一句话勾起了蒋介石对家乡的思念。这份“以德报怨”的宽容，绝非软弱，而是站在民族统一大局的战略考量。毛泽东深知，挖坟报复只会落下“伤风败俗”的骂名，而保护蒋氏故居，既是对历史文化的尊重，更是向台湾方面释放“爱国一家”的善意。正如粟裕在战地日记中写道：“不挖，是气度，更是策略。要让天下人明白，我们的枪响，不为诛心。” 这种超越个人恩怨的格局，与蒋介石挖人祖坟的狭隘形成鲜明对比，不仅赢得了浙东百姓“共产党办事讲理”的口碑，更为日后两岸关系的缓和埋下了重要伏笔，尽显伟人的博大胸怀与政治远见。

改造沈醉：“当年逆子已回头”

沈醉，湖南湘潭人，昔日军统“四大金刚”之一，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特务头子。24岁便担任军统上校行动组长，深受戴笠信任，亲自参与暗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逮捕第三国际代表华尔敦、负责监视宋庆龄、策划暗杀鲁迅等诸多恶行。28岁晋升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35岁升任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手上沾满了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鲜血。1949年12月，沈醉在昆明被卢汉起义部队扣押，后被关押在重庆歌乐山白公馆战犯管理所，成为新中国重点改造的战犯之一。

晚年沈醉

面对这位血债累累的国民党特务，毛泽东坚持“改造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提出“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的政策。在战犯管理所，沈醉并未受到苛待，反而获得了学习改造、重新做人的机会。管理人员不仅为他们提供书籍报刊，组织思想学习，还尊重其人格尊严，让他们通过劳动反思过错。从最初的抵触抗拒，到逐渐认识到自己的罪行，沈醉在高墙内完成了脱胎换骨的转变。1960年11月，他作为第二批特赦人员被释放，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安排下，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

特赦后的沈醉，用余生践行着“浪子回头”的承诺。他撰写了《我所知道的戴笠》《囚徒》等大量文史资料，真实还原军统的黑暗历史，为研究近代历史提供了珍贵素材。

‌1964年，沈醉随全国政协特赦人员考察团到湖南考察，写下象征其人生转变的忏悔诗——《重返故乡有感》：

半生作恶为封侯，今日归来愧更羞；

堪慰家乡诸父老，当年逆子已回头。

诗句直陈自己特务生涯的罪责，“逆子”既指对共产党的敌对行为，也暗含对故乡的愧疚，是其对个人罪孽的深刻反省。

1980年，经调查证实，沈醉曾在卢汉起义通电上签字，并下令下属特务上缴器材，身份被改为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

‌1984年，70岁的沈醉重返故乡湘潭‌，面对父老乡亲，泪流满面，再次写下这首“当年逆子已回头”的忏悔诗，并说：“当年的我，曾是你们眼中的逆子，但现在我已经回头。”

沈醉历任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积极为国家建设建言献策，晚年更致力于两岸和平统一事业。这位昔日的“逆子”，最终成为拥护共产党、热爱祖国的进步人士，用实际行动印证了毛泽东主席“治病救人”方针的伟大。

“刀下留人”，救王光美脱险

晚年王光美

1967年，“文革”的风暴席卷全国，王光美被无端卷入，遭到诬陷、批斗和关押。在极端的政治氛围中，她甚至被错误地判处死刑。就在这一决定即将执行时，相关材料被送到毛泽东案头。他了解王光美自青年时代起便投身革命，从北平到延安，从土地改革到新中国建设，她始终以真诚和执着追随理想。面对这个判决，他没有被情绪或压力左右，而是从一个革命者对同志的基本善意出发，写下了“刀下留人”四个字，让王光美得以从绝境中脱险。

随后，毛泽东又指示有关部门改善她的生活待遇，确保她在狱中不受进一步伤害。这份保护，不是政治考量，而是一种跨越纷争的宽厚与清醒。

在秦城监狱的漫长岁月里，王光美最牵挂的，是自己的孩子们。她与子女天各一方，彼此音讯全无。1971年，刘源等孩子们辗转托人写信，希望能见母亲一面。信件最终送到毛泽东手中。他读完后，只说了一句朴实却温暖的话：“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

