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集贤粮站

文/巩钊

前几天路过集贤街道时，突发奇想，想去看看当年曾经为了缴公粮而排长队的粮站。便顺着药王庙什字一直朝北走，觉得大概已经到了粮站所在的位置，可左右环顾，除了垃圾堆后面一个破败不堪的大铁门畅开着以外，很难找到那个灯火通明人潮如涌的粮站了。

改革开放前的国营粮站，和食品站供销社一样，是除了政府衙门外最有实权的三个部门。去食品站买肉需要肉票，可是肉票只有在你缴了猪后才给五斤肉票的，平时要是有个婚丧嫁娶待个客什么的，就要寻找熟人才能买到肉。供销社购买自行车缝纫机要卡片，灌煤油买几斤化肥也要卡片，而卡片又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拿到手的，碱要碱票，糖要糖票，如果老人生病或者生了个小孩，拿着大队开的证明，只能买到半斤的红糖或者是白糖，如果供销社有个自己的人，三斤五斤随便买。粮站更是与群众息息相关，逢个年过节要买米，过个红白喜事要买米，没有熟人你绝对是买不到米的。记得我们村里有个在粮站做饭的人，虽然权利不大，可是会办事，邻居谁家只要有事求他，都是慷慨答应，所以每次回家自行车货架上都驮着小半袋米，因此上成了村里最为活跃说话最有影响力的人，穷家小户都能用得上，八七年我结婚时父亲就是托他才买到的米。

别看着现在的粮站门前冷落车马稀，四十年前可不是这样的。各生产队下午五点以后用手扶拖拉机和马车把晒干扬净的麦子拉到后，在门口排队等候，排的队少说都有一里路长。路边卖热包子的卖热油饼的，卖西瓜冰棍的，摆摊卖烟的，穿梭于各个车辆中间，展开七寸不烂之舌，想方设法拉进关系，我姑家就在你们七队，你外甥女就是我表弟媳妇，鼓动坐在车顶上饥肠辘辘哈水直流的人，可以用麦子来换他的物品。这时候任你再会说，车上的人们只是个笑，没有人会答应他的话，因为只有把粮入了库以后拿到过磅单了才能任意地大吃海喝。

受了几个年长人的鼓惑，说是粮上完了包子油饼可以随便吃，想吃几个吃几个。我便报名要去上粮，目的是想一饱口福，在给队长说了几箩筐好话后，并且有保证能起掮口袋，才终于爬上了装得满满的车顶。距离粮站路还很远，就看到了依次排着的长龙。在人声鼎沸的粮站门前，有赤着身子一步三回头骂骂咧咧的人，有手里拿着没有吃完的油饼急匆匆想回去给媳妇骚个轻的人，有垂头丧气把粮食没有验上给回拉的人。总之形态各异，验上粮的心怀侥幸心理，谢天谢地这个苦没有白受。没验上的，不是骂粮站狗日的难为人，就是骂他娘的比苏联人还日的细。

那个时候公社有派到各大队催粮的干部，大队又有分到各生产队的干部，从早上天未亮开始，像个催命鬼似的挨家挨户喊叫。人们顾不上吃饭，心急火燎的把粮食拉到粮站，可是粮站的工作人员按时上下班，该吃饭就吃饭，该休息就休息，一点都不急，真是应了那句“急病人慢大夫"。各大队还有专门负责和粮站协调关系的人，这个人必须和粮站人是同学故交或者亲戚，拉一车西瓜谄笑着放到粮站的灶房，好烟好酒放在主仼的办公室，只有这样在轮到了自己大队上粮的时候，才能和粮站人搭上话，不至于实在为难。