正是这句话，让隔绝多年的母子终于重逢。1972年，刘源等四个孩子在监狱见到了瘦弱憔悴却依然坚强的王光美。那一刻，没有政治，没有口号，只有母亲与孩子之间最真挚的牵挂。王光美后来回忆，正是那一次相见，让她重新燃起了活下去的勇气。毛泽东在动荡年代中对王光美的两次保护，并非偶然，而是一种深藏于心的战友情义，是对一个家庭的体谅，对一位女性的尊重。

1983年，经历了人生巨变的王光美来到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站在简朴的农家屋里，她心中百感交集，在留言簿上写下：“深切缅怀毛主席。学生王光美。”这短短一行字，没有豪言壮语，却蕴含着她对那段岁月里所获善意的铭记，也体现了一位经历苦难的女性对历史的平和态度。

回望历史，毛泽东对王光美的两次保护，看似只是简单的批示，却折射出一种深沉的人性力量。它提醒我们：即使在最动荡的年代，善意、情义与担当，仍是支撑人们走出黑暗的光。

善待异见，以宽容凝聚合力

毛泽东在飞机上办公

毛泽东宽容大度，正确处理党内矛盾与党外关系，一切从团结的愿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当中共华中局代理书记饶漱石与陈毅产生矛盾时，毛泽东没有直接评判是非，而是引导陈毅跳出个人恩怨、着眼革命大局，最终化解了党内分歧，维护了团结。抗战时期，面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战与反共摩擦，毛泽东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既揭露顽固派图谋，又留有余地促其改正，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

1967年武汉局势动荡期间，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因思想认识问题陷入争议，面临被“打倒”的压力。毛泽东明确指示：“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来是给他保驾的。”当陈再道当面表示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时，毛泽东非但没有动怒，反而笑着为他出主意，用实际行动化解对立情绪。

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但他始终把自己当成人民的公仆，把群众看成真正的英雄，善于倾听不同意见，虚怀若谷、戒骄戒躁。毛泽东说：“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待人的条件之一。”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博采众长，补己之短，争取更大进步，这是政治家虚怀若谷的具体表现。

在对待党外异见上，毛泽东同样展现出海纳百川的气度。毛泽东礼贤下士，广泛与各界人士真诚交往，从不摆领导者的架势，留下了许多尊老敬贤的佳话。新中国成立前后，他致信邀请民主人士蓝公武，到火车站迎接孙中山夫人宋庆龄，陪柳亚子在颐和园散步聊天，在中南海为国民党元老程潜划船，无不体现出谦恭有礼的宽广胸襟。细微之处见崇高。对于毛泽东的礼遇和关怀，很多人感佩不已。蓝公武曾对子女说过，自己一生经历过几个朝代，接触过各类执政者，没有一位像毛泽东那样崇高伟大、礼贤下士，中国有了希望。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毛泽东的宽容，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党内温度，是“不株连无辜、不报复泄愤”的人间温情，是“化敌为友、团结共赢”的家国胸襟。从处置张国焘叛逃事件到力主选王明为中央委员，从保护蒋介石故居到改造战犯沈醉，从“刀下留人”王光美到团结党内外同志，每一个事例都印证着“厚德载物，雅量容人”的真理，这些瞬间让那段复杂的历史不再只有冰冷。正是这份宽容与大度，让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民心、凝聚了力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最终开创了新中国的辉煌篇章。

历史终将铭记毛泽东的胸襟与仁心，这份跨越岁月的光辉，至今仍闪耀着不朽的价值。今日之中国，依然传承着这份宽容的智慧。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宽容为怀，可聚人心。唯有秉持厚德载物的胸襟，常怀不计前嫌的气度，才能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写于2025年12月8日，修改于12月17日

作者简介：赵志超，湖南湘潭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理事、湘潭市党史联络组副组长、湘潭毛泽东思想研究会特聘研究员。著有《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毛泽东一家人》《走出丰泽园》《播种芳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