终于到了凌晨两三点的时候，轮到我们队上了。把车上装满粮食的口袋全部卸下，解开绑扎封口的绳子，像是等待着领导们检阅仪仗队一样整齐摆放两排，十几个小伙子个个睁大双眼，神情庄重肃穆，没有了刚才的嬉笑怒骂，唯恐惹的验粮人不高兴，这今晚上就白跑一趟。队长已经拆开了一盒二毛九分钱的大雁塔香烟，递给了在验粮人后面跟着的大部干部，平时说一不二的形象在这里变得猥琐不堪，不停的扑闪着本来就睁不大的眯眯眼，像是在准备躬迎圣驾似的卑躬卑膝，满脸都是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验粮人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虽然布满了灰尘，可是掩盖不了平展展硬铮铮的领口和袖头，这明显是价值不菲的高档成衣。嘴里的半截子烟沾在嘴唇上面，在眼看着看着快要掉下来的时候，他漫不经心蠕动下唇轻吸一口，两股青烟又从长满黑毛的鼻孔喷了出来。手里拿着根一米长的空心铁杆，从口袋上端插到了底部狠狠转动一下，再抽出来轻轻一拧，就从铁杆上梢露出了半把麦粒，随便捏上几颗扔进嘴里，用大黄牙上下略一咯嘣，“呸"的一口吐在地上，在逐个抽完每个口袋后，回过头对紧跟其身后的青年人说道：“五级白麦，风"。就又迈开鸭子步，走向后面的一家。

这一关验收了，只能说明麦子没有水分，五级白麦这没有啥争议，”风"，就是说下来还要上风车、过振动筛子，风车是两米高的高台，这是考验意志和胆量的时间，左手稳往口袋的平衡，右手攥紧已经解开的口袋，站稳后松开右手，让麦子流进风车中。这个时候必须掌握角度，要不然肩膀上的口袋失去了重心，人会掉进风车的漏斗里。风过的小麦重新装进口袋，待监督风车的人在划级单盖上章子才算过了关，当然不管是风车吹下还是振动筛筛下来的麦子，统统都归粮站所有。最后才一人掂着一个口袋入库，库房里面用几丈长的木板做为梯子，人必须踩着钉好的板条走上去，要在管理员的监督下把麦子倒在粮堆的最高处。也就是在这个关健时刻，决定是吃肉包子还是喝西北风的时间到了。窍门就在倒口袋的一瞬间，用手攥紧口袋的两个角，把角里的麦子控制在手中不往下倒，然后把口袋随便向胳膊上一搭，若无其事的走出来。这时候口袋都是不除皮的，只统计数量，一个口袋标准是扣除三斤的毛重。

出了粮站，找一个偏僻人少的地方，顾不得擦去汗水和尘土搅和在一起形成的满身污垢，把所有口袋角剩下的麦子倒在一起，就有少半口袋子麦。这时候队长的神气又出来了，由他发号施令，决定是用麦换热包子还是油饼。一斤麦能换两个油饼或者是两个热包子，还可以换二斤西瓜五个冰棍。吃饱之后如果还有多余的麦，每人再吃一个冰棍或者发上一包九分钱的羊群烟，一直到把剩下的麦子消耗完，就是坚决不敢拿回去。所以来上粮的人都是畅开肚皮吃，吃的喉咙里饱嗝儿打上三五个后，才肯停下伸向包子笼里面的手，再用手抹去嘴周围的油渍，摸着已经明显胀了很多的肚子，想着已经挣到手的三十分工，还吃了个圆肚肚，个个是皆大欢喜，忘记了刚才的胆颤心惊和可怜巴巴。

那个时候我经常想着：粮站外面这么多说是卖吃货的，实际上都是拿偷出来的麦子换，谁也不掏自己口袋里面的钱，那么粮站人不知道这里面的猫腻吗？听说这些摆摊卖东西的不是粮站人的亲属就是给领导上了贡的。

粮站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与国家政策调控有关系，也与这些官仓放养的老鼠大肆吞食有关系。一个个吃的硕大无比，腰粗腿短耳朵尖，皮光毛亮尾巴粗，最后还老死在粮食堆里。

粮站做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还有印象，可是十年二十年以后，谁还知道曾经有过粮站这个部门呢？